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雜志曾在其發布的“全球稅收痛苦指數排行榜”中把中國排在第二的位置，眾多專家學者圍繞于此發表了不少看法和建議。筆者認為，搞清楚中國的稅負到底重不重，今后的稅制改革應當朝著怎樣的方向改，必須跳出《福布斯》的計算方式，以更大視角辨析現在的稅負水平。

　　首先，《福布斯》的稅負痛苦指數是以各地區最高邊際稅率計算的，被選用的各稅種最高邊際稅率加總的結果就是稅負痛苦指數。具體來說，就是將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財產稅、雇主社會保險、雇員社會保險和增值稅（或銷售稅）最高法定稅率直接加總。對應我國的具體情況就是：財產稅為零，其他各稅依次為企業所得稅33%、個人所得稅45%、雇主社會保險即公司繳納的社保金44.5%、雇員社會保險即個人繳納的社保金20.5%，增值稅17%，于是最高邊際稅率直接加總得出的稅負指數為160.

　　這種計算方法并不合理。稅收負擔，最基本的概念是納稅與收入的比例。就個體而言，個人所得稅與個人收入相比較更能反映某一個體的稅收負擔。而衡量一個國家的稅收負擔，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以全體公民的納稅總額與GDP進行比較，即宏觀稅負。相對于《福布斯》的稅負指數，宏觀稅負是橫向衡量國家、地區稅負水平更為合理的指標。

　　統計表明，我國2004年稅收收入達到25500億元，占GDP的比重約19%.而世界各國中，宏觀稅負在20%以上者不在少數。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國家稅收負擔并不高。然而，問題不能停留在這里，中國特殊的財政體制需要我們對稅收負擔作全面而科學的分析。

　　應該說，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在我國只能稱之為小口徑的宏觀稅負。因為在我國的財政收入中，90%是稅收，另10%則是其他方面的收入，因此，衡量我國的宏觀稅負，更應從財政收入與GDP之比來入手。

　　然而，財政收入與GDP之比在我國又只能稱之為中口徑的宏觀稅負。因為這里的“財政收入”是指納入財政預算內管理的收入，只包括稅收收入和少量其他收入。在我國，存在著迅猛增長和規模宏大的財政預算外資金，即各種收費、罰款、基金等政府非稅收入——這些收費、罰款和基金收入以“預算外”的形式存在。看待我國的稅收負擔，不能不考慮政府的總體收入，納稅人所承受的政府“預算外”收入負擔不能排除在稅負之外。

　　政府總體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們不妨稱之為大口徑的宏觀稅負。這里的“政府收入”，既包括“稅”，也包括“費”。各種收費、罰款均是依賴國家的職能而實現，具有稅收的強制性、無償性特點，其使用亦在于政府各部門支出，與稅收的性質并無區別。因此，在這三個口徑的稅負指標中，大口徑的指標最為真實、全面地反映政府集中財力的程度和整個國民經濟的負擔水平。而在我國預算外資金與預算資金“并駕齊驅”的現實狀況下，稅負輕重與否，結論一目了然。

　　由此可見，新一輪稅制改革不應“就稅論稅”，應該在“稅”與“費”兩者間作通盤考慮，抑費揚稅是必須達成共識的稅改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