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我國開征遺產稅不宜操之過急

　　[內容提要]　美國遺產稅在歷史上一波三折，在現實上存有種種弊端，這包括繁雜的征納規章、高額的征收成本、微弱的聚財功能，它一方面損害經濟效率，另一方面卻未能實現預期的社會公平，因而有效地升征遺產稅并非易事。有鑒于此，我國升征遺產稅不宜操之過急。

　　從全國范圍看，美國開征遺產稅的歷史雖不久遠，但其一波三折的發展進程，及當前招致的種種批評，既值得我們關注，也予人以啟發。

一

　　在美國，聯邦和州兩級政府均開征遺產稅。聯邦政府的遺產稅首次開征于1797年，其目的是為美國海軍的發展籌集資金，以應付當時美國與法國的緊張關系。但僅隔5年，即1802年美國國會就廢除了遺產稅。直到1862年，出于為南北戰爭籌措軍費的需要，國會又決定重新開征遺產稅。隨著南北戰爭的結束，國會于1870年再度廢除遺產稅。遺產稅的第三次開征則是在1898年，起因是美國與西班牙的戰爭急需軍費，與以往一樣，此稅隨著這場戰爭的結束而再次被停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來臨，遺產稅于1916年在美國重獲新生而直到今日。由此不難看出，美國聯邦遺產稅始終是與戰爭密不可分的，是軍事戰爭的衍生物。

　　目前，美國聯邦遺產稅的基本框架是由1976年的《稅收改革法》予以確立的。這部法律對各種財產轉移征稅作了統一的規定，據此遺產稅的起征點為60萬美元，但是根據《納稅人減免法》的規定，這一數額在1998年提高到62.5萬美元，并將逐步提高，直至2006年達到100萬美元。遺產稅的征稅對象則是遺產凈值。

二

　　目前美國的遺產稅、尤其是聯邦遺產稅受到了社會各方面的批評，最為激烈者當數美國經濟學界，不少經濟學者紛紛撰文，他們或是質疑現行遺產稅的實效，或干脆主張廢除此稅，其中不乏美國經濟學界的一些頭面人物，包括曾任克林頓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他們反對遺產稅的主要理由是：

　　其一，就財政收入角度看，遺產稅屬于小稅種。無論是從絕對量，還是從相對數來考察，這一稅種的收入水平一直保持相對穩定。事實上，僅僅1998財政年度的個人所得稅，就超過了美國在整個20世紀的遺產稅收入總額。

　　其二，就社會公平的角度看，遺產稅難于實現既定的公平目標。根據美國國內收入署的統計，價值在2000萬美元以上的大額遺產適用的平均稅率明顯低于價值在250－500萬美元之間的小額遺產。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納稅人可輕易地利用以下多種渠道規避納稅義務，最典型的方式有：1、“直接贈與”，如每位受贈者每年都可獲得價值1萬美元免稅財產；2、“間接贈與”，包括通過提供優惠性個人間貸款而轉移的利息收入，通過改變人壽保險的受益人變相轉移收入等等；3、“未申報的贈與”納稅人對小額不動產的轉移即使不予申報，征收機關也難以察覺。

　　其三，就經濟效率角度看，遺產稅幾乎是存百害而無一利。一方面開征遺產稅，事實上是對投資、工作和儲蓄積極性的打擊，人們為逃避遺產稅不是減少投資、工作與儲蓄，就是增加即期消費。另一方面，遺產稅本身就是一個得不償失的稅種，以1998年為例，遺產稅雖籌集了230億美元的財政收入，但其征收成本卻高達460億美元。

　　其四，就稅制本身看，遺產稅是美國稅制最復雜的部分之一。僅遺產稅納稅申請書的填寫說明書就有22頁，而納稅申請書本身則長達41頁。據美國國內收入署的估計，正確填寫此申請書的時間需一周，但實際要完成此項工作則需要4周時間，因此大部分的納稅人都聘請專業律師來完成此項工作。

　　經濟學界的上述種種見解也影響著公眾對于遺產稅的看法。早在1982年，加里福尼亞州的公民就以2：1（即64％對36％）的投票結果要求取消遺產稅。自1997年以來，已有五個州（紐約、路易斯安那、堪薩斯、特拉華和衣阿華）通過立法，或取消遺產稅，或減輕該稅的負擔。最為引人注目的是，美眾議院于2000年10月通過投票決定，在今后10年內逐步廢除遺產稅，如果這成為現實，這將是美國歷史上第四次取消聯邦遺產稅。

　　美國遺產稅歷經的種種周折及目前招致的諸多批評值得令人反思：

　　一方面，從理論上分析，遺產稅本身就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稅種，就社會倫理標準、收入分配公平等方面來看，人們固然有極其充分的理由來要求政府開征遺產稅，但是從經濟效率的角度來分析，遺產稅對納稅人的工作、儲蓄和投資的阻礙作用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正因如此，學術界對遺產稅歷來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個別觀點極端的學者甚至認為，遺產稅是“給居喪家庭增添痛苦的不公正、不道德的稅收”，也是“文明世界中最惡的稅收之一”，西方20世紀上半葉的稅收理論權威、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塞里格曼（Edwin　Seligman）教授就持類似的看法。

　　另一方面，從實際操作看，完滿地開征遺產稅絕非易事。本文如上所述的情況已很好地印證了這點。由此所作的必然推論是：在美國，遺產稅的實績尚是如此；那么在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如果缺少科學的論證和設計而貿然開征遺產稅，其效果是值得令人懷疑的。主要依居有二：

　　其一，目前我國對遺產稅甄別能力十分有限。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綜合國力雖躍居全球第七位，但人均收入水平依然有限，故而遺產稅的課征對象并不普遍。加之中華文化具有怕“露富”的傳統思想，因此如何精確地確認和評估贈予財物及遺產價值，這本身就是一項困難的工作。更為值得指出的是，在我國既有的暴富者中，其相當部分財產或是來自灰色收入，或來自不法渠道，此類財產的隱匿之深可想而知。如果政府只能對少數勤勞致富的遺產課稅，而讓源于非法渠道形成的遺產逍遙法外，那么這在實際上不是在增進公平，而是在加劇分配不公。

　　其二，我國現有的稅收征管能力不足以完滿開征遺產稅。在我國，稅收征管水平不高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大量偷漏稅的存在就是絕好的佐征。既然我國既有的征管能力尚不能使現有的稅種得到有效、足額的征收，那么有何必要非開征遺產稅不可，更何況遺產稅的開征需要更科學的技術手段和更嚴密的規章制度。與此同時，遺產稅的征收成本也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在我國稅收收入已突破一萬億元大關的前提下，我們為何不以較低的稅收成本去挖掘現有稅種的征收潛力，而非要以較高的稅收成本去開征遺產稅這樣一個新的稅種？

　　總之，美國遺產稅予人的啟示是：在我國，情感呼喚著遺產稅，但理智告訴我們，遺產稅的實施不宜操之過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