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近幾年內，8%的增長率也許應被視為中國經濟平穩增長的下限，而不是一個適度的目標。從多個角度來分析，如果經濟增長率回落至8%以下，那么無論企業、銀行及消費者都會明顯感覺趨冷，而不是適度。

　　2008年第二季度，我國GDP增長率為10.1%.這仍是一個相當快的速度，但卻比2007年第二季度的12.6%下降了2.5個百分點，而且是連續第四個季度呈下滑之勢。根據筆者對國內外形勢的判斷，下半年經濟增長率還會進一步下降，估計到第四季度時會降到9%以下，而到明年則會降到8%.

　　有人認為， 8%的經濟增長率并不算低，而政府近年來也總是把經濟增長目標設在8%或8.5%的水平，因此即便明年經濟增長回落至這一水平也屬意愿中的，不必過于擔心。但筆者不同意這一觀點。筆者認為，至少在近幾年內，8%的增長率也許應被視為中國經濟平穩增長的下限，而不是一個適度的目標。從多個角度來分析，如果經濟增長率回落至8%以下，那么無論企業、銀行及消費者都會明顯感覺趨冷，而不是適度。

　　判斷經濟增長適度速度的最直接方法是參照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潛在增長率的估算有多種方法，簡單的實證方法（或統計方法）是利用歷史趨勢值。按照Hodrick-Prescott過濾器這一統計方法測算，近年我國的潛在增長率在10%左右。即便不使用這一特殊的統計方法，僅僅看中國經濟在過去數年的增長率也可窺一斑。比如，我國實際GDP的平均增長率在過去五年是10.8%， 過去10年是9.5%， 過去20年是9.8%， 而過去30年則是9.9%.如果說過去五年的數據有一定偶然性，那么過去10年、20年、30年的平均增長率都如此穩定地保持在接近10%的水平，表明中國經濟高增長是有一定必然性的。

　　中國經濟保持高增長得益于三大原因： 資本存量的快速增長、勞動力的充足供給以及勞動生產效率的迅速提高。過去，由于我國的勞動力供給充足，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相當迅速，因此經濟增長的瓶頸主要來源于資本存量（即保證每一個勞動力都有一定數量的資本配置）。由于過去幾十年來政府對投資的高度重視，資本存量的瓶頸在過去十多年已大大緩解。根據我們的測算，自1992年以來中國資本存量的年實際增長率都在10%以上，過去四年則在12%以上，基本可以滿足經濟高速增長對基礎設施及產能的需求。這就是為什么去年我國實際GDP增長率達到12.6%，但經濟中的資本短缺現象卻并不明顯（除了個別因價格管制所導致的短缺）。這也是為什么我一直擔心，一旦經濟增長率低于10%，我國產能過剩的問題將會變得非常明顯。

　　必須承認，由于統計數據有誤差，經濟變量也存在偶然性、隨機性，以上方法所得出的潛在增長率并不精確。假定10%是經濟的潛在增長率，那意味著如果實際增長率低于10%，就會產生所謂的“產出負缺口”，即經濟中的產能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就業也不夠充分。

　　在中國，產能過剩不難理解，但我們對“充分就業”卻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考慮到我國每年有超過1000萬人從農村轉移到城鎮（過去12年其實每年的轉移人口都超過1200萬人），其中有70%的人口屬于勞動力（即年齡介于15~64歲之間），而城鎮勞動力本身也在增加，因此 “十一五”計劃中制定的目標是每年創造900萬個新增城鎮就業機會，以保證新增城鎮勞動力中的絕大部分都能找到工作。由于就業機會與經濟增長速度緊密相連，因此實現上述就業增長的目標就成為經濟增長率的一個政治與社會下限。

　　有意思的是，如果看看歷史就會發現，自1990年以來，只要是實際GDP增長率高于10%的年份，新增城鎮就業機會超過900萬個；而在實際GDP增長率低于10%的年份，新增城鎮就業機會則低于900萬個。在實際GDP增長率為7.6% 的1999年，新增城鎮就業機會尚不足200萬個。從這個簡單而粗略的比較來看，10%的經濟增長率似乎是充分就業的一個重要門檻。如果說明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真的降至8%，屆時就業壓力估計會相當大。

　　有人說，中國應該借今明兩年出口行業不景氣的機會大力發展服務業，來吸納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這一想法很好，但談何容易。在過去三年里，由于經濟增長連續保持在10%以上，尤其是外貿出口快速增加，我國新增的城鎮就業達到平均每年1800萬人。但是，這些新增就業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和建筑業（約1200萬人），而服務業新增的就業機會則相當有限（約600萬人）。如果今明兩年外貿出口行業大量裁員，那么制造業可創造的就業機會會大大減少。在整體經濟增長減弱的環境下，就業機會的減少會減緩收入增長的速度，影響居民的消費能力，也會影響到服務業可以吸收就業的能力。

　　如果實際GDP增長率降至8%以下，屆時就業壓力將相當可觀， 也許會導致經濟放緩的社會成本大大超過其經濟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