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來發生的“富人納稅”事件，引起了全社會廣泛關注，這一問題也成為今年政協委員們關注的熱點話題。

　　孫安民：

　　富人納稅問題有四個誤區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北京工商聯會長孫安民說，一個時期以來，“富豪不納稅”的輿論沖擊已在部分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中引起困惑和疑慮，其實在這個問題上存在一些誤區，需要加以客觀的分析和認識。

　　第一，企業納稅與個人納稅。首先，我國目前的稅制結構是以企業繳納各種稅收為主的，其占了稅收總額的93％以上，而個人所得稅僅占不到7％。私營企業主具有企業的所有者和個人的雙重身份，衡量私營企業主納稅與否、納稅多少、對社會貢獻的大小，也應以其企業繳納的各種稅額為主。私營企業主個人所得稅的應納稅所得額，主要包括個人工資收入和稅后利潤分配所得兩部分。對前者應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本無異議；對后者，只要不轉入個人戶頭，私營業主可以不繳納個人所得稅。

　　第二，職務消費與個人消費。私營企業主中的絕大多數既是企業的投資者，也是企業的直接經營者，其職務消費與個人消費很難界定，很難區分其中有多少屬于與職務活動無關的個人消費，故稅務部門也不應該征收消費中個人所得稅。

　　第三，企業資產與納稅。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反映的是私營企業的資產總額，而納稅排行只是該私營企業當年納稅的情況。某些達到一定資產規模的私營企業，由于擴大投資規模、投資回收周期長、經營遇到暫時困難等多種原因，導致其某一年份納稅額的減少本屬正常。

　　第四，一部分人先富與實現共同富裕。從我國的稅制結構看，征收個人所得稅對于調節社會貧富差距的作用十分有限；從發達國家的實踐看，其縮小貧富差距的主要手段是大力發展教育，提高貧困人口的素質，創造條件幫助貧困人口從根本上富起來。如果靠人為加大對富豪的征稅力度去救濟貧困人口，必將付出降低效率的代價。

　　厲以寧：“殺富濟貧”

　　不能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政協小組討論會上說，當前中國最大的社會問題是收入分配的兩難境地。一方面，改革開放20多年以來，沿海發展比內地快，城市發展比農村快，一部分家庭收入增加比較快，收入差別在擴大。但另一方面，要發展地方經濟，緩解就業困難，就必須鼓勵民營經濟發展。

　　“你如果不讓民營投資者得到合理的回報，誰給你投資？”厲以寧說，“你如果不給高水平人才以高報酬，他們就被挖走了。所以對他們就應該高報酬、高獎勵。而如果這樣，收入上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還會擴大。但如果不這樣做，我們的經濟就上不去，這就是我國目前的兩難境地。”

　　厲以寧認為，我們只能走一條折中的道路。一方面要照顧到不能讓收入差距過分地懸殊，要想辦法盡快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另一方面就是決不要渲染“仇富”心理，“仇富”心理是有害的。因為，中國的問題不是靠“殺富濟貧”就能解決的。

　　全國工商聯呼吁改革稅制如何解決稅收問題，全國工商聯向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提出一份建議案提出，應修改不利于公平競爭的稅收政策，盡快合并內外資兩套企業所得稅制，消除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在稅收優惠政策上的差異。

　　據測算，我國目前內資企業平均實際稅負為22％，是外資企業平均實際稅負（11％）的一倍。另外，2002年中國稅費總體負擔占GDP的25.1％，雖然低于發達國家30％的平均水平，但卻大大高于發展中國家16％到20％的水平。

　　因此，全國工商聯認為，由于稅收負擔過重，作為投資和市場主體的企業缺乏進行擴大投資、技術改造和結構高速的實力和動力，缺乏創新的活力和動機，不利于參與國際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