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審議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三審稿，因為體現了“稅收法定”的原則，收獲了廣泛贊譽，但其具體表述又引發了財稅界不小的爭議。

距離立法法修正案投票表決還有幾天時間，記者了解到，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劉劍文以學會的名義，向全國人大法工委、預算工委遞交了一份《關于完善稅收法定的建議》；全國人大代表、山東電影電視劇制作中心藝術副總監趙冬苓則聯合幾位人大代表提出相似建議。這些學者和代表們反映的核心問題，就是立法法三審稿刪除了四個要素。

給權力任性留隱患？

立法法修正案二審稿明確稅種、納稅人、征稅對象、計稅依據、稅率和稅收征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規定。而三審稿規定，“稅種開征、停征和稅收征收管理的基本制度”要制定法律，“納稅人、征稅對象、計稅依據、稅率”四項已消失。

正是因為這四項內容的刪除，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在財稅學者們看來，這種刪除會給“權力任性”埋下隱患。

昨天，在聯辦財經研究院、中國企業研究所（CEI）舉辦的財政基本法論壇上，多位學者再次對刪除四項內容提出質疑。劉劍文說，稅種的法定并不等于稅收要素的法定，稅種只是稅的名稱，不能涵蓋納稅人、計稅對象、計稅依據和稅率等要素。“如果稅收要素不法定，權力就會任性而行。”

劉劍文舉了稅率調控的例子，他說，在國外稅率不會輕易調控，政府調控稅率會受到問責，而如果立法法刪除法定要素則給了地方自主調控權。

按財稅改革時間表，2020年我國將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在與會學者看來，立法法修正案通過，至少五年內不會修改，稅收法定存在重大漏洞，那就難以完成2020年任務。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朱大旗說，如果稅收法定不明確，會存在大量委托空白的授權，“三審稿改掉這些要素確實是一種倒退。”

為什么強調計稅依據、稅率等，朱大旗舉了房地產新政的案例，像二套房的轉讓按所得稅法規定是要對差價征20%的稅，但由于很多東西不明確，實際操作是按總價1%的水平來征稅，“計稅依據不明確，會導致巨大的差異。”

趙冬苓之所以關注這個問題，是她此前提出過稅收法定的議案，她也對三審稿提出意見。在她看來，稅收法定、稅率等也必須法定，否則規定過于籠統，博弈空間越大，最終損害的還是人民群眾的利益，“原本是希望聯名提議案，但是過了截止期，最后幾位代表聯名提了意見。”

稅種稅制有區別

事實上，關于稅收法定刪除四項的爭議，在3月9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記者會上，就有記者提出，三審稿刪除“稅率”是不是意味著全國人大默許國務院自行決定調整稅率？

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鄭淑娜回應說：“二審稿規定的稅種、納稅人、征稅對象、計稅依據、稅率等，這個表述經過專家的論證認為不夠科學。實際上稅種就包括納稅人、征稅對象、計稅依據和稅率。為了表述得更加科學，我們采取了現在草案的表述。”

不過，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認為，稅收有三項公認的基本制度分別為：稅種設立、稅種的基本要素以及征收管理。其中，稅種的設立直接決定了稅種的“立與廢”；稅種的基本要素包括納稅人、征稅對象、計稅依據和稅率，這決定了收多少稅，對誰收稅等問題；而征收管理則是一項程序制度，即規范了納稅時間地點、稅務登記、處罰檢查等。

施正文說，三審稿把其中第二項“稅種的基本要素”刪除了，這也是稅收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項。那么，關于稅收基本制度的表述不夠完整，有重大的遺漏。“只有稅收要素法定后，才能把政府征稅前的任性給化解，如果立法法不明確，政策任意調整，法律沒有辦法控制。”

天津財經大學教授李煒光對也提到，各要素的總合是稅制，而不是稅種。稅種是用來分清稅收類別的，是增值稅，還是消費稅，就像你叫張三，他叫李四一樣，不能涵蓋稅制要素。稅種與稅制是兩回事，它們不是統領與從屬的關系，而且比起前者來，后者是更重要、更實質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