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節制地方的行動可能會減弱對外資的吸引力。盡管專家稱，可能取消的優惠政策的總價值難以量化，但知情人士稱，僅富士康在華中某城市希望通過協商保留的政府承諾補貼額就達到人民幣50億元左右。

隨著整體經濟增長放緩，中國政府正面臨稅收下滑的局面。同時如何處理龐大的地方債務也是一大難題，部分經濟學家認為這是對金融系統的重大威脅。據最新統計，中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總計人民幣17.9萬億元。

外媒報道稱，中央政府此舉的目的是阻止地方政府為招商引資而采取無序化、有害化競爭。中國官員們已要求地方政府在3月底前報送這類優惠政策的清理情況。國務院稱，未經國務院批準，今后各地區一律不得自行制定稅收優惠政策。這意味著企業須按照25%的稅率全額繳納企業所得稅。

外國商業組織認為，激勵措施的不確定性將成為外資企業在中國面臨的最新挑戰。商業組織抱怨稱，中國利用反壟斷法壓制外資企業，盡管中國稱同時也加強了針對國內企業的執法力度。外國科技公司對中國銀行業新規提出質疑，稱這些措施要求外國科技公司提交專有技術。

去年以來，外資撤離中國的消息不斷。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為吸引外商來華投資，在土地、人力、資源、稅收等方面給予了大量優惠政策，部分優惠甚至超過中國本土企業所享范疇。然而近些年，的確有部分外企開始逐步退出中國市場。

地方利益協調是關鍵

在全國兩會上，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就曾在會見記者時指出，全面清理規范地方出臺的稅收優惠政策的工作將會視國家發展形勢適時推出。為了維持全國統一市場，消除行政性競爭，營造公平的市場環境，需要面向中國境內所有法人逐步清理一些地方性的稅收優惠政策。

實際上，早在2014年11月27日，國務院就出臺了《關于清理規范稅收等優惠政策的通知》，對清理工作的開展做出了部署。此次全國兩會上，清理地方稅收優惠政策的話題一再被提及，可見這一政策的實施，始終牽動著很多人的心。

《國際金融報》記者從著名稅收籌劃專家肖太壽那里獲悉，目前從全國調研的結果來看，各地方政府隨意地制定一些當地的稅收政策，造成了各地區之間稅收的比重不均衡，各個地方對稅源的搶奪和競爭非常激烈，對企業的資源和生產要素的配置流動形成了阻礙，是一種畸形的發展。所以，為了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推動生產要素在全國流動，實現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為依法治國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在稅收領域里清理地方性稅收優惠政策就成為了當務之急，是當前非常緊迫的一個重要問題。

肖太壽指出，清理地方稅收優惠政策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各地方有自己制定的優惠政策，如果允許這種做法繼續存在的話，很容易引起地方政府的腐敗。地方政府為了促進某個地區的企業發展，可能會為此而出臺單獨的稅收優惠政策，這種情況下政府權力的使用很可能引起腐敗。所以，從這個目標出發，在對政府進行轉型、提高政府服務職能的背景下，清理地區稅收政策就成為了地方政府轉變職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抑制地方政府腐敗行為的發生。

此外，肖太壽還表示，如果每個地方都有權力各自制定政策，就可能會導致同一家企業分布在兩個省份的子公司所面臨的稅收政策不一樣。這對于企業參與全國市場的競爭顯然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市場經濟的發展。所以，清理地方稅收優惠政策可以為全國的企業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法治化環境，這是時代發展的要求。

長久以來，地方政府通過制定具有吸引力的稅收政策等優惠措施招商引資，集聚了大量的企業來發展本地區經濟，各類企業也習慣于享受由此帶來的種種便利。在這種情形下，國務院發文要求清理規范地方性違法違規的稅收等優惠政策，無疑是給沉寂已久的水面投入了一顆巨石。那么，清理工作的開展會給企業和各地區帶來怎樣的影響呢？

肖太壽認為，清理工作對企業的影響，從宏觀層面來講，可以使本地企業和外地企業有公平的稅制環境，排除地方的政治障礙，有利于全國企業的競爭。“因而從長遠來看，對企業來講還是有好處的。”因為如果消除了地方的一些稅收優惠政策，就意味著企業會按照國家的稅法統一進行納稅，流程很明確，可以消除地方執法部門等對企業經營進行的干預，有利于企業活力的增長。”

當然，對本地企業可能還具有不利的一面。由于本地企業不能繼續享受當地的稅收優惠政策，所以短時間看來，會增加當地企業的稅收負擔。而至于清理工作對地方的影響，則要相對更加具體一些。肖太壽認為，在各個地方都有各自的稅收優惠政策、畫地為牢的情況下，從對投資的引導來看，不同的政策會引起生產要素的流動，從而有利于地方政府招商引資。

最后，肖太壽著重強調了清理規范地方性稅收優惠政策工作中可能會面臨的難點，就是中央與各個地方的協調問題。由于各個地區具體條件的特殊性，在清理過程中可能會存在有的地方政府和中央出現互相博弈的問題，這種情況下，要使當地政府認可中央的這個政策，是具有一定難度的。但如果地方政府不認可的話，清理工作就很難繼續開展下去。因此，對稅收優惠政策的清理過程其實也是一個地方政府和中央互相協調的過程。

稅收優惠的負面效應

據《國際金融報》記者了解，自1994年中國采取了一系列稅制改革措施，這些措施是在本著“統一稅法、公平稅負、簡化稅制、合理分權”的原則下進行的,其核心內容是公平和效率的原則。這里的公平是指不同納稅人之間稅收負擔程度的比較，也是指內資和外資之間的公平。

此外，這種稅負的公平實質上還包括市場競爭條件下平等的稅收待遇以及通過稅收分配達到社會相對平衡,但平時強調的稅收公平指的是橫向公平,即不同納稅人條件相同或納稅能力相同,其稅收負擔也應相等。但中國現行的《企業所得稅法》、《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雖屬同一性質不同適用對象的稅收制度,但在稅收優惠等方面卻相差甚遠,致使內外資企業稅負嚴重不公,為其公平競爭來了一定的阻力,違反了稅制改革欲達到公平稅負的初衷,也使內外資企業失去了公平競爭的外部環境,這樣,可使外資企業在建立初期,產品未打開市場之際,可采取低價競爭策略,優先占有市場,而內資企業卻背著沉重的稅負包袱,參與激烈的市場競爭,勢必對其迅速發展起一定的阻礙作用。

當然,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負擔由于要考慮國際平衡等問題。華東理工大學金融學副教授孟磊在接受《國際金融報》采訪時表示，在特定時期,稅收負擔與內資企業的稅收負擔也不能用同一尺度來衡量,即不能用國內企業的稅收負擔水平去統一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負擔。“在財政緊張的今天,更不能用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負擔去統一內資企業的稅收負擔,然而，視二者稅負嚴重不公于不顧,忽略其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是決不可取的,所以,二者統一勢在必行”。

長期以來,稅收一直是籌集財政資金的一種最重要的手段。中國國有企業實行“利改稅”后,稅收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90%左右。稅收作為財政收入的主要形式,不僅是因其具有強制性、固定性、無償性的特征,能保障國家財政收入,而且,稅收作為調節社會主義生產和流通的經濟杠桿,對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稅收優惠的政策過多,勢必使一定時期的財政收入銳減。同時,由于稅收優惠政策多,稅收征管難度加大,稅收成本會大大提高,這又使財政支出加大。從而也會影響財政支出的主動性和綜合國力的提高。

另外,由于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稅收優惠很復雜,既有若干種類型的免、減稅的優惠措施,又有外方投資者直接投資于先進技術企業或產品出口企業等的再投資退稅的優惠,僅實際執行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就有30%、24%、15%、10%、7.5%、0等多種。再加以前年度虧損彌補問題、盈利年的確定問題、境外所得己納稅款的扣除問題等,給稅收征管帶來了許多麻煩,也提高了稅收成本,若再有些外資企業不依法納稅,虛報一些材料,稅收的征管工作難度更大。

稅收的優惠政策與吸引外資往往是正相關的,沿海經濟開發、開放區,享受的稅收等優惠政策很多,能大量地吸引外資,引進先進技術,使經濟發展更快更繁榮,內地及邊遠地區情況則恰好相反,其發展缺乏生機,使原本就不平衡的地區經濟情況更加惡化,地區性兩極分化更嚴重。中國對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給予大量的、廣泛的稅收優惠,犧牲了一部分稅收收入,其目的是為取得更大的財政、經濟、技術等利益,實現更長遠的經濟目標,這是無可厚非的,取消優惠也并非明智之舉,但決不能為此一味夸大其效能而忽視其目前的負面效應。實踐證明,對外企所得稅的優惠政策應注重實效,優惠要適度。

我們知道,稅收優惠政策只是影響投資環境的一個因素,良好的投資環境除了較低的稅負外,還應包括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良好的法律保障及市場容量、勞動力資源、外匯管理、材料供應、服務設施、辦事效率、交通條件、通訊設施等諸多因素。若忽視其他因素,而搞單打一的稅收優惠,決不會收到預期的吸引外資和發展經濟的效果。

外企未必貪戀優惠

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是一個必然趨勢，國內企業對這方面的關注由來已久，不過稅收優惠其實并非吸引外資的首要因素。

企業為什么要去國外生產，而不留在國內繼續發展壯大，看看中國的摩托車行業便知：摩托車行業在中國開始衰退了，但是在越南卻大行其道，很快擠出了日本企業并至少占據了70%以上的市場份額。越南對于外資的優惠稅率一般為25%，而中國企業所得稅率名為33%，實際上一般內資企業的平均稅負為22%，有些摩托車上市公司稅負還沒有這么高。中國國內的稅收更加優惠，為什么企業更愿意去越南辦廠？

孟磊向《國際金融報》記者坦言，那是因為產業的轉移有其自身的規律，一個行業在發達市場成熟到一定階段的時候，規模經濟與生命周期規律導致這個行業由發達市場逐漸向次發達市場轉移，這是一個國際產業轉移的規律，它并不因為優惠政策而改變。“產業轉移也許只是其中一個方面，跨國企業在全球生產布局也是一個因素，對于大的跨國企業來說，它可以把生產線拆成很多環節，在全球生產成本最低的國家與地區中去組織生產”。

中國熟練的勞動力成本低廉，市場需求前景廣闊，所以國際上知名的汽車企業多把組裝環節放在中國，而汽車在發達市場已經產能過剩。在后工業化的市場里，尤其是工業生產已經進入標準化的階段，發達市場已經難抵后起工業化國家的競爭。當中國制造的產品向潮水一樣涌向世界市場的時候，盡管我們目前面臨各種各樣的反傾銷制裁，但是對于發達市場的企業來說，這一切都顯得那么的無奈與無濟于事。發達市場的工業早已經開始衰退了，就像中國的摩托車一樣，它只能向次發達一點的國家轉移，稅收優惠其實并不重要。外企更看重的，是中國潛在有前景的市場、廉價的勞動力、穩定的政局、高速增長的經濟、資源稟賦和在中國參與競爭的比較優勢。

過去國內為了吸引外資，制定了很多優惠政策。這些外資優惠政策的確對國內經濟發展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然而今天，這些政策已經成為制約國內企業平等競爭的障礙。目前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率是15%，而內資企業則為33%；如果再加上我國在所得稅的稅率、稅收減免、稅收返還三個方面對外資企業實行了分地區、有重點、多層次的稅收優惠辦法，使外資企業所承擔的實際負擔僅占企業所得額的8%-9%，而國內一般內資企業的平均稅負達到22%，大中國有企業的稅負高達30%；加上各地方政府為吸引外資出臺的各種土政策，外資企業的運營成本則更低。稅負的差距使內資企業在競爭中處于弱勢，它阻礙了國內企業在參與國際競爭中發展壯大。

國內給予外資優惠政策目的是為了吸引外資轉移技術，國內企業因此可以減少與發達市場的差距。事實上，外資對國內企業所轉移的技術決不是它們的核心技術，中國市場只是它們的價值鏈的輔助生產環節。境外企業對東道國的技術轉移完全取決于外資對合資企業的控制程度，如果境外企業在合資企業中股權不占主導地位，通常也不會轉移其核心技術。比如，跨國企業雖然與國內的汽車企業合資了，但核心的發動機技術卻沒有轉移給我們。因此，即使同樣存在外資概念，外資產品的競爭能力，外資技術、管理的轉移程度，都會存在很大的差別。

發達市場有些國家已經幾乎不生產玩具、鞋子、電視、服裝、家電等日用消費品，而這些產品都是由他們最先發明的，這些產品的生產都逐漸轉移到次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來了。產業轉移的規律還將導致更多的產品升級換代地轉移到中國來，兩稅并軌將加大國內企業參與競爭的積極性。面臨國內日益激烈的競爭，國際企業必須提高其參與國內競爭產品的技術水平，激烈競爭中的“技術外溢”將加快減少國內與國外企業在更高端產品的差距。兩稅并軌并不會阻礙外資加速進入中國的步伐，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并不斷開放本身對外資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它勝過我們給予外資的所有優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