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龍是溫州龍灣區一家制鞋企業的老板。12月中下旬，他去了一趟廣州出差，僅4天后回來就發現，他所在的龍灣區旅游局局長王某自殺身亡了，他還發現，身邊又逃跑了6位熟悉的企業主朋友。

　　年關越近，有關企業的壞消息越多。

　　這些事情表面上多是涉及民間的高利借貸，但背后折射的卻是中小企業艱難的生存困境：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漲價，人工工資漲價，融資的成本還在繼續上升，稅負沉重，產品的價格競爭力銳減。

　　“今年企業真的很難做，比去年差多了。”僅從鞋業來看，虞龍明顯感覺到內銷和外銷都不理想，“做零售的老板吆喝到死，今年都沒人買東西”。

　　“市場上基本沒什么生意，酒店也沒什么生意，娛樂場所更沒什么生意。”虞龍說，這是溫州目前的現狀。他預計，年底，企業倒閉的現象百分之百要到來。

　　這與《中國經濟周刊》采訪的其他多位企業主判斷完全一致。

　　溫州市一位職能部門的官員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前段時間，他們專門組織了一次會議，會議要求大家做好企業倒閉現象出現的準備。

　　“過年前后，會一直倒下去，基本上沒什么好的解決辦法。”虞龍想了想，唯一較好的出路或許就剩下減稅了。

　　逃稅與生存

　　中國社科院財貿所所長高培勇曾在媒體上撰文披露這樣一組數據：今年1—6月份完成的5.2萬億元全國稅收收入中，來自各類納稅人的份額如下：國有企業14.1%、集體企業1.0%、股份合作企業0.5%、股份公司46.3%、私營企業10.2%、涉外企業20.5%、其他7.4%。

　　該組數據揭露的基本事實是：在當前的中國，90%以上的稅收收入，來自于企業法人的繳納。只有不足10%的稅收，是由自然人居民繳納的。

　　另有數據顯示，中小企業占去了企業總數的99%，貢獻了中國60%的GDP、50%的稅收和80%的城鎮就業。

　　《中國經濟周刊》調查了北京一家典型的文化類中小企業，一般情況下，大約要繳納如下稅項：增值稅、營業稅、文化事業建設費、企業所得稅、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印花稅、車船稅等等。以2010年為例，該文化企業總收入3000萬元，稅前利潤率大約在13%左右即390萬元，扣除所得稅100萬元，凈利潤率在10%左右即290萬元。增值稅、營業稅、城建稅、教育費附加、文化事業建設費、企業所得稅的全年應繳稅額應在355萬元左右，扣除增值稅退稅45萬元，實際稅負310萬元。實際稅負略高于凈利潤。

　　這種情況顯然要比浙江的那些中小制造業企業好許多。

　　“已經到了不逃稅漏稅就無法生存的地步。”虞龍向《中國經濟周刊》坦言，若嚴格按照納稅標準繳納，像他們這樣的中小制造業企業一分錢都沒得賺。“所以，現在的中小企業所有的稅收幾乎都沒有交齊的。”

　　蔡學文是浙江安吉縣一位家具企業的老板，他感覺負擔最重的是繳納城鎮土地使用稅。“不管你的工廠生產還是不生產，工廠所占的土地使用稅必須要繳納，基本上按照地段來征收，有個地區差，平均每平米大約是8到10元一年，企業的面積越大，繳得越多。”

　　作為經濟較發達的省份，浙江的土地極為緊缺，土地使用稅大多在全額征收，而且最近幾年上漲得很厲害。中西部地區在這一項稅的征收上，多有一些優惠減免政策。

　　蔡學文的工廠大約占地400畝，以每平方米最低標準8元繳納，每年繳納的土地使用稅大約在200萬元左右，分兩次繳納。他的家具廠每年的產值在5000萬元左右，毛利潤率以10%計，每年的毛利潤大約在500萬元左右，200萬元的土地使用稅要從利潤當中拿出來，還剩下300萬元。

　　再除去其他的全部稅費，工廠的凈利潤不會超過2%，即大約只有100萬元。2%～3%，是浙江大多數制造業企業的一個普遍利潤。

　　“這還必須得要逃稅，全部交齊的話，連本都保不住，哪有這么高的利潤？”蔡學文說。

　　虞龍的做法是，企業的產值盡可能少報，在生產過程中的像購買原材料那樣的一些流通環節，企業之間的業務往來，基本不開發票，以降低成本，達到少繳增值稅的目的。

　　17%的增值稅是制造業企業稅負的又一大塊，它的征收原理是：銷項稅額抵扣進項稅額之后的差額。企業主們一般會從黑市購買進項稅發票進行抵扣，盡量少開或者不開銷項發票，以此達到少繳增值稅的目的。

　　王勇是寧波奉化市一家塑料加工企業老板，企業的固定資產在1000萬元左右，每年的產值在500萬元到600萬元之間。每年，他大概要購買200來萬元的發票來抵扣增值稅，剩下的300多萬元銷項發票必須按17%繳納增值稅。

　　許多像他這樣規模較小的企業很多時候無法享受到進項稅額的抵扣，其實際納稅的稅負水平和名義稅率雖然在13%～17%，但卻與享受增值稅進項抵扣的大中型企業相差無幾。

　　他一直想不通一個問題：他的企業毛利潤不到10%，為什么國家要求繳納17%的增值稅？10%的利潤怎么可能付得起17%的增值稅？“只能逼著我們逃稅。”

　　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甚至斷言，“90%的企業不偷稅漏稅可能會倒閉。”

　　王勇所指的“10%的利潤”實際上已經包含了部分逃稅所得，例如，進項的時候不開發票，以降低成本價格。做賬的時候，都要做成虧損的企業，所得稅肯定是不交的。

　　虞龍就沒有那么幸運。在溫州，企業被要求賬面利潤必須要做到4%以上。“所得稅肯定是要繳的，如果利潤達不到4%，稅務機關就會稽查你。”這些年，被要求的利潤率不斷調整，從原來的3.3%調整到3.8%，最后調整到現在的4.2%.

　　虞龍的企業曾經被稽查過一次，被要求補稅，“一開始要我們補繳80萬，后來經過公關，補了30萬。”他以為，稅率應該降低一些，這樣大家都納得起稅，也不用逃，就都開發票了。

　　“即使像那樣逃稅，除去部分不得不交的稅，再除去小微型企業較高的融資成本，一年的利潤也就只有五六十萬元。”王勇說。

　　“作為小微型企業，沒有銀行的貸款，也沒有政府的支持，本身的技術含量就很低，利潤相當微薄，都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除了提供就業和繳納稅賦，他想不明白為什么還要做企業，如果不做企業，他幾乎沒有任何損失。

　　確實，在資本市場繁榮、房地產昌盛以及地下高利貸猖獗的時候，他一直想把企業關掉變現，進入股市、樓市或者地下融資黑市。“但是國內企業之間的三角債是很厲害的，那么多應收款在外面，企業如果關掉了，70%的款是收不回來的。我們這樣的企業想退出來很難。”

　　王勇說，他也曾想認認真真地做企業，把企業做大做強，但最后他發現這近乎妄想。因為沒有核心的技術，沒有雄厚的資本，想換好一點的機器設備都不可能。

　　事實上，確有很多像他這樣的制造業老板逃離實業，進入了股市、樓市或者地下融資黑市。

　　如前所述，進入最為暴利的高利貸市場的一些企業老板正在付出代價。

　　據安吉的一位老板透露，安吉一家較大的企業浙江金貿竹業家具公司因涉高利房貸導致資金鏈斷裂關閉了。“老板已經被控制，數百員工討薪鬧事，最后沒有辦法，好幾百萬的工人工資只能由政府出面支付。但接下來像這樣倒掉的企業會越來越多，政府怎么辦？”

　　“財稅體制如果不改，倒閉或破產的企業會越來越多，失業率會越來越高。”周天勇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說。

　　同樣稅制，不同待遇

　　在逃、避稅這個問題上，財務制度較為規范的上市公司顯然要好些。因此他們或許能更客觀地反映中國企業的稅負水平。

　　《投資者報》對2009年、2010年連續兩年A股上市公司的稅負狀況做了統計：以2010年為例，全部上市公司實現營業收入17.5萬億元。其中超過1.1萬億元用來繳所得稅和營業稅金及附加，對全國全年稅收收入的貢獻度超過14%.2010年整體稅負達到6.36%，而過去十年的平均稅負僅為5.31%，與此同時，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凈利率并沒有顯著提升。企業的稅負不斷在加重。

　　不同行業之間的稅負也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僅從2010年來看，稅負最高的是房地產行業，達到了15.12%；金融服務次之，整體稅負超過13%；采掘業再次之，整體稅負為12.5%；稅負最低的是黑色金屬，只有0.88%.

　　而且在該媒體的統計中，上市央企的整體稅負超過民企兩倍。

　　早在2006年，中國社科院財貿所的張斌和楊志勇研究就發現，雖然實行同一稅制，但國有與民營企業的實際稅負存在較大差異。私營企業所承擔的稅額大大低于國有經濟。但表面上國有企業及國有經濟稅收負擔較重的背后，是國有企業及國有經濟的規模優勢和壟斷利益。

　　納稅500強企業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與煙草、石化、電力、電信等行業高度重疊，這些行業的高稅負，往往反映了這些壟斷或特許行業較高的利潤水平。由于缺乏競爭，較高的稅負所帶來的經營壓力并不顯著。

　　“而且，國有企業常有政策優勢，會直接與相關部門就特殊事項申請予以免稅，尤其涉及到重大事項、重組等。民營企業往往就沒有這方面的優勢。”一位來自稅務稽查機構的工作人員向《中國經濟周刊》透露說。

　　張斌他們分析，民營企業相對較輕的稅收負擔是與稅收征管、納稅成本以及激烈的競爭和巨大的經營壓力聯系在一起的。

　　因此，私營企業逃避稅收的動力雖遠強于國有企業，但即使這樣，也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困境，尤其在那些門檻較低、競爭激烈的行業和領域。

　　姜慶國是浙江一家物流公司的老總，主要業務是國際物流，包括航運和海運。他一直不敢涉足國內物流業務。

　　在物流業的各項稅賦多達12種，而且重復征稅的現象頗為嚴重，以倉儲為例，重復納稅的比例甚至高達50%.

　　事實上，中國的中小企業除了法定的稅賦之外，還要承擔各種額外的收費和罰款。

　　去年6月，國務院為制止各種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亂攤派，確實減輕中小企業的非稅負擔，還專門成立了由工信部部長李毅中任組長，監察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公安部等逾10個部門的副部級官員擔任成員的“減輕企業負擔專項治理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

　　“減負”行動的力度可謂前所未有，但地方執行的效果仍有待檢驗。

　　周天勇預測：如果不能切實降低小微型企業的稅負，杜絕政府各行政機構和行政性事業機構的各種收費和罰款，未來兩年將更加困難。

　　10月，國務院出臺了促進小微型企業發展的“國九條”，其中包括提高小微企業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征點，延長并擴大小型微利企業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政策，三年內免征金融機構向小微企業貸款合同印花稅等等稅收的優惠政策。

　　但在那些企業主看來，這些優惠政策仍然只是杯水車薪。

　　周天勇也表達了他的擔憂：國務院的政策，會遇到地方財政稅收部門、銀行部門和政府各收費性的行政及行政性事業機構的強烈抵制。就這點政策，能否落實到位，還是一個懸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