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增長7.5%，增幅同比回落4.7個百分點，財政收入矛盾更趨突出。一些稅收收入降幅較大、財政困難的縣，出現了收“過頭稅”的苗頭，有的在時間上“過頭”，如將明年的稅提前到今年征收，有的則在幅度上“過頭”，如巧設名目征收稅費。（見8月13日《人民日報》）

　　地方經濟增速放緩，財政收入告急，但上級下達的增收任務要完成，公務員的工資要有著落，在此語境下，出現寅吃卯糧式的“過頭稅”并不稀奇。早年有媒體報道，一些地方為了完成“雙過半”、“年目標”任務，就搞過“過頭稅”。

　　事實上，稅怎么收、收多少、什么時候收等，都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如《稅收征收管理法》規定：“任何機關、單位和個人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擅自作出稅收開征、停征以及減稅、免稅、退稅、補稅和其他同稅收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決定。”顯然，“過頭稅”首先挑戰了稅收法定的權威。憑空巧設名目征收稅費、責令企業提前繳稅，于法何依？

　　正如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王軍所指出，收“過頭稅”害人害己害長遠。害人，害的是納稅人，占用企業資金，影響企業發展，讓本身生產經營困難的企業難上加難；害己，害的是稅務自身，收“過頭稅”違背了稅法規定和稅務工作原則，損害自身執法者形象和政府公信力；害長遠，則害的是經濟社會長遠發展，造成稅收與經濟的惡性循環。

　　既然收“過頭稅”有害無利，緣何一些地方還常做這種傻事？深層原因并不難找到。長期以來，GDP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都是地方官員政績考核的硬指標，而作為一方官員，在一地待的時間往往不超過四五年，在短期內如何謀求突出政績，GDP和財政收入這兩個硬指標無疑是最好的突破口——“過頭稅”對地方百姓乃至社會長遠發展固然有害，但對于急功近利地謀求政績的官員卻是有利的，它不僅能完成上級下達的稅收任務，還可以保證官員對當地百姓的一些承諾不至于因缺錢而落空——對上對下都有交代，對自己的仕途還十分有利，至于對當地對社會的長遠影響，就放一放吧。

　　因此，要從根子上規避“過頭稅”，必須對現行政績考核機制做進一步修繕和改革，比如，在GDP和財政收入之外，要將當地百姓收入和就業情況、生態環境狀況、政府債務情況等一并納入官員政績考核范疇。通過全面考核、綜合評價，促使地方官員在經濟發展上從長計議，減少急功近利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