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用戶掃碼下載發展理念決定著個稅起征點的高低
第二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的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由原來草案規定的1500元，調整為1600元。
人大作出這樣的調整似乎并不出乎意料。此前，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個稅草案進行一審討論時，有超過70%的代表認為1500元的起征點偏低，建議調高至 1600元、1800元甚至2000元以上，而在后來人大常委會召開的個稅聽證會上，20名公眾陳述人中主張高于1500元的有12人。
從800元到1500元再到1600元，這三次數字的變化，可以看到兩個理念的進步。第一次從800元調高到1500元，表現出了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的惠民理念；而從1500元到1600元，則表現出了尊重民意、民主決策的理念。
其實，個稅起征點的高低，不是簡單的征收數額的問題，而是我們究竟要走什么樣的發展道路的問題。換言之，發展的理念決定著個稅起征點的高低。
以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一五”規劃建議為標志，27年來的發展模式將要有一個轉變，以“科學發展觀”和“建設和諧社會”為未來中國發展的重要原則和重要依據，從收入調節上，將更加偏向于惠及中低收入群體的利益，讓所有的社會成員都能享受到社會發展帶來的實惠。
稅收以“此消彼長”的方式分配國家和個人的利益，是保障納稅人收入的最直接的體現。所以，要體現新的發展觀，要讓中低收入階層得到實惠，調高個稅起征點增加他們的收入，就是一種最現實的選擇。當初規定800元以上才征收個稅，800元的收入在當時的人群中比例是很小的，這體現著“高收入階層是主要納稅群體”的觀念，體現著調節收入差距的理念。而后來，絕大部分人的工資收入都超過了800元，如果不提高起征點，就違背了個稅征收的本來意義。
用新的發展觀來對照，個稅修改僅僅對個稅起征點進行調整還遠遠不夠，至少還有幾個問題需要解決：一是起征點是否要全國統一；二是起征點是否應該隨著經濟發展而適時作出調整；三是征稅能否以家庭收入為單位、考慮負擔人口數和基本生活費標準；四是怎樣劃定高收入者并對其納稅情況進行監控，等等。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后表示：“考慮到我國對掌握個人收入來源的手段、稅收征管條件等方面的現實情況，目前就這些問題修改法律的條件還不成熟”，但是：“建議國務院有關部門抓緊研究，努力創造條件，在時機成熟時，再按照立法程序對個人所得稅法作進一步修改”。
在新的發展觀確立之后，個稅調整對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將顯得越來越重要，越來越急迫。人大常委會要求國務院有關部門“抓緊”研究個稅法的進一步修正，正是順應著這個時代的潮流。人們的期望是，將來出臺的法律能充分吸納民意，既符合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又具有前瞻性，更多地體現出新形勢下現代國家稅收的理念。
這次個稅修改的過程，全民也受到了一次“稅”的啟蒙教育。一方面，對于國家稅收，一向被認為是“皇糧國稅”，是自上而下的鐵規，是雷打不動的法條，老百姓不可能有和政府“討價還價”的資格。現在，人們終于對稅收也有了發言權。經過這個過程，人們也會認識到，稅是如何“取之于民”的，認識到自己對國家的義務所在；同樣，他們也會逐漸認識到自己的權利，會對稅收是如何“用之于民”的進行評說和監督。義務和權利的結合，正是民主法治國家的發展方向。
人大作出這樣的調整似乎并不出乎意料。此前，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個稅草案進行一審討論時，有超過70%的代表認為1500元的起征點偏低，建議調高至 1600元、1800元甚至2000元以上，而在后來人大常委會召開的個稅聽證會上，20名公眾陳述人中主張高于1500元的有12人。
從800元到1500元再到1600元，這三次數字的變化，可以看到兩個理念的進步。第一次從800元調高到1500元，表現出了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的惠民理念；而從1500元到1600元，則表現出了尊重民意、民主決策的理念。
其實，個稅起征點的高低，不是簡單的征收數額的問題，而是我們究竟要走什么樣的發展道路的問題。換言之，發展的理念決定著個稅起征點的高低。
以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一五”規劃建議為標志，27年來的發展模式將要有一個轉變，以“科學發展觀”和“建設和諧社會”為未來中國發展的重要原則和重要依據，從收入調節上，將更加偏向于惠及中低收入群體的利益，讓所有的社會成員都能享受到社會發展帶來的實惠。
稅收以“此消彼長”的方式分配國家和個人的利益，是保障納稅人收入的最直接的體現。所以，要體現新的發展觀，要讓中低收入階層得到實惠，調高個稅起征點增加他們的收入，就是一種最現實的選擇。當初規定800元以上才征收個稅，800元的收入在當時的人群中比例是很小的，這體現著“高收入階層是主要納稅群體”的觀念，體現著調節收入差距的理念。而后來，絕大部分人的工資收入都超過了800元，如果不提高起征點，就違背了個稅征收的本來意義。
用新的發展觀來對照，個稅修改僅僅對個稅起征點進行調整還遠遠不夠，至少還有幾個問題需要解決：一是起征點是否要全國統一；二是起征點是否應該隨著經濟發展而適時作出調整；三是征稅能否以家庭收入為單位、考慮負擔人口數和基本生活費標準；四是怎樣劃定高收入者并對其納稅情況進行監控，等等。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后表示：“考慮到我國對掌握個人收入來源的手段、稅收征管條件等方面的現實情況，目前就這些問題修改法律的條件還不成熟”，但是：“建議國務院有關部門抓緊研究，努力創造條件，在時機成熟時，再按照立法程序對個人所得稅法作進一步修改”。
在新的發展觀確立之后，個稅調整對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將顯得越來越重要，越來越急迫。人大常委會要求國務院有關部門“抓緊”研究個稅法的進一步修正，正是順應著這個時代的潮流。人們的期望是，將來出臺的法律能充分吸納民意，既符合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又具有前瞻性，更多地體現出新形勢下現代國家稅收的理念。
這次個稅修改的過程，全民也受到了一次“稅”的啟蒙教育。一方面，對于國家稅收，一向被認為是“皇糧國稅”，是自上而下的鐵規，是雷打不動的法條，老百姓不可能有和政府“討價還價”的資格。現在，人們終于對稅收也有了發言權。經過這個過程，人們也會認識到，稅是如何“取之于民”的，認識到自己對國家的義務所在；同樣，他們也會逐漸認識到自己的權利，會對稅收是如何“用之于民”的進行評說和監督。義務和權利的結合，正是民主法治國家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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