美國即將卸任的財長保爾森近日拋出了“這次危機部分緣于新興市場國家的興起對全球金融體系的重構”的觀點。這樣的嫁禍于人似乎太露骨了。

　　現任美國聯儲主席伯南克在上任前曾有一個十分驚人的理論。他認為，傳統的貿易理論框架無法解釋美國不斷上升的、規模巨大的經常賬戶赤字，這需要從新的視角來解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并非在美國國內，而是在國外，也就是全球的儲蓄過剩。“世界正在遭受‘儲蓄過剩’之苦”，“美國經常賬戶逆差，與其說是美國揮霍造成的，還不如說是其他地區過度節儉的結果”。這一概念在提出的時候就成為具有極大爭議的經濟學命題。但他被任命為美國聯儲的主席后，這個理論受到了更多經濟學家的附和，包括一些中國經濟學家。

　　當時美國經濟的主要問題是所謂雙赤字問題（twin deficit），即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并存。實際上美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一次雙赤字，那是在1980年代初期。財政赤字的出現顯然是和越南戰爭有關，而當時美國自己對于貿易赤字出現的解釋是：日本和德國等國家自身貨幣對于美元匯率低估，這侵蝕了美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之后的1985年9月22日，美、日、英、德、法五國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在美國紐約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決定五國聯合行動，有秩序地使主要貨幣對美元升值，以矯正美元估值過高的局面。這項聯合聲明被稱作“廣場協議”。結果美國重新獲得了國際競爭力，而日本則陷入了15年的經濟衰退。

　　重溫這段歷史就很容易明白前文所提的，美國新雙赤字問題出現后，其一系列對外政策的用意。當時伯南克的講演中，提出的對其他國家經濟政策的建議就似曾相識：發展中國家改進投資環境，重新以債務國的角色進入國際資本市場；在發展中國家中推動金融自由化；通過調整使得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逐漸回到一個合適的水平；鼓勵發展中國家逐步建成一個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等。

　　當時的許多中國政策研究確實應合了這種經濟學主張，例如，認為外匯儲備的增加是一個巨大風險的來源，同時認為必須盡快消除中國的貿易順差。因此我們在2005年開始人民幣的升值，同時在2007年大幅度調整了出口退稅和其他貿易政策。但之后負面結果逐漸展現，大量的出口企業開始經營困難，而2008年的全球經濟衰退對這些企業更是雪上加霜。與出口相關的制造業企業和房地產企業陷入了困境，并導致了大量的農民工返鄉。農民工群體受到了很大沖擊。

　　為了應對困難，我們不得不停止人民幣升值，甚至偶爾還要貶值，同時2007年貿易政策的調整幾乎都“反其道而行之”，使其恢復原樣。從這樣一個反復，我們應該能夠學到一些東西。可能是為了幫助我們加深印象，美國即將卸任的財長保爾森在2009年1月1日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拋出了“這次危機部分緣于新興市場國家的興起對全球金融體系的重構”的觀點。他認為，中國和石油輸出國的巨額儲蓄，為全球信貸泡沫埋下了禍根，導致了后來的危機。

　　這樣的嫁禍于人似乎太露骨了。因此美國企業研究所經濟學家、曾作為美聯儲主管貨幣政策事務高層官員的維森特·萊恩哈特（Vincent Reinhart）對此做了下述評論：“當情況變得很糟糕的時候，人們總是會傾向于去指責他人，這已經成了華盛頓一個流行的政治傳統。” 隨后，中國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宣昌能在新聞吹風會上表示，將金融危機的根源歸咎于中國和新興市場是站不住腳的。第二天，央行研究局局長張健華在中國的《金融時報》反駁，稱保爾森的這種觀點屬于“強盜邏輯”：“事實上，美國的經濟政策、金融監管和金融市場的多重失誤，才是造成危機的根本原因。”

　　曾幾何時，保爾森一直被我們認為是最理解中國的美國政府官員，而且可以稱之為中國的老朋友。這一個“強盜邏輯”的指責著實體現了說話者心中的憤怒。回想伯南克2005年的理論：“美國經常賬戶逆差，與其說是美國揮霍造成的，還不如說是其他地區過度節儉的結果”，這是不是也有一些“強盜邏輯”的性質？

　　自己的問題要歸咎于他人，在某種程度上似乎也是人類的特點之一。回想過去，華爾街金融機構的高管們拿著天文數字的工資，做錯了事，救助的資金還是來自于政府財政資金。而這些財政資金都是來自于美國普通人的納稅，但這些納稅人也似乎就認了，沒有要那些高管用自己的財富來承擔責任。所以，世界上存在“強盜邏輯”似乎也是一種無奈的事情，但是在遭遇“強盜邏輯”時不明就理，還要作為新理論加以闡發就更使人無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