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問題不僅是需要繼續上調個稅起征點，更需要建立起常規性的調整機制來進行這項工作。”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陳凌孚對記者說：“可以參照社會保險繳費基數調整的方式，建立個稅起征點常規性的年度調整機制，由人大授權國家稅務部門根據當年度最新的統計數據，及時地調整個稅起征點金額。”

　　作為該提案的牽頭人，陳凌孚說：“近年來由于國內外宏觀經濟環境各種因素的影響，通貨膨脹的水平明顯提高，特別是居民日常生活資料的物價水平上漲迅速。在此大背景下，今后幾年內，我們國家各地職工工資絕對水平與物價水平同步快速上漲的趨勢都很難改變。”

　　陳凌孚說，現行的頻繁調整個稅起征點具體數額的方式已不能適應現在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如果個稅起征點的確立仍按照以往由國務院報請人大通過確定具體數值的方式，則在以后相當一段時間內，都會出現起征點水平的調整速度，總是落后于當年經濟發展狀況下物價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的狀況。

　　目前我國各個地方的社會保險基數已經建立了年度調整機制，社會保險基金的繳納基數已經與當地在崗職工的平均工資水平實行聯動，按年度常規性地進行調整。“在這種調整機制下，社會保險繳費水平就可以非常及時地反映當地收入水平、職工繳費能力、退休人員養老金水平。”陳凌孚說。

　　“如果個稅起征點的調整與確定借鑒了社保繳費的調整機制，根據當年度最新的全國家庭平均收入統計數據，及時地調整個稅起征點金額，就可以使個稅征收與同時期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相匹配，使個稅真正發揮調節貧富差距作用。”陳凌孚說。

　　在提交這份《關于參照社會保險繳費基數的調整方式，建立個稅起征點常規性調整機制的提案》前，江蘇省經濟委員會曾做過調研，結果顯示，多年來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可支配總收入中的比重，從1996年開始便總體呈下降趨勢，這意味著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份額在減小，而政府的可支配收入份額在擴大。我國國民工資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則下降到12%，遠低于一些市場經濟較為成熟國家60%左右的水平。同時，由于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夠完善，無論是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支出，都嚴重依賴居民的個人收入。

　　事實上，個稅問題一直是政府和民間共同的一個熱門議題，個人所得稅的首要作用是調節貧富差距，保護中低收入者是個稅應起到的作用。“起征點一旦降得太低，就會使它走向了反面——中低收入群體成為個稅繳納主體，從而壓制了中低收入者提高收入的動力，更阻礙了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陳凌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