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同樣的物品，人們總希望花更少的錢，因為錢總是稀缺的。

　　你到市場買水果，一看橙子的價格降了，而蘋果的價格沒有變化，你會怎么想呢？在降價的橙子面前，蘋果好像變貴了似的，你也許就會多買些橙子而不買蘋果。

　　由此看來，一種物品的價格變化，比如價格降低，對你會產生兩種效果：一是物品價格下降，相當于你的實際收入提高了，你會買更多的物品，從而獲得更多的滿足，經濟學家把這叫做收入效應；二是一種物品價格降低了，由于別的物品價格沒變，與價格下降了的物品相比，相當于別的物品實際價格上升了，所以你會多買價格下降的物品，來替代價格沒變的物品，經濟學家把這叫做替代效應。

　　不管是發生了收入效應還是替代效應，還是兩者同時都發生了，總之，由于這兩種效應的作用，當一種物品的價格下降時，其購買量會增加，反之當價格上升時，其購買量會減少。這是人人憑生活經驗就可以感受到的需求規律。

　　在現實中，稅收也會對人們產生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

　　如果把所得稅看做是人們向政府購買公共物品所付出的價格的話，所得稅的稅率提高了，就相當于公共物品的購買價格提高了，由于公共物品是政府提供的一種共享資源，所以個人不會因為享受它們而產生比別人更多的滿足感，而且稅收是強制性繳納的，所以又不能選擇減少公共物品的購買。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稅率提高會使人們產生兩種感覺：第一，感覺自己的實際收入降低了，從而會更加心疼錢，而且為了補償稅收的損失，人們會工作更長的時間或做多種工作以增加收入，這就是收入效應；第二，工作是為了取得收入，而取得收入是為了提高生活水平，得到快樂和滿足，但閑暇娛樂也會使人們感到快樂和滿足，稅率提高尤其是累進稅，會讓人們覺得自己掙錢越多越不值得，工作越多越不值得，于是，閑暇的快樂具有了更強烈的吸引力，人們會更多地選擇閑暇來替代工作。

　　這么看來，所得稅稅率提高使這兩種效應對經濟各自發揮了不同方向的作用：正面的和負面的。而這兩種效應并不是平均起作用的，那么什么情況下收入效應占主導，什么情況下替代效應占主導呢？

　　如果你新掙了1元錢，而這1元錢中要納稅8角，那么你肯定不會去掙這1元錢了。所以新增加的收入稅率越高，人們就越不愿意多工作，寧愿閑著。累進稅是收入越多稅率越高，多級累進稅則是把收入分為多個檔次，收入每提高一個小的檔次，稅率就會進入更高一級。例如上世紀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的所得稅率平均有十多個檔次，每個檔次的稅率多出好幾個百分點，而最高稅率達到70％左右。這就是說，進入最高收入檔次后，你掙的錢70％要繳給國家。

　　在這樣的高稅率下，誰還愿意多工作、多掙錢？明擺著，掙錢越多越吃虧，多掙錢還不如多閑著。所以，新增收入的稅率（邊際稅率）越高，稅收的替代效應越明顯。因此有人說，累進稅是一種有利于縱向公平不利于社會效率的稅。

　　而如果平均稅率較高，那么無論人們的收入在何種檔次上，稅收比例都是一樣的。這時人們則會傾向于多增加收入，因為多增加的收入不用多繳稅。如果所得稅是比例稅，掙多掙少都繳同樣比例的稅，那么多掙錢就沒有什么阻礙，所以這時候收入效應就會發生主導作用了，人們就會多工作來增加實際收入。

　　由此可見，稅收的替代效應會導致人們工作努力程度的降低，是一種對經濟的阻礙力量，也被稱為稅收的抑制效應。而反過來，努力降低替代效應的作用，降低所得稅的邊際稅率和減少稅率檔次，則可以作為振興經濟的一條政策出路。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整個西方經濟基本處于停滯狀態：1979年～1982年，西方國家的工業生產普遍下降，美國、英國、前聯邦德國和意大利的工業生產降幅都超過了10％，同時大批企業倒閉，失業人數猛增，大部分發達國家的通貨膨脹率都突破了兩位數，美國經濟甚至出現了幾次負增長……這就是西方世界著名的“滯脹”——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并存的狀態。

　　為消除滯脹，發達國家紛紛尋找出路。因此，以抑制稅收替代效應為目的，以降低邊際稅率為主要措施的減稅政策成為主要出路。這就是以供給學派為代表的政策主張：減少所得稅尤其是公司所得稅的邊際稅率，減輕公司的稅收負擔，提高公司的生產積極性和生產率，從而增加人們的實際收入，以帶動消費、就業和產品數量的增加。

　　于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以1981年里根政府的《經濟復興法案》為先鋒，發達國家紛紛打起“減稅”的旗幟，大幅度降低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由此掀起了世界性的稅制改革浪潮。當然，任何事情都有其兩面性：減稅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導致了西方國家財政赤字規模的不斷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