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周期這個曾經被視為只有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才存在的經濟現象，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經濟運行中不可否認的基本事實和宏觀經濟調控中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正確認識和科學把握中國經濟波動的規律，對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至關重要。

　　一、中國的經濟周期波動狀況

　　經濟周期是國民經濟擴張與收縮、波峰與波谷不斷交替的運動，具體包括復蘇、繁榮、衰退和蕭條四個階段，用以反映國民經濟在動態的增長中運行的起伏狀態。它通常分為古典型周期和增長型周期兩類。古典型周期是指經濟總量水平的周期波動，也就是產量絕對值指標的波動；而增長型周期是指依經濟增長率上升或下降而定義的經濟周期波動，表現為增長態勢下速度的加快與放慢。

　　經濟周期按時間長度可分為四種類型：（1）短周期，即基欽周期，平均長度約40個月（3－5年）。（2）中周期，即朱格拉周期，平均長度8－10年。（3）中長周期，即庫茲涅茨周期，平均長度15－25年。（4）長周期，即康德拉耶夫周期，平均長度50年左右。

　　新中國建立以后，1949－1952年為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真正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是自1953年開始的，因此我們在這里僅對1953年以來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實際情況進行分析，詳見表1.

　　表1  1953—200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

　　年份　　增長率　　年份　　增長率　　年份　　增長率　　年份　　增長率　　年份　　增長率

　　1953　　　14　　　1963　　  10.7　　  1973　　  8.3　　　1983　　  10.9　　  1993　　  13.5

　　1954　　  5.8　　　1964　　  16.5　　  1974　　  1.1　　　1984　　  15.2　　  1994　　  12.6

　　1955　　  6.4　　　1965　　  17.0　　  1975　　  8.3　　　1985　　  13.5　　  1995　　  10.2

　　1956　　14.1　　　1966　　  17.0　　  1976　　-2.7　　　1986　　　8.8　　  1996　　　9.6

　　1957　　  4.5　　　1967　　  -7.2　　  1977　　  7.8　　　1987　　  11.6　　  1997　　　8.8

　　1958　　22.0　　　1968　　  -6.5　　  1978　　11.7　　　1988　　  11.3　　  1998　　　7.8

　　1959　　  8.2　　　1969　　  19.3　　  1979　　  7.6　　　1989　　　4.1　　  1999　　　7.1

　　1960　　-1.4　　　1970　　  23.2　　  1980　　  7.8　　　1990　　　3.8　　  2000　　　8.0

　　1961　  -29.7　　　1971　　　7.0　　  1981　　  5.2　　　1991　　　9.2

　　1962　　-6.5　　　1972　　　2.9　　  1982　　  9.1　　　1992　　  14.2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3）》、《中國統計年鑒（2000）》整理

　　根據表1數據，用動態曲線來表示，有如下圖1：

　　附圖

　　圖1  改革前后經濟發展波動狀態的比較

　　從圖1可以看出，建國以來我國的經濟周期波動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1953年到1976年，第二階段從1977年到2000年。下面對改革前后這兩個階段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的狀態進行對比分析：

　　第一，從波動的深度看，改革前五個周期波動以古典型為主，波谷平均值為－6.4％，總的呈現為古典型；改革后四個周期的深度平均為6.2％，波動轉變為增長型。谷位的上升表明，我國經濟的增長增強了抗衰退力。

　　第二，從波動的高度看，改革前各周期以高峰型為主，波峰平均值達16.9％，總的呈現為高峰型（波峰年份經濟增長率大于或等于15％即為高峰型）；改革后波峰平均值為13.2％，總的呈現為中峰型（10％－15％）。峰位的下降表明，我國經濟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擴張的盲目性。

　　第三，從波動的幅度看，改革前各周期平均波動幅度為23.4％，為強幅型；改革后平均振幅是6.95％為中幅型。波峰的顯著下降表明，我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在增強。

　　第四，從波動的平均位勢看，改革前波位平均為5.8％，  屬中位型；改革后平均波位是9.3％，屬高位型。  波位的上升表明我國經濟在克服“大起大落”中，總體增長水平有了顯著提高。

　　第五，從波動的擴張長度看，改革前各周期的擴張長度平均為2.2年，改革后為2.5年，  表明我國經濟的增長在擴張期有了更強的持續性。

　　根據以上定量分析與比較，可把改革前波動狀態的特征概括為：谷位深、峰位高、振幅大、平均位勢低、擴張長度短，即“大起大落”；而改革后則可概括為：谷位上升、峰位下降、振幅減小、平均位勢提高、擴張長度延長，即在增長中逐步走向穩定。改革前后的變化可以總概為：由“大起大落”型轉向“高位—平緩”型，這就充分表明，我國經濟的周期波動在改革后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1］

　　二、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分析

　　在西方經濟理論中，關于經濟周期的解釋多種多樣，它們從不同方面對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原因做出了說明。傳統的經濟周期理論認為經濟中存在引起波動的內在力量；實際的經濟周期理論認為波動不過是隨機的和未預期到大沖擊的結果；貨幣主義者和新古典經濟學家把波動主要歸結為錯誤導向的貨幣政策的結果；而新凱恩斯主義者把波動看作來源于經濟內部和外部的各種原因，不過他們認為現代經濟的內在特征擴大了一些這樣的干擾，并使其作用持續存在。［2］

　　應該說，經濟周期的形成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單純地強調起源動力而忽略系統影響，強調沖擊因素而忽略傳導機制，是無助于正確理解經濟周期波動的。因此，我們必須把經濟周期波動的因素區分為內生和外生兩種，從內在傳導機制和外在沖擊兩方面進行系統分析。

　　內在傳導機制是指經濟系統內部結構特性所導致的對沖擊的反應。這是一種內部緩沖機制或自我調節機制，反映了經濟周期的“內生性”。一般來看，經濟周期波動是大工業生產與大規模投資相互推動機制和供求約束機制這兩種互為因果、相互作用的過程。大工業的巨大擴張能力是形成經濟周期波動的物質前提，它與大規模投資緊密相連。一方面，它既為大規模投資的進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其建立與發展又反映了大規模投資的結果；另一方面，大規模投資所產生的巨大需求又是引起大工業生產急劇擴張的重要動因。因此，大工業生產和大規模投資兩者的相互作用，是形成經濟周期波動的首要原因。同時，經濟周期波動還與大工業的擴張力所遇阻力密切相關，這種阻力是由供求平衡狀況形成的，或來自市場需求約束方面，或來自資源供給約束方面。因此，供求平衡約束是形成經濟周期波動的另一個物質性的原因。

　　外在沖擊機制，是指系統外的沖擊通過系統內部傳導而發生的經濟活動，對來源于外生變量的自發性變化，可以是隨機的或是周期的。外在沖擊主要包括：貨幣供給性沖擊；以投資和消費、財政和貨幣需求性的實際需求沖擊；由于農業重大自然災害或石油供應等而導致的實際供給沖擊；體制變動沖擊；國際政治和經濟沖擊等。

　　外在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初始原因，內在傳導則是系統內部對沖擊的自我響應和調整。幾乎所有的外在沖擊都要通過內在機制而最終對經濟過程產生影響，因此，引起經濟周期的基本原因來自于經濟體系內所特有的推動力和抑制力。內在傳導機制決定著經濟波動的周期性和持續性，決定著經濟周期的基本形態，而外在沖擊只是通過內在傳導機制對其產生疊加影響，使基本波型發生變形。經濟的周期波動是經濟內在的傳導機制和外在沖擊共同發生作用的結果。

　　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落后，農業成分比重大，長期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因此，我國經濟周期波動有其特殊原因及傳導機制。

　　1、  固定資產投資的周期波動是造成國民經濟周期波動最直接的內在原因之一。從周期波動看，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波動與經濟波動有顯著的相關性。投資波動決定著經濟波動，并大于經濟波動幅度。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波動的作用主要是通過乘數——加速數機制而形成，同時又受供求機制約束。在擴張期投資的急劇擴張帶動著工業生產的急劇擴張，引起需求的急劇膨脹，帶動社會各種需求連鎖地旺盛起來，從而進一步帶動工業生產以及整個社會生產的急劇擴張。經濟擴張最終會受到供求約束，從而依照擴張時的傳導鏈條，相應導致直接需求和間接需求的萎縮，國民經濟增長也就出現了波動。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經濟增長基本上是粗放式的，固定資產投資成為決定投資波動的主要方面，一直是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主要工具。而政府部門的投資直接服從于政治目標，往往會作出擴張經濟和投資規模的決策。因此，政府投資的波動一直是我國經濟波動的主要震源。隨著政府調控政策工具的增多以及決策的科學化，波動周期明顯變長，波動幅度相應減小，這就反映了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正在轉變。

　　2、農業波動是經濟周期波動的基礎。  這是由我國農業經濟占很大比重和二元經濟結構的現狀決定的，農業對經濟波動雖不構成最直接和最顯著的影響，但卻對經濟增長具有最根本性的影響。工業波動是最易覺察也最易被認可的波動，但它僅是一種表層的波動。既然國民經濟各部門是有機聯系的，經濟發展由農業而至工業是其一般規律，那么，農業就不可能獨立于經濟循環之外，它離工業波動愈遠，對經濟波動的影響就愈深刻，從而也就愈難以糾正。我國農業生產，尤其是糧食產量增長率的波動，往往導致隨后的經濟增長波動。它的波動幅度雖然沒有社會總產值波動大，但它往往是后者波動的先導，有著明顯的“超前性”和“擴張性”，比后者先行1—3年。農業波動對國民經濟周期波動作用的傳導機制是：農業波動影響投資波動，投資波動影響工業波動進而對國民經濟波動構成影響。農業波動對投資及工業的影響是通過糧食、原材料、勞動力、市場這四條渠道進行傳遞的：糧食可儲存性較強，對投資的當期影響較小，滯后期一般為1—2年；原材料對投資的影響，雖不象糧食那樣直接，但對以農產品為原材料的輕工業部門構成威脅；當農業景氣時，農民會自動將資金和勞動力轉移至工業或其他非農產業部門，從而促進經濟繁榮，反之，作用則相反；農業波動將直接影響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業人口的收入水平，從而影響到消費品市場，特別是工業品市場的購買力。

　　3、產業結構的變化是經濟周期波動的重要因素。第一、二、  三次產業增長率的波動，構成整個經濟增長率的波動。一定時期內各次產業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變化，決定著該時期經濟周期波動的基本狀態特征。一般來說，第一產業波動幅度較小，但易受自然條件影響，很不穩定；第二產業波動幅度較大，經濟的周期波動本來就源于現代機器大工業；第三產業波動幅度較小，又不易受自然條件影響，較為穩定。我國產業結構的獨特性表現為：農業基礎脆弱，后勁不足；工業結構向加工工業傾斜，生產能力大量閑置，而基礎工業發展緩慢；第三產業嚴重滯后。產業結構的不合理加大了供求約束的作用，結果造成經濟波動的擴張期不能持久，很快就因“瓶頸”部門制約而進入收縮階段。

　　4、外貿依存度的變化。  外貿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往往是與大規模投資和生產的擴張相互發生作用。由于中國的經濟擴張主要不是受需求約束，而是受供給約束，因此，當投資需求大大提高，生產迅速擴張導致社會總供給不足時，短期內最有效緩解“瓶頸”產品短缺的辦法就是進口，從而相應延長了經濟波動的擴張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出口規模顯著擴大，外貿依存度顯著上升，使我國調節經濟波動的能力有所增強，從而使經濟波動有所減緩。可以預見，隨著加入WTO  后我國外貿依存度的進一步上升，世界經濟周期波動將更直接影響我國的進出口變動，從而進一步影響到我國的經濟波動。

　　5、人為因素對經濟波動的影響。這里主要指經濟政策、  經濟體制等因素。與市場經濟國家相比，中國經濟周期性波動受政府方面影響更大，因而，與其說是一種經濟周期，不如說是一種政治周期。改革前，我國宏觀調控的指導思想是，不斷地追求和推動經濟的粗放型、外延型的超高速擴張，勢必人為地造成“大起大落”；改革后宏觀調控指導思想發生了轉變，加強了“逆周期”調節，從而使經濟波動趨于平緩。

　　三、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宏觀調控

　　依據引起經濟波動的不同因素，周期理論將經濟周期的生成原因分為外生理論和內生理論。按照這種劃分，所有關于非經濟的原因都屬于外生原因，如自然條件、科技進步等；所有與經濟運行本身相關的原因都屬于內生原因，如供求對比，結構矛盾等。然而，這種劃分又不是絕對的，很多因素是介于二者之間的，因而具有雙重意義，如貨幣供給，信用擴張等，它們既可以作為外生變量影響經濟過程，又可以作為經濟運行的結果而表現為內生變量。［3］

　　經濟的周期性波動，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它是超越經濟制度和體制的。因而，對經濟周期波動的調控并不等于能夠根本消除它。一定的經濟政策只能影響周期波動，即放大或縮小其波動幅度，減緩周期頻率，抑制周期波動的“負效應”，保證經濟穩定增長。但我們如果依照人為因素影響的大小，將經濟波動區分為非自然波動和自然波動，則經濟波動不可消除的意義在于由非自然波動向自然波動的轉移，通過有彈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和體制調整而抑制大起大落的經濟震蕩和非自然的經濟波動，以減少它對社會經濟活動發生的災害性影響。［4］

　　“十五”期間，為保證緩升緩降新態勢的實現，宏觀調控應著重把握以下幾個方面的關系，或者說應做到以下幾個方面的結合：

　　1、整個周期內的財政、貨幣政策與年度間的微調政策相結合。  “十五”計劃規定：近期要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是針對國民經濟在2000年雖然出現了重要轉機，但經濟發展中還存在一些制約因素，經濟回升的基礎還不牢固這一實際情況的。一是社會有效需求持續增長的機制尚未形成，致使需求不足的矛盾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二是對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需要政府發揮積極的作用，如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扶持貧困地區發展、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等，都需要國家的財力支持；三是國際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增強，保持充足的國內需求是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必然選擇。在各年度之間，根據經濟波動的客觀態勢，需要相應地進行一些微調。特別是擴張初期，要避免采取“一哄而上”和“一刀切”的全面放松政策。

　　2、控制需求面政策與改善供給面政策相結合，或者說，  總量控制政策與結構調整政策相結合，短期調控政策與中長期發展政策相結合。這也是世界上各主要國家自70年代以來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發展趨向。控制需求面的政策，也就是控制需求總量的政策，這主要是為了平抑經濟波動而實行的一種短期性調控政策。改善供給面的政策，是調整與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經濟增長實力的政策，這主要是屬于經濟的中長期發展政策。只有將這兩種政策相互銜接、協調與結合，才有利于經濟的高效與穩定的運行。

　　產業結構的調整有兩種類型：一種是適應性調整，另一種是根本性調整。所謂“適應性調整”是指，在經濟周期波動的收縮階段，由于壓縮了總需求，而使農業、交通運輸、能源、重要原材料等“瓶頸”部門的制約有所緩解。這種適應性調整只具有暫時性的、短期性的意義。而一到下一輪經濟周期的擴張階段，這些部門就又會顯現出“瓶頸”狀態而使整個經濟的擴張難以為繼。所謂“根本性調整”是指，經過持續的努力，從根本上徹底改變這些部門所處的“瓶頸”狀況，使它們不再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硬制約。目前，經過幾年來經濟增長率的回落而出現的交通運輸、能源、重要原材料等“瓶頸”制約的有所緩解，只是一種適應性調整。而過去，每當適應性調整取得一定成效時，往往就認為產業結構調整差不多了，可以放松一下了，可以把力量用到“全面大干快上”了。豈不知，這種調整只是短期性的適應性調整。在新一輪經濟周期到來時，我們一定要抓住產業結構的根本性調整不放。

　　3、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與有效的價格政策相結合。  雖然價格政策總體上屬于微觀政策，但當發生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時，政府管理的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其漲落方向的價格總水平也有一定的影響。“九五”期間，價格政策在配合財政、貨幣政策抑制通貨膨脹和遏制通貨緊縮方面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十五”期間，要根據價格總水平的變動，靈活調整價格政策方向。適當放慢服務價格調整的節奏，注意監控區域性價格過高上漲，警惕和防止通貨膨脹。繼續采取降價促銷的價格政策，通過降低部分政府管理的商品和服務價格，促進需求增長。調整價格結構，疏導價格矛盾，促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

　　4、宏觀改革政策與微觀改革政策相結合。近幾年來，  宏觀方面的改革取得了較大的進展，而國有企業微觀方面的改革卻相對滯后。國有企業的活力問題還沒有得到明顯的解決。國有企業這一重要的微觀基礎不穩、不活，將會嚴重影響整個經濟的穩定與增長。［5］

　　“十五”期間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重要時期，恰當地把握宏觀調控政策的力度，并根據宏觀經濟的運行態勢，進行適時適度的調節，對于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十分重要。從國內來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后，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將發揮更為明顯的基礎性作用，經濟的市場化程度會進一步提高；從國際來看，世界經濟發展的進程中仍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因素，特別是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對外開放將進入新的階段，國內經濟進一步融入國際經濟之中。在這種形勢下，國內外經濟市場環境的變化對我國經濟的影響程度會進一步加深。因此為保持經濟穩定發展，宏觀經濟政策必須根據各方面的情況，適時靈活地調整。這也是近些年國家宏觀調控實踐得出的基本經驗。從其他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看，依據經濟運行態勢和市場環境的變化，適時適度地調整經濟政策的取向和力度，也是政府調控經濟的一般要求。

　　【參考文獻】

　　［1］韓秀云。宏觀經濟分析［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8.

　　［2］［美］杰弗里·薩克斯。全球視角的宏觀經濟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750—787.

　　［3］孫可娜。中國經濟周期波動問題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368.

　　［4］肖灼基。中國經濟概論［M］。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2.123—124.

　　［5］劉樹成。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新階段［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239—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