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認為，在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上，除了立足于趕超型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以外，還有一種更為成功的經濟發展道路，即比較優勢戰略，這是日本和亞洲 " 四小龍 " 實現經濟成功的核心所在。比較優勢戰略使得經濟發展在每個階段上都能發揮當時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從而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并提升資源稟賦的結構。文章指出，實行比較優勢戰略要求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發揮政府維護市場競爭性和規則性的經濟職能，并特別表現在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上。比較優勢戰略與金融危機沒有必然聯系，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具有防范和抵御金融危機的作用。

　　作者林毅夫， 1952 年生，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蔡， 1956 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李周， 1952 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在經濟上趕超先進國家，幾乎是所有落后國家和地區的熱切愿望。然而，幾乎所有實行趕超戰略的經濟，大都陷入諸如日益加深的城鄉貧困化、曠日持久的高通貨膨脹以及積重難返的經濟結構失衡的困境之中。如果這種趕超戰略是惟一的選擇，我們又沒有發現任何采取其他戰略成功地實現趕超發達經濟的事例，則還不能說趕超戰略失敗了，只能說這種戰略的推行和結果是無法回避的。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一些沒有采取趕超戰略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反而取得了快速的經濟增長，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中的明星。第一個成功的事例發生在日本，緊隨其后的是地處東亞的韓國、新加坡、中國的臺灣和香港。在過去數十年，這些經濟以與其他發展中經濟相同的起點，實現了完全不同的發展績效，成為世界經濟中高速、持續經濟增長的典型，被譽為 " 東亞奇跡 "（ 世界銀行， 1995 年 ） .這些成功的發展事例，是否代表了一種可供替代的發展戰略，這種發展戰略的不同之處何在，它對經濟發展理論提供了哪些新的知識，以及當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之后這種發展戰略是否還站得住腳，是本文嘗試回答的問題。

　　一、對 " 東亞奇跡 " 的不同解釋

　　與大多數發展中經濟一樣，日本和亞洲 " 四小龍 " 也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從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上起步的。特別是亞洲 " 四小龍 " 國家和地區，其工業化水平在 50 年代初期仍然很低，資本和外匯十分稀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有 100 美元左右。但是，這些經濟在二三十年的時間里持續、快速增長，并且隨著資本、技術的積累，它們又逐步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業，成為新興工業化經濟，進入或接近發達經濟的行列。值得指出的是，在這些經濟中，高速增長還伴隨著收入分配的相對均等、經濟結構的優化以及一系列社會福利指標的提高。

　　關于日本、東亞 " 四小龍 " 何以能夠成功地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從而達到趕超發達經濟的目標，學術界存在著種種不同的解釋。有不少研究者的解釋已經超出了經濟范疇，以為這些經濟的成功與經濟因素無關。其中一種是從文化的角度進行解釋。例如，有人觀察到日本和亞洲 " 四小龍 " 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認為勤懇耐勞和奉行節儉的儒家文化是這些經濟實現成功趕超的原因 （ 例如金耀基， 1987 年 ） .如果事實真正如此，其他國家實現經濟成功發展的機會就相當有限了，因為文化是不同的，而且難以在短期內發生變化。然而問題在于，這些國家和地區長期以來就一直在儒家文化的濡染之下，但為什么它們并沒有在 16 世紀、 17 世紀率先實現現代化和經濟發展 ？ 此外，同樣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許多其他國家并沒有實現同樣的經濟成功，而許許多多與儒家文化無緣的國家卻更早地實現了經濟現代化 ？ 〖注：如果要說儒家文化的影響，中國應該執天下之牛耳。但是，近代中國經濟落后的歷史表明，作為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她的經濟發展績效并未得益于這種文化傳統。相反，有著類似的思想方法的文化極端主義者，卻知恥于落后挨打的民族地位，喊出了 " 打倒孔家店 " 的口號。可見，用儒家文化解釋不了 " 李約瑟之謎 " ，也無法回答東亞奇跡產生之謎，正如這種解釋本身就否定了用所謂 "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 對著名的 " 韋伯之疑 "（Weber，1991） 所作解釋的有效性一樣。〗

　　第二種解釋是由一些從政治地理的角度觀察問題的學者做出的。他們認為，由于長期的東西方冷戰，美國和西方國家向日本和亞洲 " 四小龍 " 提供了大量的投資和援助，以期減弱社會主義陣營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影響，同時美國也更加樂于向這些國家和地區轉移知識、技術和開放市場 （ 例如 Haggard，1988，p.265；Woo，1991，p.45） .然而，當年卷入冷戰的國家遠不止這些實現成功趕超的經濟，為什么成功者寥寥 ？ 按照這個邏輯，亞洲的菲律賓和大量拉丁美洲國家都應該在這個成功者的名單上；而恰恰是這些國家成為經濟發展不成功的典型事例。可見，由于冷戰的需要而形成的政治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充其量可以視為促進成功的經濟發展的輔助性因素，而遠非決定性因素。

　　從經濟學角度解釋東亞成功原因，吸引了許多經濟學家的興趣，并提供了各種不同的假說。我們可以將這種種觀點歸納為三類。提出第一種假說的學派以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為代表 （ 參見 World Bank，1993；James，et.al，1987） .他們認為這些經濟的成功是由于實行了自由市場經濟，價格扭曲較少，資源配置得當且效率高。但這種解釋過于理想化了，因而遠遠不能令嚴肅的觀察者滿意。因為人們同時很容易觀察到，事實上，這些經濟同樣存在著明顯的政府干預，競爭障礙乃至價格扭曲和貿易保護也是存在的。例如，臺灣省、韓國和日本都曾經積極地采用了進口限額和許可證、信貸補貼、稅收優惠、公共所有制等等手段，以培育和保護其幼稚產業。

　　與此恰好相反，以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 Alice Amsden（1989） 和英國經濟學家 Robert Wade（1990） 為代表的另一學派提供的解釋是，這些經濟的成功是由于政府有意識地扭曲價格、限制市場的作用、利用產業政策來扶持某些關鍵性的戰略產業。誠然，這些干預的確存在，可是，許許多多存在著經濟干預和扭曲價格的經濟，卻往往成為經濟發展最不成功的例子。許多推行趕超戰略的國家，就以其發展經驗表明這種理論假說缺乏說服力。

　　第三種假說把日本和亞洲 " 四小龍 " 經濟發展的成功歸結為這些國家實行了外向型發展政策。由于實行外向型發展戰略需要介入國際競爭，所以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產業必須具備競爭力，從而必須是有效率的 （Krueger，1992） .因此，這種觀點認為，國際貿易對于經濟發展的成功是至為關鍵的。然而，需要質疑的是，經濟的外向型究竟是經濟發展的結果，還是導致經濟發展的原因 ？ 如果是后者，完全可以不惜代價地人為推行出口鼓勵型的發展政策，提高貿易在經濟中的比重，以便達到經濟發展的目標。實際上，那些推行趕超戰略的國家，也經常把鼓勵出口作為其趕超的一個手段。但由于采取的是扭曲價格和匯率以及直接補貼的辦法鼓勵出口，就不可避免地導致資源配置的失誤，經濟仍然陷入重重困境。最近一些經濟研究也發現出口比重和一個經濟總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并沒有顯著的關系 （Lawreace，et al.，1999） .

　　二、一種可供替代的發展戰略

　　任何一種有效的理論，一方面需要在邏輯上具有內部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需要在經驗檢驗中站得住腳。上述關于日本和亞洲 " 四小龍 " 成功地實現經濟趕超的解釋，無疑都觸及事物現象本身的某個方面，但都沒有揭示事物的本質，因而相互之間是矛盾的，而且各自的解釋力都在這種矛盾中彼此抵消了。因此，我們所要提出的理論解釋應該是一種能夠包容上述假說的。

　　從日本和亞洲 " 四小龍 " 的發展經驗來看，它們的經濟發展是一種循序漸進的過程。一個與趕超戰略截然不同的特點就是，它們在經濟發展的每個階段上，都能夠發揮當時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而不是脫離比較優勢進行趕超。表 1 表明，這些經濟在其不同的發展階段上，由于不同的比較優勢，形成的主導產業也不一樣。一個共同的規律是，隨著經濟發展、資本積累、人均資本擁有量提高，資源稟賦結構得以提升，主導產業從勞動密集型逐漸轉變到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面。

　　資料來源： Ito，Takatoshi，"Jap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Are Its Features Idiosyncratic or Universal？"，paper presented at the Ⅺ th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at Tunis，December 17-22 ， 1995. 無論是日本還是亞洲 " 四小龍 " ，在其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沒有明確地宣布過它們實行怎樣的發展戰略。毋寧說，除了香港之外，這些經濟在發展的早期，都曾經嘗試推行進口替代政策或者說作為次級進口替代階段的重化工業優先發展政策。如果照那樣的道路走下去，我們今天也許沒有機會討論所謂的 " 東亞奇跡 " 了。但是，這些經濟與其他發展中經濟不同之處在于，由于這些經濟感受到趕超戰略的高成本和沉重代價，因而較早地放棄了與其比較優勢相抵觸的趕超戰略，轉而按照各自的資源稟賦條件，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從而增加了出口和經濟的外向型程度，達到了比較優勢的充分利用。雖然它們對這種發展戰略從未明確表述，但是可以看出其特點是主導產業在發展過程的每一個階段都遵循了經濟學中所說的 " 比較優勢原則 " ，因此，我們稱之為比較優勢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