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企業不發展，政府再強大、再強勢、再怎樣與民爭利，其利益空間也十分有限。真正的利益，應當建立在發展上，建立在將企業做大做強做優上，建立在百姓創業上。否則，要想實現經濟的平衡快速發展，難度會越來越大，空間也越來越小。

減稅政策不僅僅在于讓利，更在于政府對企業的關心，在于政府如何才能更好地處理好與市場、與企業的關系

近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召開，研究擴大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實施范圍。會議決定，將小微企業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實施范圍上限由年應納稅所得額6萬元進一步提高，并將政策截止期限延長至2016年底。

顯然，這是穩定經濟增長的又一重要舉措。因為，李克強總理日前在針對某些國際投行唱空中國經濟、看淡中國經濟前景時闡述了中國經濟政策的思路。他表示，戰術上主動作為，陸續出臺有力措施，確保經濟不跌出下限；戰略上保持定力，不重啟大規模刺激，著力通過改革釋放市場活力。而給小微企業減稅，無疑是有力措施的一種。

毫無疑問，給小微企業減稅，也是“有力措施”的一個方面。盡管按照小微企業的特點，給小微企業減稅，可能對穩定經濟增長的作用比較有限。但是，由于其吸納了70%以上的居民就業，其對經濟穩定增長的基礎作用卻是不可忽視的。也就是說，如果社會不穩定，再多的“有力措施”，也是難以充分發揮作用的。

現在的問題是，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僅僅對小微企業出臺減稅政策是否有效呢？能不能擴大減稅范圍，將減稅的覆蓋面擴大到整個實體經濟、特別是對穩定經濟增長有強大支撐作用的實體經濟呢？畢竟，經濟決定財政，只有經濟活，財政預算才能活，只有經濟活得更好，財政也才能活得更好。否則，就只能一起困難、一起過艱難日子。

事實也是如此，就目前實體企業的實際情況來看，多數企業的日子都是不太好過的。甚至包括一些過去過得很舒坦的大型國有企業，如今日子也一天比一天艱難。如造船企業、航運企業、鋼鐵企業等。雖然這樣的結果，主要是企業自身的原因，是盲目投資、盲目擴張、盲目發展的后果。但是，就經濟而言存在這樣的現象，總不是一件好事。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這些年來，我國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運用上，出現了重貨幣政策、輕財政政策，重財政刺激、輕減稅推動的不正常現象。因此，對企業來說，不僅納稅的意識的很差，利用減稅政策幫助企業發展的意識也很差。金融危機剛剛爆發后的那一年，中央出現的5000億元減稅政策，竟然沒有能夠用完。除了政策設計方面的問題之外，與企業享受減稅政策的意識不強也不無關系。

相反，在投資方面，幾乎所有投資者在與地方政府洽談投資項目時，都會要求地方政府給予這樣或那樣的優惠政策，其中也包括稅收優惠政策。而到了中央出臺稅收優惠政策以后，則反而沒有企業主動去適應政策需要，將減稅政策的作用充分發揮了。

也許有人會說，在財政收入增長已經乏力的情況下，如果出臺規模較大的減稅政策，會對財政運行帶來嚴重的壓力。從表面看，確實如此。畢竟，如果對所有的實體企業減稅，是一筆非常可觀的數額，對政府運行一定會帶來影響。但是，仔細分析則不難發揮，就算不給企業減稅，政府的運行照樣困難。原因就在于，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十分低下，不減稅多留在財政的錢，最終也會無效率地被政府及其職能部門消耗掉。相反，企業則因為市場形勢不好，消費不旺，而難以生存，最終還是要由政府來埋單。即便是民營企業，如果企業出了問題，政府也逃脫不了埋單的“責任”。

更重要的，按照目前地方政府的操作思路，每到節日期間，都會安排相當部分的資金，用于扶貧幫困，以維持節日的社會穩定與安全。如果能將這些用于形式上的資金，集中起來使用，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變成對企業的減稅讓利，是否能產生更大的經濟和社會效應呢？其所產生的財富疊加效應是否也要比形式上的扶貧幫困好得多呢？而如果將“八項規定”等實施以后節約下來的資金用于給企業減稅，就更是無本非同尋常利了。

中國的發展，經濟的維穩，不僅需要貨幣政策和財政投資刺激政策，更需要減稅政策。為什么減稅政策在中國的作用遠不如國外好，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政府不擅長于用減稅政策，也無心大力推行減稅政策，而是總寄希望于讓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果企業不發展，政府再強大、再強勢、再怎樣與民爭利，其利益空間也十分有限。真正的利益，應當建立在發展上，建立在將企業做大做強做優上，建立在百姓創業上。否則，要想實現經濟的平衡快速發展，難度會越來越大，空間也越來越小。

中國必須讓減稅之風來得更大些，讓減稅政策能夠發揮和傳遞更多正能量。畢竟，減稅政策不僅僅在于讓利，更在于政府對企業的關心，在于政府如何才能更好地處理好與市場、與企業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