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24個年頭。按照胡繩提出并得到黨史界多數人贊同的中共黨史歷史時期劃分，這個時期無疑是中共黨史研究中分量既重而研究又比較薄弱的部分。由于關于這個時期的研究論著很多，涉及面非常廣（多數不是史學論著，而是從現實需要出發的研究論著，但對歷史又有所涉及），加上這24年畢竟離我們太近，有些事情還看不清楚。因此，本文僅就經濟體制改革的研究作一點介紹，遺漏和錯誤恐怕難免，歡迎批評指正。

　　一、 關于改革起點的分析

　　為什么中國與蘇東等國80年代的改革造成了90年代截然相反的結局？鄭謙認為，原因在于改革起點與路徑的選擇。從改革的曲折而到“文革”，因為“文革”的失敗又走向改革，這是我國的突出特點。[1]

　　鄭有貴和關海庭則對中國改革從農村起步這個特點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認為這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關海庭認為：“ 改革是一個復雜的社會過程，是社會各種利益集團圍繞著制度、體制的一種公共選擇行為，必然影響到社會中千千萬萬人的切身利益，涉及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改革能否成功，從某種意義上講取決于改革方案被社會多數人認可和接受的程度。因此，在改革之初選擇社會阻力較小，多數人都能受益，又能帶動全社會變革的改革方案作為改革的突破口，是極其重要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開始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就是當代中國改革起點的合理選擇。愈是隨著中國改革進程的發展，這種合理性就表現得愈加明顯。”[2]

　　關于為什么要改革，周業安認為：“在研究過渡過程時，首先假定市場經濟優于計劃經濟足不夠的，合于邏輯的應該足首先回答為什么計劃經濟體制不行了？一些人從產權理論的角度分析廠傳統體制下國有產權安排的高成本問題。有人還通過對人民公社和合作社經濟績效的比較分析來支持其結淪，發現合作社由于賦予了社員退社的權利而獲得了較高的全要素生產率。從契約執行的角度看，如果把計劃經濟體制看作是一個多層委托代理關系，那么，委托代理層次越多，體制的總代理成本就越大。這類模型實際上是對產權觀點的一個正式證明，但模型本身又進一步揭示出產權理論應用的—些條件，即當事人機會主義行為的危害程度與公有經濟的規模直接相關，這似乎預示著公有制規模的縮減有可能弱化其低效率程度。

　　撇開產權有效性的爭淪，傳統體制影響經濟績效的其他機制是否存在？產權實際上是一個正式契約關系，新制度經濟學還強調非正式契約關系的重要性。當委托人賦予代理人相對獨立的經營活動空間時，代理人出于工作的需要會建立—個關系網，以確保低成本獲得相應的資源和市場機會，這種關系網一旦形成，就會給委托人帶來新的不確定性，代理成本可能因此增加。如果經營環境在變動的制度環境中，高不確定性迫使委托人更多地依賴關系來監督代理人，這就使代理人的相對地位越來越高，代理人憑借其關系資源逐步獲得了事實上的控制權。在這種理淪看來，內部人控制不僅要從度量成本及機會主義行為去理解，而且還要從社會網絡上去尋求答案，而社會網絡其實就是非正式合同關系。不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互動關系及其后果還不清楚。“[3]

　　林毅夫等則從發展戰略的角度，分析了傳統經濟體制形成的原因、后果，回答了改革的起點問題。

　　而彭柱年則認為：“眾所周知，中國與前蘇聯及后來的俄羅斯的改革起始點是不同的：中國改革開始于經濟領域，而蘇聯改革開始于政治領域。”[4] 實際上，蘇聯也是從經濟領域開始的，只是推不動，才轉而從政治領域尋找突破口的。

　　秦暉則從改革前中國計劃經濟水平低（實際上“命令經濟”）的角度分析，認為“一般地講‘命令經濟’的改進比較簡單。因為原有的‘計劃’本來就不科學、非理性，在計劃改進方面大有余地可發揮；而要走向市場呢，只要放棄了瞎指揮、放棄用‘農民戰爭’的方式搞經濟，給市場一個良性生長的環境就行了。”[5]

　　外國對改革原因和起點的研究，主流學派對原有經濟體制和效果持明確的否定態度。例如美國的有關專家就認為：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綜合要素生產率幾乎是停滯甚至下降的，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生產要素的增加，如果從勞動生產率發展的角度看，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經濟發展是一個失敗的記錄。這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6]

　　經過比較，西方學者發現，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原因，除了采取“漸進式”的過渡外，最主要的是中國確實存在一些有利的初始條件。他們認為經濟過渡的初始條件對過渡的方式、道路、進程和績效都具有重要的影響。有的把中國工業化水平低看作是有利的條件（即外延性增長和“粗放型”發展的空間很大）；有的則強調在集體主義中成長起來的中國家庭比俄羅斯家庭更能夠經營小規模企業；有的則認為毛澤東時代的節制使中國能夠在沒有嚴重國際債務和劣等信用的條件下開始進入世界經濟；有的則指出，分散于地方管轄區的工業所有權增強了地方干部對工業的經驗和興趣；有的則認為，毛澤東時代留下的堅實的政治基礎結構同新的稅收激勵一起為中國農村的快速工業化奠定了基礎。還有的認為，中國改革前社會保障網覆蓋面很小（大約20%，主要是在城市和國有部門），因此不僅改革只輕微觸動很小的既得利益，而且政府也不必為了維持穩定而把國民收入的很大比例用于社會保障。[7]

　　世界銀行考察團則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前在農業基礎設施、工業生產能力以及社會組織等方面都具備了良好條件，只是體制造成了效率低下，一旦放權，引入激勵機制后，農民和城市的輕工業就可以很快發展起來。換句話說，改革前物質投資的滯后收益使改革的初始條件非常有利：“中國并不是由于深刻的宏觀經濟危機而被迫實行改革的。因此，中國在發起改革之時沒有必要同時實行嚴厲的緊縮政策。事實上，那時，中國的財政帳戶和國際收支保持了大體平衡，儲蓄率也已達到高水平。”“中國國內幾個重要領域的初始條件對改革是理想的。和處在過渡時期的許多其他社會主義經濟的情況不同，中國的改革是對社會經濟壓力而不是深刻危機的反應，無需采取重大的穩定措施意味著它不需要施行‘休克療法’。中國還收益于其與香港和海外華人社會的歷史聯系，這一聯系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8]

　　二、關于改革過程和特點的分析

　　中國的學者多從實證的角度，以一種親身參與的興奮和喜悅來關注和研究。充分肯定改革開放是中國學者的共同特點。

　　趙凌云認為：“中國經濟體制轉軌的歷史起點是傳統高度集中統一的指令型計劃經濟體制。這一體制的基本特征，歸結到一點，就是采用純粹的指令型計劃手段動員和配置資源，排斥市場機制的能動作用。經過20年的改革，這一體制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轉軌已經取得重大階段性成果。……

　　中國經濟體制轉軌是伴隨著對舊體制的改革而展開的。因此，中國經濟體制的轉軌道路實際上與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道路是一致的。談論中國經濟體制轉軌道路，實際上是談論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道路。盡管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轉軌道路進行理論上的概括有困難，但我們仍可以從實證以及比較的角度概括出這一道路的諸多特色。

　　從發生學角度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轉軌的發生過程具有不同于其他轉軌經濟國家的特征。這突出表現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轉軌的發生是理性選擇與路徑依賴相結合的產物。其他轉軌經濟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過程的發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傳統經濟體制弊病充分暴露，經濟生活的矛盾已經惡化到相當激烈的程度。改革與轉軌是外在力量逼迫的產物。70年代末期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產生，也有傳統經濟體制難以為繼這類客觀因素的作用，但主要是由于“文革”結束后指導思想撥亂反正，在思想認識上對社會主義傳統經濟體制進行理性反思，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進行理性選擇的結果。而這種理性選擇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中國經濟體制演變的歷史路徑。……

　　從形態學角度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轉軌的過程呈現出明顯的路徑依賴特征。從路徑依賴理論的角度看，經濟體制改革與轉軌的每一個步驟都受上一個步驟的影響與約束，同時也影響和約束下一個步驟，甚至決定下一個步驟的走向。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轉軌呈現出這種特色。……

　　從目的論角度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轉軌具有明確的直接目標導向，這就是，逐漸擴大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

　　從過程論的角度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轉軌經歷了一個漸進的、探索性的過程。其他轉軌經濟國家采取理性主義的改革方式，即通過理性的分析、預測，在理論模型的基礎上，制定一攬子的改革與轉軌計劃，激進快速地實施改革與轉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雖然不乏理性主義的色彩，即注重西方市場經濟理論的借鑒，注重改革推進方案的理論邏輯，注重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改革與轉軌理論，在一些具體改革上也注重“一攬子”方案的設計，如在改革中注意配套措施的推進，但是，從改革的推進過程上看，中國避免了“大推進”式的改革方案，而是采取循序漸進，由試驗到推廣，由點到面，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的過程。“[9]

　　洪銀興則從國有企業改革的角度，認為：“中國的改革以市場化為取向，不能不觸及到競爭性市場和產權制度。中國的市場化有三個階段：初始階段創造競爭性市場，當前階段推進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的股權多元化，下一階段是培育現代市場。”[10]

　　盛斌則利用新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從改革的“政治邏輯”角度，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特點進行了分析，比較了“實驗主義說”與“趨同主義說”的差異。盛斌認為：“中國改革的進程是與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相緊密聯系的。每一階段的改革都是以執政黨在意識形態領域上的理論突破而開始的。”[11]

　　外國學者（多為中國問題專家）則多以旁觀者的身份，從國際比較或改革開放前后比較的角度，以比較冷峻的眼光來研究和分析中國的改革開放。例如著名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哈里？哈丁就稱改革開放為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他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對于中國而言無異于‘第二次革命’，它不是那種毛澤東式的‘疾風暴雨’的革命，而表現為有序而緩慢的變革，但它所引起的變化比一場‘疾風暴雨’式的革命甚至更為深刻，……必須看到鄧小平的理論與毛澤東思想有根本性的區別，他們把中國引向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12]

　　日本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近藤邦康與和田春樹在他們合編的《改革與改革開放——中蘇比較分析》（1993年由東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書中，則將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劃分成以下五個階段（他們是以最高領導人的更選和政策的變化為依據進行階段劃分的）：（1）轉向改革開放（1978年12月—1982年9月）；（2）改革開放取得進展，問題也日趨明顯（1982年9月—1987年1月）；（3）改革路線的繼續與天安門事件（1987年1月—1989年6月）；（4）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緊縮（1989年6月—1991年9月） ；（5）提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91年9月—） .至于為什么從1991年9月劃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而不是像國內學者一般以1992年1月鄧小平南方談話為線，他們的理由是： 1991年9月末，召開了黨中央工作會議，宣告三年的治理整頓結束，呼吁國營大中型企業進行改革。大約一個月后，公開發表的江澤民的總結講話強調了經濟建設中心和發揚民主，指出如果我們黨本身不腐敗不變質，那么誰也不能使我們和平演變。這同曾強調反對“和平演變”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7月1日中共創建70周年的演說相比，顯然論調變了。[13]

　　三、關于改革效果的分析

　　周業安認為：“僅對改革過程的規范分析肯定沒有足夠的說服力，因為一些學者發現，中國與前蘇聯的‘改革起點’是不同的。用改革起點的差異來解釋改革績效的觀點等于否定廠改革路徑本身的作用，這就迫使我們必須回答漸進式改革路徑和中國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或者說必須考慮改革方式的資源配置效應。利用—個簡單的”主導部門—競爭性邊界“模型，可以證明在改革初期繼續維持舊體制而不瓦解它，對于保持改革后的經濟增長是必要的，并且體制外增量改革及體制內增量改革都有助于生產的增長利市場化本身。其他模型也證明，通過談判的方式來逐步界定政府與企業的權利關系有利于企業績效的改進。同時，有人用一個國有部門的主導廠商模型進行模擬，發現只要存在進入競爭性邊界的強烈反應，對產出增長來說，改革的起點雖然重要，但不是決定性的。特別是改革之初大量集體經濟企業的存在反而降低廠個體經濟的進入速度，而且同有企業對補貼的程度的微小變化會產生較大產出效應，這使得逐步取消國有企業的補貼有助于確保改革過程中產值增長的持續性，從而避免了前蘇聯的經濟大滑坡。”[14]

　　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就，趙人偉認為：在所有制方面，打破了“一大二公”的格局，初步形成了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多元化所有制結構。市場機制在一些重要領域開始發揮基礎性作用，競爭性市場體系的建設有了顯著進展，市場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宏觀經濟管理方面，從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的轉變取得了重要進展，通過財政、稅收、金融、投資等體制的改革，以經濟手段為主的間接調控體系已經初步形成。勞動就業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全方位、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已經基本形成。關于中國經濟改革的經驗：第一，改革和發展（增長）同步進行，兩者互相促進。第二，漸進的改革方式，有利于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風險。關于教訓：他非常贊同薛暮橋的分析，即1988年的價格“闖關”和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對國有企業實行的承包制，是兩個值得吸取的教訓。他甚至稱這兩條為“改革的誤區”。[15]

　　關于中國改革對主流經濟學理論的挑戰。比如改革的啟動時利用已有的體制為市場服務，特別注重試驗，注重要照顧各方面的利益，爭取社會的支持等等，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實用的。比如中國不是先講“破”，在“破”之前就注意到要“立”。確實與其他轉軌國家的想法不一樣。有些人認為中國的經驗不容忽視。把中國、俄國和波蘭這三個最大的轉軌經濟國家放在一起研究，天真的資本主義改革者的許多觀點正受到越來越多的置疑。

　　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給不同社會階層帶來的后果，曹子堅則從改革是對利益分配格局進行調整的角度，分析了改革過程的不同階段和不同后果。他把改革分為三種類型：（1）“帕累托改革”：改革至少使一個人受益而沒有任何人受損。（2）“完全補償的非帕累托改革”（“非帕累托改革”是指改革至少使一個人受益但同時至少一個人受損）：對改革的受損者進行補償，使之事實上不受損害；又稱“卡爾多改革”。（3）“不完全補償的非帕累托改革”：對改革的受損者進行補償，但補償不足以彌補受損者所遭受的損失（甚至沒有補償）；又稱“非卡爾多改革”。按照上述分類，他認為“從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大致經歷了一個由帕累托改革到卡爾多改革再到非卡爾多改革的過程。”“1、中國農村承包制改革是典型的帕累托改革。”“2、中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在前期階段（通常指1992年底以前），具有明顯的卡爾多改革的特征。”“3、城市改革全面展開以后，由于城市經濟的必然要求，并受制于政府的補償能力，改革具有越來越突出的非卡爾多改革的性質。”[16]

　　關于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速度，國內外絕大多數學者都是肯定的，只是對經濟增長的具體統計數字看法不同。國外的有關機構和學者，在非正式場合多對我國官方公布的統計表示懷疑甚至否定，不過正式的研究成果大多認為中國公布的經濟增長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偏高。例如世界銀行研究報告（1997）就認為中國1979—1995年間的GDP年均增長率應從官方的9？9 %修正到8？2 %；世界著名經濟學家麥迪森則認為同一時期的GDP年均增長率應為7？5%.[17] 國內對統計數據可靠性的討論也很熱烈，但多是從體制、微觀或個案角度，針對地方或部門的虛報浮夸現象，提出批評或質疑。從總體和大跨度上來重新估算改革開放以來統計數字的（甚至包括改革開放前1953—1977年），是孟連和王小魯2000年發表的《對中國經濟增長統計數據可信度的估計》。他們通過測算，認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速度有“虛增”問題，因此，1978—1997年間，GDP年均增長率應由統計局公布的9？9%調整為8？4%，其中1979—1991年期間應由9？2% 下調為8？2%，1992—1997年期間虛增明顯，應由11？5 %下調為9 %.[18]

　　另外，關于中國發展水平的估計，國內外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如何看待人民幣與美元的實際比價，以及由此折算成美元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按照人民幣與美元的官方匯率來計算，顯然與中國的實際發展水平有較大差距。因此世界銀行在計算中國國民生產總值時，就采取了按實際購買力平價計算的方法。世界銀行《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計算的1995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2920美元，[19] 而按照當年人民幣與美元的年平均匯率（100美元＝835.07元人民幣）計算，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4746.9元人民幣，折合美元568.4元。另外，按照《世界銀行地圖集》采用的方法，1995年中國大陸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620美元（當年價格）[20] ，與按官方匯率計算的數字相差不多。根據近些年國內比較認可的估計，1995年絕對購買力平價為一美元合4.2元人民幣[21] ，照此計算，1995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1130.2美元。一些研究經濟史的學者也認為最后這種計算方法比較準確。[22]

　　關于改革的效果，曾經提出著名“休克療法”的美國學者薩克斯與胡永泰、楊小凱合著的《經濟改革和憲政轉型》中認為，中國的“雙軌制改革”雖然從短期看收益很大，導致了經濟不但沒有下降反而高速增長，但是“從長遠來說妨礙憲政轉型，這種代價可能會遠遠高于在消除既得利益方面所得到的短期收益。”[23] 吳敬璉也認為，改革雖然取得了重大進展和很大成就，但是“從轉變資源配置方式的角度看，改革的大關并沒有過。”[24]

　　四、關于改革的中外比較

　　近十年來，國際經濟學界逐漸興起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過渡經濟學”，這是以研究計劃經濟如何向市場經濟過渡或轉變為主要內容的—門學問。目前過渡問題的研究內容既包括過渡的性質、目標、過渡方式和條件，也有對過渡的一般規律、基本理論的探討；不僅有對過渡國家的整體研究，也有針對不同國家不同過渡特點的實證研究。

　　中國和蘇聯（后為俄國）是兩個社會主義大國。1992年俄羅斯改變了1991年前實行的漸進式改革，轉而實施“休克療法”式的激進改革，但是國民經濟遇到了連續的高通貨膨脹和持續的經濟負增長。與此相反，中國經過穩妥地漸進式改革，不僅渡過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階段，基本建立了市場經濟的框架，而且保持了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中俄兩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殊途同歸和效果差異巨大，自然引起學者的關注，并將二者作為比較的對象。

　　關于中國經濟改革的特點，美國Dwight H.Perkins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亞洲類型有三個特點：第一，經濟改革優先于政治改革。第二，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 國家要窮得多。第三，在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改革起步時多數人口從事農業；在工業產出中，多數來自于中小工業。

　　趙人偉提出，還可以加上另外三個特點：

　　第一，從蘇聯學來的經濟體制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部分所起作用的強度是不一樣的，作用最大的僅限于國民經濟的主體部分，即工業化了的部分，而對分散的農業和小工業，控制的程度就要低一些。這一特點為中國改革采取漸進方式和先打外圍后攻堅提供了一個空間。

　　第二，中國經濟改革的起點比蘇聯和東歐國家都要低。

　　第三，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同經濟發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中國不僅在經濟體制的轉型上有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而且在經濟發展的轉型上有一個從習俗經濟或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有一個從二元經濟向現代經濟轉變的過程。盡管中國的經濟改革一開始就是以市場為取向的，但在改革目標的選擇上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卻花了大約14年的時間。[25]

　　劉文革、袁慶壽認為：“原蘇聯、東歐國家由政治劇變為背景，向以全面私有化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過渡，大多采取了‘激進式’改革方式。其核心內容是：緊縮貨幣、財政，一次性全面放開物價，在經濟各個領域快速實行自由化、私有化，力圖在短時間內實現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與原蘇聯、東歐國家改革道路不同，中國的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基礎上按漸進方式推進的過渡。中國的改革具有以下明顯的特征：（1）中國的改革是工業化和市場化雙重轉型的統一；（2）中國的市場化是以社會主義制度為基礎的體制轉軌；（3）經濟過渡不僅涉及資源配置方式和經濟體制轉型，而且包括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的深刻變化；（4）經濟過渡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6]

　　關于中國與俄羅斯（包括前蘇聯）兩個國家經濟改革及效果的比較，劉文革、袁慶壽對其研究成果做了如下系統地綜述：

　　沿著中國與俄羅斯改革效果差異及其原因這—線索，國際經濟學界圍繞中國與俄羅斯過渡經濟的一系列問題，包括過渡方式、過渡性質、過渡目標等展開了廣泛的探討和爭論。

　　（—）改革的初始條件、目標與性質

　　關于改革的初始條件，其基本觀點是中國與俄羅斯在改革之前，國情、國力、經濟結構、經濟發展程度等有很大差別。這些差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國轉軌政策與結局不同的原因。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是“激進改革”的設計師、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薩克斯以及另一位學者胡永泰。錢穎一等人則把中國改革的成功歸結為傳統體制的M型結構的作用，從另一個角度論證了初始條件對中國改革成功的巨大影響。這—觀點普遍流行。

　　一批中國學者則從改革的根本目標和性質上的差異，尋找中國改革成功、俄羅斯改革失誤的原因。他們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出發，認為中國改革的根本目標是堅持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方向，因而改革的性質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豐富和完善；而俄羅斯改革則把私有化定為目標，走上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革道路，從生產關系上來講是一種社會倒退，因而改革不可避免陷入失敗境地。較為系統論述這一觀點的代表首推張宇博士（1997）。

　　（二）改革方式

　　從中國與俄羅斯的改革過程來考察，兩國改革的明顯差異之一即是改革方式。從兩種不同的改革方式人手解釋兩國不同的改革效果是當前理論界主流，正如林毅夫等（1994）指出的那樣，既然改革效果截然不同的對比雙方，在改革起點和市場化改革目標上沒有根本的差別，則可能的判斷就是，這種不同的改革效果產生于改革方式的相異性。由于改革方式有著豐富的內涵，因而國內外學者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從理論到經驗上對兩種改革方式差別進行了多種解釋，劉文革、袁慶壽將其概括為以下幾種：

　　1.基于經驗性認識論角度。漸進式改革成功原因在于，它是通過試點漸進地、分階段地、由局部到整體逐步展開的過程。

　　2.基于改革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漸進主義的優點和向巾場經濟過渡中的合法性》（1995）是一篇頗具代表性的文章。在這篇經常被援引的文章中，美國學者迪瓦特里龐特和羅蘭德提出：“當用于改變現存的政治約束的補償成本較之迅速重組的資源配置收益來得更大時，漸進主義就比完全迅速的改革更佳”。在我國經濟學界，從改革成本與收益角度來探討漸進改革優勢，比較典型的代表是樊綱（1993）。鄒薇和莊子銀（1995）進一步模型化了改革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3.基于改革的速度角度。改革的過程是有成本的，否則瞬時過渡將成為最優的選樣。正因為改革成本的存在，于是理論上便有一個最優過渡速度問題，卡斯坦海拉和羅蘭德（1994）構造了一個類似于新古典的投資均衡的時間連續模型。按照這個模型可以解釋過渡速度會給改革帶來的結果：如果改革速度太慢，國有部門仍然受到交叉補貼，那么工資就會高于最優水平，這意味著私人部門的發展將受到限制；相反如果改革速度太快，私人部門同樣得不到發展，這是因為激進的改革因為國有部門產出急劇下降而減少國民收入，從而減少消費和儲蓄，進而投資減少。

　　4.基于信息角度。代表人物足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他在又一部力作《社會主義向何處去——經濟體制轉型的理論與證據》中，運用信息經濟學的理淪分析指出傳統新古典模型中有關信息完全的假設是一個極大的失誤，因而新古典經濟模型不能應用于轉型經濟（激進式改革正是按照新古典市場模式提出一攬子解決方案）。而“漸進式改革”可以避免“信息超載問題”。

　　5.基于存量與增量改革角度。對于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贊同用成功的“體制外增量改革”來概括（樊綱，1993；林毅夫等， 1994；盛洪，1992；苗壯，1992）。俄羅斯—些學者在這一問題上也與中國學者觀點相同。例如：皮沃瓦羅娃教授 （1997）在總結中國改革的七點成功經驗時就談到：“中國集中精力建設新的體制，而沒有將過多的精力用于批評和破壞舊體制”，“改革初期的實踐已證明，走向市場經濟正常的途徑是發展多種所有制形式的經濟，即集體經濟、個體經濟、私有經濟和合資經濟”。

　　6.基于價格雙軌制及宏觀經濟穩定的角度。較早從價格雙軌制角度考察中國漸進改革優勢的是陳抗、杰弗遜和辛格（1993）合寫的著名論文《中國經濟改革的經驗》，在論文中作者們指出：價格雙軌制的建立被廣泛地認為：（1）代表一種保留計劃分配同時又將增量產出拖人市場體制的折衷；（2）通過“變大震為小震降低了經濟改革的風險，雙軌制的增量改革也使價格改革和企業改革的貫徹成為可能”。繼陳抗等人之后，諾頓（1994）在《改革計劃經濟：中國獨特嗎？》一文中概括中國改革方式的特點時，重點指出了中國價格的雙軌制和宏觀經濟穩定對改革成功的意義。著名發展經濟學家麥金農（1994）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漸進式與激進自由化：宏觀經濟控制問題》，也是從傳統國有部門實行價格雙軌制的改革中尋找中國改革成功的答案。其新近出版的著名著作《經濟市場化的次序——市場經濟改革中的宏觀金融控制問題》對此作了進一步深入系統的論述。中國學者張軍（1997）的研究，則更加系統地論述了中國漸進式改革中價格雙軌制與實現經濟穩定在中國改革中的作用和意義。張軍的基本觀點和結論主要反映在其著作《“雙軌制”經濟學：中國的經濟改革（1978—1992） 》中。[27]

　　美籍華裔經濟學家錢穎一則認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對指導其他轉軌國家改革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提出了挑戰。中國將改革視為一個過程，采取了漸進的、“次優”的辦法，“比如改革的啟動時利用已有的體制為市場服務，特別注重試驗，注重要照顧各方面的利益，爭取社會的支持等等，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實用的。比如中國不是先講‘破’，在‘破’之前就注意到要‘立’。確實與其他轉軌國家的想法不一樣。有些人認為中國的經驗不容忽視。把中國、俄國和波蘭這三個最大的轉軌經濟國家放在一起研究，天真的資本主義改革者的許多觀點正受到越來越多的置疑。”[28]

　　前面所提到的薩克斯、胡永泰和楊小凱所寫的論文，則從憲政轉型與長遠的經濟發展角度，論證了休克療法與漸進改革的利弊得失，認為從短期看，前者弊多利少，確實不如后者那樣保持了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社會穩定；但是從長遠看，則是利多弊少，由于休克療法促成了憲政轉型，則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比較好的社會制度環境（法治和對政府的制衡）。

　　丁明則認為中國改革之所以成功，蘇聯改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中國“突破口”選對了：“中國改革從農村率先開始這個突破口選對了，它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時為擺脫傳統的思維定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啟蒙作用。而戈爾巴喬夫選擇重工業為突破口，這與經濟結構的調整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對蘇聯改革的整體進程以及其他許多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29]

　　關于中國與俄羅斯等國家經濟轉軌的代價，秦暉和金雁則從改革的初始條件、改革過程、改革手段、改革目標等方面作了簡明扼要的比較，是筆者近年來看到的比較好的論述。[30]

　　總之，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經濟體制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的同時，卻保證了國民經濟高速穩定的增長，這不能不說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之一；但是，中國的改革還沒有完成，有許多事情今天還看不清楚，因此關于它的研究還將繼續下去。

　　注釋

　　[1] 鄭謙：《中國改革的起點與路徑選擇》，《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5期。

　　[2] 鄭有貴：《為什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從農村率先進行首獲成功》，《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5期；關海庭、吳群芳：《鄧小平與中國改革起點的合理選擇》，《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9期。

　　[3] 周業安：《中國漸進式改革路徑與績效研究的批判性回顧》，《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0[]年4期。

　　[4] 彭柱年：《中俄經濟改革再比較》，《計劃與市場》1996年第4期。

　　[5] 秦暉、金雁：《社會經濟轉軌的代價》，《改革內參》2002年第4期。

　　[6] 拉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發展》，載邁爾斯主編：《兩個對立的社會：40年后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胡佛研究所，1991.轉引自王景倫：《毛澤東的理想主義和鄧小平的現實主義——美國學者論中國》，19—20頁，時事出版社，1996.

　　[7] 參見Andrew Walder：《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8] 世界銀行對中國經濟考察研究叢書：《90年代的改革和計劃作用》，第40—43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3.

　　[9] 趙凌云：《1979～1998年中國經濟轉軌分析》，《管理世界》1998年第6期。

　　[10] 洪銀興：《中國市場化改革漸進式路徑的一種解釋》，《經濟學家》2001年第1期。

　　[11] 盛 斌：《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開放時代》2001年第12期。

　　[12] 轉引自王景倫：《毛澤東的理想主義和鄧小平的現實主義——美國學者論中國》，323頁，時事出版社，1996.

　　[13] 轉引自〔日〕近藤邦康，和田春樹著，韓鳳琴摘譯：《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階段劃分》，《中共黨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4] 周業安：《中國漸進式改革路徑與績效研究的批判性回顧》，《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0年4期。

　　[15] 趙人偉：《對我國經濟改革二十年的若干思考－特點、經驗教訓和面臨的挑戰》，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9年第3期。

　　[16] 曹子堅：《改革的推進方式及其對受損者的補償》，《經濟學家》2000年第6期。

　　[17] 世界銀行：《2000年的中國：新世紀的發展挑戰》，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 Angus Maddison ：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OECD Publication ，France， 1998 .轉引自孟連、王小魯：《對中國經濟增長統計數據可信度的估計》，《經濟研究》2000年第10期。

　　[18] 孟連、王小魯：《對中國經濟增長統計數據可信度的估計》，《經濟研究》2000年第10期。

　　[19] 世界銀行：《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第214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

　　[20] 轉引自世界經濟年鑒編委會：《世界經濟年鑒（1997）》，第85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21] 易綱、范敏：《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因素及走勢分析》，《經濟研究》1997年第10期。

　　[22] 參見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下），第1133-1140頁，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

　　[23] 周實編：《精神檔案——二十世紀末中國經濟學備忘錄》，第522頁。

　　[24] 周實編：《精神檔案——二十世紀末中國經濟學備忘錄》，第4頁。

　　[25] 趙人偉：《對我國經濟改革二十年的若干思考－特點、經驗教訓和面臨的挑戰》，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9年第3期。

　　[26] 劉文革、袁慶壽：《過渡經濟學及其關注熱點：中國與俄羅斯改革比較》，《經濟學家》2000年第3期。

　　[27] 劉文革、袁慶壽：《過渡經濟學及其關注熱點：中國與俄羅斯改革比較》，《經濟學家》2000年第3期。

　　[28] 錢穎一：《目標與過程》，《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9年第2期。

　　[29] 丁 明：《突破口的選擇至關重要——中蘇改革比較初探》，《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4期。

　　[30] 秦暉、金雁：《社會經濟轉軌的代價》，《改革內參》2002年第4期、第5期；詳見金雁、秦暉：《經濟轉軌與社會公平》，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