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個稅收入在國家財政收入中只占7%左右，但在所有稅種中，它與公眾個人利益聯系得最緊密。

　　起征點只是對工薪階層有意義，對那些逃稅的高收入者意義不大。而這部分人的個人所得稅征收，應當是《個人所得稅法》修改后重點解決的問題。

　　且說《水滸傳》中自稱“鎮關西”的鄭屠，在渭州城成立了肉類加工公司，雇了十幾名伙計。每到月底，他給伙計發放工資時，稅務機關便扣除了這些伙計的個人所得稅。而鄭屠自己從來不給自己發工資，所有的盈余都投放到擴大再生產中去，到其他縣城開設分公司。而自己養一妻二妾乃至招待渭州城官場的頭面人物，所花的費用全部打入公司經營成本。因此幾年來，除了公司所交的一些營業稅外，鄭屠這個老板未交一文錢的個人所得稅。

　　當然，這只是筆者的假設，這假設甚至有些牽強。因為宋代沒有個人所得稅的名目，也沒有現代公司制度。但今天老板不交個人所得稅而雇員卻按期交稅的現象是否存在呢？如果我們把目光再放遠一些。從古代開始，富人想方設法避稅，而政府的稅收通過各種方式轉嫁到并不富裕的普通人身上的現象是否在歷代存在過？稅收除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維持政權運轉的功能外，其另一個重要功能即縮小貧富差距、調整社會分配、維系起碼的社會公平，為什么在許多朝代都失效呢？

　　當下正在進行的個人所得稅改革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這并不奇怪。盡管個稅收入在國家財政收入中只占7%左右，但在所有稅種中，它與公眾個人利益聯系得最緊密。在營業稅、消費稅、房地產稅、車船稅等等名目繁多的稅種中，最能體現公民對政府所盡的義務，也由此最能彰顯公民因納稅而擁有的種種政治權利。這個稅是硬生生地從公民的合法收入中，扣除一部分給政府。個稅比其他稅種更能體現公民和政府之間的契約關系：我明明白白交稅給你，承認你統治的合法性，那么意味著你有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

　　對個稅改革，輿論討論集中在這幾個問題：

　　此稅實施的800元起征提高到1500元起征是否合適？

　　各地實行統一的起稅標準是否合適？

　　以個人收入作為征稅標準還是以家庭收入作為征稅標準哪個更合適？

　　高收入者交納的個人所得稅所占份額偏低如何解決？

　　這些問題指向的幾乎都是：個人所得稅征收如何更能體現公平公正原則。盡管古代沒有個人所得稅這個稅目，但如何實現征稅公平則是個老話題了。

　　從秦朝實行郡縣制開始，中國多數時代是中央集權。歷朝歷代稅收的種類也不少，但最能體現朝廷權威和百姓義務的便是人頭稅和田賦，所謂“皇糧國稅”主要指這兩類。如唐代的“租庸調”制，完全以人丁為單元來征稅和役使。男丁每年交粟2石，叫做“租”；每年服役20天，或每天以絹3尺（或布3.75尺）代役，叫做“庸”，也稱“輸庸代役”；每年交絹2丈，綿3兩，或者交布2.4丈，麻3斤，叫做“調”。

　　以人丁為單元征稅對政府而言，效率最高，操作最方便，但顯然很容易違背社會公正，窮人和富人一樣的征稅標準，容易加劇社會矛盾。因為隨著土地買賣和兼并的盛行，均田制遭到破壞，農民受田普遍不足。政府又不斷加重賦稅，致使許多農民破產逃亡，政府控制的納稅人數越來越少，財政收入減少。

　　隨著“租庸調”制的破壞，公元780年，唐朝政府實行了“兩稅制”，兩稅制的核心是按土地和財產的多少征收地稅和戶稅；商人在所在的州縣納稅，稅率為資產的三十分之一。按財產和土地征稅比起按人丁征稅，當然是一種重大的進步，更能體現社會公正。但是一直到清代康熙朝實行“攤丁入畝”，人頭稅才真正的廢除。

　　拿明代這個典型的集權王朝來分析，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最初治國的基本思想是輕徭薄賦，希望以最低的成本維持一個農業帝國的運轉。但正如黃仁宇等研究明史的專家所指出的那樣，明王朝設置一種理想的模式，來治理現實社會，往往差距甚遠。如王朝初期，百姓以實物納稅，親身去服役。對一個疆土廣闊、人口眾多、各地經濟文化差別甚大的帝國來說，此種原始落后的稅役方法在操作中，弊端層出不窮。比如說田賦的計算，同樣一畝地，因土地的貧瘠肥沃程度，其產量的差異很大，在實際征稅中很容易造成畸輕畸重。

　　實行以田畝為單元進行納稅，“攤丁入畝”是一大進步，因為在農業社會里，田地是主要財富。但這樣的征稅方法，是很難實行累進制的，黃仁宇先生就指出過：“三兩畝的小戶人家，本來就衣食不周，也要和大戶人家有500畝以上同等稅率付稅”。而以實際財富作為納稅標準，是最科學的，以財富為依據，也便于實行累進制。財富越多，稅率越高，以此來保障社會公平，防止貧富懸殊過大。

　　尤其在工商社會里，農業的稅源幾乎枯竭，大部分發達國家對農業采取了補貼，我國政府高層人士也提出對農業的反哺。現在我國大部分地區取消農業稅，我的理解是延續上千年的“田賦”壽終正寢了。

　　農業稅的取消，而個人所得稅在國家財政收入中的重要性更為突出。個稅完全是依據公民的實際收入，在中國幾千年的稅收史上，由人頭稅到田賦，由田賦到今天的所得稅，可看出征稅的文明進步。

　　但是，要使個稅征收在調節貧富差距方面發揮真正作用而不流于形式，甚至“損不足而補有余”，最關鍵的是“數目字管理”，即對公民真實收入的掌握以及實際執法的嚴明。

　　明朝的開國君主，是以農業社會簡樸、公平的理想來設置稅收制度的，但是理想的稅收從來沒有實現過，在現實生活中，官宦子弟和富人想方設法避稅，平民的稅負則越來越重，其結果和制度設計者的初衷背道而馳，萬歷年間張居正實施“一條鞭法”也沒能根本解決這些問題，最終導致政府財政破產，流民四起，王朝傾覆。

　　黃仁宇對明朝財稅制度失效的根本原因，評價是：缺乏必要的數目字管理手段。

　　讓話題再回到今天的個稅改革。今天在個稅征收中“數目字管理”的水平如何呢？

　　根據1980年通過，1993年、1999年兩次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下列各項個人所得，應納個人所得稅：

　　一、工資、薪金所得；

　　二、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

　　三、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

　　四、勞務報酬所得；

　　五、稿酬所得；

　　六、特許權使用費所得；

　　七、利息、股息、紅利所得；

　　八、財產租賃所得；

　　九、財產轉讓所得；

　　十、偶然所得；

　　十一、經國務院財政部門確定征稅的其它所得。

　　且征稅方式為累進制，因此從制度設計上來說，此法律符合中國實際也體現保障社會公平的立法目的。但是實施25年特別是1999年修訂以來，其效果如何呢？

　　2004 年，中國個人所得稅收入將近1800億元，65%來源于工薪階層，而真正高收入群體的納稅并不是很多。而“工資、薪金所得”僅僅是應納所得稅十一項之一，工薪階層占總份額65%，給人感覺偏高，一些非工薪階層的高收入者，偷逃的個稅應當是個驚人的數字。難怪民間有一種論調：個人所得稅法是管老實人的。如果老老實實納稅，交了也就交了。如果碰上膽子大的，不納稅并且有能力和機會避稅，稅務部門也沒辦法。

　　而在新加坡，占人口總數20%的富人交的個人所得稅占政府所得稅總數的93%，個稅基本都是由富人承擔。新加坡政府另對公民有各種補貼，其中占人口80%的人，補貼和交稅平衡后，都有凈入賬。

　　如果中國的個稅收入依然主要由工薪階層承擔，那么個稅法的實施和其立法目的背道而馳，因為避稅而未受到懲罰，將起到示范效應。用吳思先生分析明清兩朝得出的結論來概括，就是“淘汰良民”機制，老老實實交稅的“良民”因為感覺到不公平，也會想方設法逃稅、避稅，最終影響到整個個稅的稅源。

　　馮夢龍的《警世通言》中，有一篇小說《蘇知縣羅衫重合》，講到一位進士及第、選為知縣的蘇云，赴任搭載商船。剛剛出仕的老實人蘇知縣不明白官場種種貓膩，自己的仆人蘇勝偷偷地去要了船家幾十兩銀子。其中緣由是：“原來坐船有個規矩，但是順便回家，不論客貨私貨，都裝載得滿滿的，卻去攬一位官人乘坐，借其名號，免他一路稅課，不要那官人的船錢，反出幾十兩銀子送他，為孝順之禮，謂之坐艙錢。”

　　可見一旦官宦人士可以憑借特權免稅，小民便會想方設法地效仿，最終損害的是整個政府財政收入。

　　明代沒能建立起有效的“數目字管理”，是和當時以農立國的社會制度分不開了，亦受限于落后的技術手段。

　　今天的中國，農業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大部分稅源來自工商業，對經濟活動的監管手段也日益先進，僅僅以技術手段不夠來解釋未能有效地進行“數目字管理”，是理由不充分的。

　　如果在“數目字管理”方面解決了對稅源的掌握，我以為多少錢起征不是最重要的問題。起征點只是對工薪階層有意義，對那些逃稅的高收入者意義不大。而這部分人的個人所得稅征收，應當是《個人所得稅法》修改后重點解決的問題。

　　現在一些地方，針對高收入階層實行重點監控的手段，比如特別關照某些行業，如金融、保險、娛樂行業等等。這是舍本求末的方法，高收入和低收入是動態的，個稅的征稅對象是個人而非某行業。

　　我以為要真正解決“數目字管理”，關鍵是要建立健全的會計審計制度和財產申報制度。這兩種制度的建立已超出技術層面，而牽涉到政治層面了。

　　如果這兩種制度真正地確立，技術手段是不難解決的。在對個人的收入能有真實而全面的掌握前提下，嚴格地執行個人所得稅法，“老實人吃虧”的問題可以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