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的根本職能是籌集財政收入，而不是宏觀調控，作為調控手段只是它的派生職能，這是稅收的本質所決定的。

　　5月30日，財政部突然上調印花稅的舉動讓當日滬深股市大幅跳水。我們不去評論這個事件本身的是非，但稅收制度改革的進程和動作卻值得深思。

　　市場經濟離不開國家的宏觀調控，稅收作為重要的經濟調控工具自然責無旁貸。但我們要警惕“稅收萬能”的思想，不可遇到什么問題都使用稅收政策工具，也不可將解決問題的希望都寄托在稅收政策的效果上。

　　稅收的根本職能是籌集財政收入，而不是宏觀調控，作為調控手段只是它的派生職能，這是稅收的本質所決定的。

　　稅收本身也有自己的局限性，稅收政策必然會改變市場原有的資源配置模式，從而產生效率損失。市場運行結構是復雜的，很可能我們的稅收調控政策會適得其反，這樣的例子不是沒有。

　　比如，1988年我們開始征收的筵席稅只想到通過征稅來抑制吃喝浪費問題沒有考慮到中國的風俗習慣以及經濟發(fā)展后人們對物質生活的追求。如果僅僅是企圖抑制公款消費，設立這個稅種顯然是本末倒置，等于是官家生病，卻讓百姓吃藥。

　　又比如，1999年我們恢復征收的利息所得稅，本希望是將居民存款從銀行中趕出來，繁榮消費市場和資本市場。可是我們政策的出臺低估了傳統(tǒng)風俗對消費的影響，更沒有預計到影響消費的其他重要因素，比如社會保障體系的缺失、工資增長遠遠低于GDP增長以及資本市場的建設滯后等。正因如此，處于負利率時期，居民存款還是節(jié)節(jié)攀升。

　　如此，這樣的利息所得稅政策的出臺是有違初衷的，特別是在當前這樣一個經濟體制環(huán)境下，更是損害了廣大中低收入者的利益。

　　如今的資本市場已經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盈利能力和質量都有了較大的提高和改善，股權分置改革基本完成，QFII等外資參與國內資本市場的渠道和辦法也浮出水面，最重要的是宏觀經濟穩(wěn)定快速健康發(fā)展為資本市場的繁榮提供了根本保障。

　　在這樣一個局面下，用不著利息所得稅這根“快鞭”，居民存款自動流向了資本市場和消費市場。如何消除當前流動性過剩和流入股市資金過熱的問題？利息所得稅政策是不是也應該與時俱進，發(fā)揮一定的作用呢？這就造成了一個僵局。一方面，居民的投資渠道十分有限，除了股市和國債幾乎沒有其他可以投資的渠道；另一方面，通貨膨脹率的節(jié)節(jié)攀升導致居民在銀行的存款步步縮水。居民的資金應該流向何處去呢？誰來保障他們的財富穩(wěn)定呢？當前的流動性過剩的根本問題在于結售匯制度。國家龐大且不斷增長的外匯儲備是人民幣供給的一個巨大“水龍頭”，外匯匯率的可預期升值幅度吸引了大量的熱錢涌入。這些問題，不是簡單的稅收政策就可以解決的，解鈴還須系鈴人。

　　還需要注意的是，稅收制度調整的彈性和靈活度遠遠比不上其他經濟手段。這是因為稅收政策的效果依賴于政府對經濟形勢的準確判斷，然后形成提案和通過繁雜冗長的立法程序。政策一旦獲得通過并推行，在短時間內似乎又不太可能撤銷，否則會顯得政府的決策考慮不夠成熟穩(wěn)重，給民眾造成出爾反爾的印象；再者，財政收入的既得利益集團形成以后不容易打破。

　　因此，我們經常發(fā)現一個稅收法案設立容易，而撤銷就比較困難了。

　　稅制改革與稅制建設中，最重要的是要有正確的指導思想，要有成熟的理論作為基礎，最忌諱的就是缺乏深度思考的應景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