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難啃的硬骨頭”的財稅體制改革，在今年呈現出加速跡象。由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經濟所正牽頭組織一份課題方案，涉及中央與地方財政分配體制改革。這也是自1994年以來，中國最大的一次財稅制度改革。

　　專家稱，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沒有做到事權與財權的統一，中央和省市一級財政收入與縣鄉財政收入的差距越來越大，許多地方也出現了縣鄉財政困難的問題，地方政府缺乏可持續發展的財政汲取能力。絕大多數地方政府將增加財政收入的目光投向土地開發和上項目，導致土地價格不斷上漲，土經濟過熱。

　　有人計算過，以2007年為例，中央當年收入27738.99億元，占全國財政收入的54.1%；而承擔諸多具體事務的地方本級收入則只有23565.04億元，占全國的45.9%.財權與事權不匹配不僅加大了中央政府轉移支付的壓力，而且分稅制改革沒有考慮到公共產品投入的需要，這就導致中國在公共產品配置方面出現了嚴重的權利義務不對稱現象。還使得地方政府在面對教育、醫療、住房等問題時有心無力，并且間接引發了地方政府的各種亂收費和中央政府連續多年的宏觀調控不力。

　　據國務院農村稅費改革工作小組辦公室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深化農村稅費改革政策走向研究”課題組在《建設新農村背景下的農村改革》報告中提供的數字顯示：2002年，全國鄉鎮財政凈債務1770億元，鄉鎮財政平均凈負債400萬元，村平均凈負債20萬元。全國65%的鄉村有負債，其中中西部不發達地區的負債面更大。比如河南90%以上的鄉鎮都有負債，湖南全省2000多個鄉鎮中的負債率達到88.2%，湖北鄉級負債面在95%以上，村級負債面也在90%以上，幾乎是鄉鄉有債、村村欠錢。

　　湖北省財政廳監察處處長付光明分析說：“1994年的財政分稅體制改革，有效地提高了中央財政進行轉移支付的力量。但分稅制改革也出現了各級政府財政權力和事權不對稱問題。在中央把各省的一部分稅收權力上收到中央的同時，各省也依葫蘆畫瓢把地市政府的財政稅上收。地市一級則把縣鄉財政稅收上收到地市，其結果是，大大削弱了縣鄉一級的財政力量。基層政府越來越感覺財政捉襟見肘。2003年以后，中央通過省直管縣、鄉財縣管、轉移支付等多種改革措施，使縣鄉財政有了明顯緩解，但地方可用財力依然不是很多�！�

　　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深化預算制度改革，強化預算管理，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加快形成統一規范透明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務領域投入。完善省以下財政體制，增強基層政府提供公共服務能力。這是中央第一次明確提出“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概念。

　　對此，財政部財政科研所所長賈康指出，所謂事權合理化，就是應該按照市場經濟客觀要求，清晰、合理地界定清楚各級政府職能范圍，使政府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實現這種比較合理的職能界定，需要制度上有一個穩定的事權界定。而政府事權和職責相對清晰后，往下推導的重要環節就是財權。財權中一個不可回避的重要內容則是稅權或稅費權，它涉及在各級政府層級上的稅種選擇權和稅率調整權，包括未來可探討的地方通過立法確定稅種和收費項目的權力。

　　雖然現在所有稅種都由中央政府掌握設稅權，但現在中國研究者也意識到，中國地方政府也需要給予一定的設稅權。因此，中國財稅改革有遠景上設稅權的問題，還有現在回避不開的稅種選擇權和稅率調整權的問題。這些合在一起，要求財權必須和事權相呼應。

　　財政是國家各級政權“以政控財，以財行政”的分配體系，可以說，事權和財權的呼應性，是保證財稅體制安排能夠正常運轉的內在要求。當然，也要看到，即使事權有了清晰的界定，財權也因之做了比較合理的安排，不同區域在財力上還會有不小的差異，需要再附加另外的手段，即自上而下的轉移支付，支持欠發達地區發展，使財力和事權在欠發達地區也達到匹配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