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第三十二屆“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4—2015)”于2014年11月22日上午在北京舉辦。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毛振華[微博]在論壇上表示，政府改革的牛鼻子就是減稅，減稅能夠在短期內對穩定增長有效果，能夠刺激經濟的增長，能夠刺激企業的投資，能夠刺激企業的創業行為，能夠刺激消費，所以短期來看是很有效的措施。長期來看，對調結構是很有利的關鍵措施。

以下是毛振華演講實錄：

毛振華：在劉元春教授和胡乃武教授之后發言壓力很大，因為劉元春教授今天做了一個非常好的報告，特別是他提出了攻堅期，這是在我們講的“新常態”基礎之上的一個新的描述，應該說是2014年是攻堅期的準備期，2015年是攻堅期，這是意義非常深刻的。

為什么是攻堅期，我們面臨著深化改革，調整結構，穩定增長的多重的目標下的艱難選擇，在這種選擇下，我覺得不改革不行，不調結構不行，不穩定增長，不保持現有的底線也是不行的，那到底我們有什么東西可以作為，這是我們需要做的事情。昨天央行[微博]降低了存帶寬利率，這是28個月以來第一次，市場影響非常大，我看信息，美國市場中國的股票都有很大的長生，大概超過10%，這是市場對中國經濟政策的預期，預期中國是不是要邁向一個新的政策周期，由所謂的穩定增長政策和稍微中性的政策相比較的政策來發展。這涉及到有大量的貨幣工具可以利用，現在利息還有很大空間可以降，有人說起碼可以降四次，不知道怎么算的，另外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中國也是世界最高的，還有很大的空間緩和金融體系里面的寬松環境。

我們知道在過去的年份里，金融一直在比較寬松的環境下運行，我們的M2增長速度快，M2增長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長速度，在十年前大概是1.2個貨幣增量和增長1個GDP，現在必須要2塊錢的M2才能帶來1塊錢的GDP，所以我們整個市場里的金融貨幣還是比較寬松的。一方面是經濟體比較缺錢，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大量的錢在市場流動。降息和降低我們的貨幣發行相比是有基準的，因為企業要支付利息的，是更有利與經濟增長的目標。

我過去也說過，降準不宜降息，還有一句話降息不一降水，在經濟調整里面，在市場經濟的政府里，它對貨幣政策的影響相對較弱，財政政策往往是政府能夠直接用的政策。財政政策里，財政赤字，財政開支的收縮和擴張是一個政策。還有就是稅，這是非常重要的。現在大家普遍感到中國企業的稅收負擔很重，本來我是在高教授后面講，他到晚了，他跟我的觀點不太一致，他是國家級一號專家。中國的稅出財政之外，還有類似于稅的，比稅還要硬的政府收的水五，比如工資里養老保險，住房公積金，還有工會的錢，殘疾人的錢都在稅里面一起征收，使得企業在發放工資的時候，大概要再發6%出來給政府，政府還得統一使用，這是非常巨大的數據。政府控制的資源是非常巨大的，降稅對現在的企業作用是更大的，因為稅是剛性的，有的企業偷稅漏稅之后后果很嚴重，所以政府的稅收部門有無限的自由度來掌握，它有自由裁量權，這是非常大的事情。稅收體制改革還沒有開始，但是任重而道遠。

我們哪些地方可以減稅呢，我提的是六個方面，一個是對于創新要減稅，我們的結構增長，這個創新的部分要減稅。我不太贊成補貼，我認為所有的錢經過政府摸了一下，他在甄別，他愿意給誰，這個甄別行為是政府巨大的尋租，是導致政府腐敗的根本的原因，所以把政府甄別，政府決定給誰不給誰要大大減少，這是要降低減少補貼，而增加對于創新企業的減稅。

第二個是對創業的減稅，現在就業壓力很大。

第三個是勞動力密集型企業要減稅。勞動性密集型企業是對中國貢獻比較大的，國有企業基本是資本密集型和資源壟斷型，我們民營企業基本是勞動密集型，出口創匯型。

第四個要對企業的資本擴充行為進行減稅。中國的企業現在遇到很大的問題，就是企業的負債率很高，中國企業的負債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企業有巨大的支出的負擔，同時使企業面臨抗風險能力非常虛弱的狀態。我這兩年去美國比較多，跟他們交流，美國的經濟為什么判斷它走除味劑，很大的判斷就是美國企業的負債率降低到一個新的歷史水平，好一點的企業基本上沒有負債。中國人是愿意把錢拿去儲蓄，或者拿去放高利貸，反正一條企業不愿意作為企業的股本，這是很大的文化。這也反映出了其他的現象，不管怎么說，提高企業的股本是很重要的，現在我們對股本的限制很多。在證監會[微博]一個企業發新股都要經過證監會的審批，不知道他們為什么管這個事，只有一個害處就是證監會的權利小點，他能決定誰發財誰不發財，但是證監會還管著。但是在稅上面，由于企業擴充資本將帶來利息支出的減少，利息支出這部分不攤到成本里去，又會提升企業所得稅的上漲，把這一部分稅可以計算出來。企業帶來的股本的上升，減少了利息開支，減少了在成本里的比例，帶來的稅收的增加，這部分返還給企業，我們叫做減稅，實際就是返還給企業，這是一個機會，它對企業資本的構成有很大的好處。我們現在的問題，要造成全社會關注，中國企業的股本問題，如果股本問題不解決，中國的企業包袱，中國企業的創新，中國企業抗風險的能力，甚至中國的就業都會遇到很大的問題，這點可以再呼吁一下，在這個領域采取特別措施，這個措施全世界都沒有做過，我們可以考慮。

第五個是在對虧損的企業進行減稅。中國有一個現象，中國的稅收結構是環境稅和所得稅很高，不管什么原因，對中國還是要跟國際逐步接軌，走到所得稅為主的階段，但是現在做不到的情況下，對于稅后虧損的企業，交了很多企業還虧損，一個投資者出了錢辦了企業，吸納了社會就業，制造了GDP，制造了稅收最后還虧損，這對一個創業者，對一個企業來講是很不公平的，在這個部分里對于虧損的企業要實行減稅的措施，減多少，那是另外一個環節。

第六個也是最難的，也是大家最關注的，能不能繼續調低個人稅收的起征點。在這個臨界點的這部分人最重要，為什么，我們認為只有這部分人的錢是拿來消費點的，是中國擴大內需，轉型的重要的支撐點，這部分人沒有多少人儲蓄，就是生活費，所以我們可以把高收入人群的稅收提高，但是這部分人可以再放寬，對稅收的影響不大，但是對直接消費的刺激性作用會很明顯。所以這六方面的減稅我覺得勢在必行，或者應該創造積極推行。

但是減稅是很痛苦的事，因為我們知道政府的開支很大，減稅后政府從哪開支，所以我覺得減稅只是一個稅，實際上是一個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地位，政府的功能，涉及到周圍改革的最攻堅的部分，中國改革的最攻堅的部分，就是政府領導我們改革政府，這個很難。與減稅相適應的，要適度的推動政府的改革，這里面包括降低減少政府的支出的項目，平衡減稅帶來的平衡。

一個是要減少政府的財政的直接投資支出，而改為企業債券，或者國有債券，在所有投資行為經濟行為里面，不涉及到公共福利的部分，應該都由市場行為解決，發行政府企業債券，以前國債和地方債是不一樣的。美國的國債基本上是政府自由使用，但是地方政府債不是自由的，一定要項目本身發行，不能納入政府的一般性開支。所以我們要減低政府的直接投資的支出這個很重要，如果把這一塊減下來，比如今天上什么項目給多少錢，把這些減下來，采取市場的方式解決，這個會減少很大的開支。

第二個要降低政府的補貼支出，剛才已經講過了，要以減稅代替政府的財政補貼。財政補貼是中國的一大特色，是非常大的主渠道，應該可以減下來。

第三就是減少政府的事業單位開支，現在我們養了很多事業單位，這些單位里邊大部分是不需要政府養的，有一些科研單位可以市場化，有一些是自由的獨立的勞動者，他們應該是憑自己的收入來養活自己，不要靠政府補貼，比如中國很多補貼，演員，體育明星，他們應該都有自己的收入。所以怎么樣降低巨大的政府事業單位的開支，是我們要研究的，一部分要轉軌，轉城市場的，企業的，個人的，要減少這個包袱。當然不能減學校，不能減教育。

還有一個就是減少公務員，中國的公務員的比例不斷地攀升，每年都有大規模的招聘，也有大量的處一級的事業單位轉入到國家機關里面，我們現在講政府的改革，毛主席在延安就搞過這個精兵簡政，所以我們必須要減少我們公務員的人數。我以前是公務員，好多公務員還公務員隊伍里，一個單位里公務員超過三分之一是為自己服務，這個是很大的開支，也是政府職能難以轉化，也是改革深水區的攻堅內容。因為大家知道中國的利益集團，其實公務員體系就是一個利益集團，沒有了公務員，中國會少很多腐敗，會少很多改革的難度。所以減少公務員是非常重要的，這樣就能減少政府開支。

我覺得減稅就是中國的一改革、發展的牛鼻子。我過去說過，上一次討論我說降低國有企業的杠桿率，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改革的牛鼻子，因為國有企業的杠桿利息高，國有企業通過負債的方法獲得主要的社會資源配置的能力，國有企業占有的新增加的貨幣發行大概接近90%，使得新增部分大大改變了中國的經濟版圖，這是中國經濟的全面的改變，導致了我們艱難的經濟。我們要改革政府怎么概念化，政府改革的牛鼻子就是減稅，減稅能夠在短期內對穩定增長有效果，能夠刺激經濟的增長，能夠刺激企業的投資，能夠刺激企業的創業行為，能夠刺激消費，所以短期來看是很有效的措施。長期來看，對調結構是很有利的關鍵措施。

這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要政府減少開支，減少政府的權利太難了，難上加難，比等天還能，但還要登上去。我覺得應該把減稅的措施放到政府改革的非常關鍵的地方。大家知道現在經濟的回落，財政本身又面臨相對困難的局面，過去我們政府的收入最高的年份達到30%多，現在財政收入只有8.6%，增長速度已經是歷史性的降低，已經比較低了，在這個時候我們再提減稅，導致政府收入減少是很大的挑戰。從我們實際感受來看，稅收的降低，對我們長期調整結構是十分必要的，對于我們短期的經濟增長也是很必要的。但是難度也非常大，我們也期盼，也關注政府在這方面必要的措施。降息都來到了，那么降稅它還遠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