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物價上漲問題，除了減少流通貨幣之外，最根本的還是提高生產率，以充足的商品供應來緩解物價上漲。這只能通過放開管制來實現，而壓低的價格只能抑制生產供應治理通脹要對癥下藥。通貨膨脹是貨幣發行過多引起的，治理通脹也只能打貨幣政策的主意。而2008年1月中旬，發改委和幾十個省市地方“悍然”出臺了一些價格管制政策，意圖控制通脹。這樣的管制無論從經濟學理論，還是歷史經驗上來看，都是行不通的。通過價格管制抑制通脹，哪怕是臨時的管制也必然會失敗。

　　好看的CPI數字只是假象

　　價格管制本身是行政邏輯的結果。政治或者行政管理的特點是講究短期效果。“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是每一個官員頭上的懸劍。通貨膨脹危害到民眾生活甚至社會穩定，作為行政部門不可能對此無動于衷。如果幾個月之內通脹率得不到抑制，領導不滿意，老百姓怨聲載道，官員們的政績就會大受影響，因此，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行動，出臺價格管制就成了一種政治上的姿態，證明政府是在做事情，是在為民做主。這就是行政邏輯和經濟邏輯的不同之處。由于政府強行干預市場的基本邏輯——價格信號的自由傳遞，于是使市場變得傷痕累累。

　　價格管制是最笨拙的方法，初期物價數字會很好看。但我們的目的是為了數字好看嗎？很遺憾，按照行政管理的邏輯，是這樣的。這些數字很可能是權威的、客觀的。但這樣被壓低的通脹率數字除了說明了政府出臺了價格管制政策外，什么也沒有說明。通貨膨脹控制住了嗎？物價上漲控制住了嗎？在管制措施出臺的這兩個月，商家可能會懾于行政權威“沒有”漲價。之后呢？為了數字繼續好看，管制難道要繼續實施下去嗎？如果我們的目標僅僅是漂亮的CPI數字的話，很簡單，回到改革開放前，那時候根本沒有通脹，物價幾十年不變。但這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

　　在價格管制初期，名義上的價格被限制住了，但壓抑的價格是無法限制人們的需求的，而且人們的需求還被較低的價格刺激得更加旺盛——這也是短缺的成因之一。好看的數字并不是真實的，計入價格指數的只不過是名義物價，真實的價格還應該算上產品質量降低、數量減少、以次充好、缺斤短兩、取消服務項目、排隊、走關系、商家規避管制，等等。如果這些都能換算成價格的話，我們就會發現真實的數字并不是那么好看。

　　價格管制只能減少供應而不是“保障供應”

　　解決物價上漲問題，除了減少流通貨幣之外，最根本的還是提高生產率，以充足的商品供應來緩解物價上漲。這只能通過放開管制來實現，而壓低的價格只能抑制生產供應。

　　價格無非是一種信號，如果上漲則說明物品短缺了，或者相對社會的貨幣量來說物品短缺了。價格信號的作用很直接，實行價格管制后，廠家、商家看到無利可圖甚至可能會產生虧損，就有可能減少投資、偷工減料，或裁員縮產。這樣只會減少有效供應，而不是增加有效供應。行政官員們聲稱價格管制是為了緩解短缺，從而緩解物價上漲，顯然是在重復南轅北轍的故事。

　　盡管如此，有人認為價格管制可能會奏效，因為價格管制有心理暗示作用，能夠穩定人們的通脹心理預期。是這樣嗎？

　　實行價格管制是希望讓公眾相信：政府是認真對待通脹的，而且一出手效果就會立竿見影。政府希望以權威和信用來穩定大家的通脹預期，增強對手中貨幣的信心，從而減少因搶購而帶來的物價上漲。但這仍是著眼于短期效果的措施，即便這樣，能否達到效果也很值得懷疑。政府進行價格管制是一個非常事件，等于發出了通脹加劇的信號，因此，更可能強化人們的通脹預期，從而導致更猛烈的搶購風，加劇通脹率的上升。這一點，在歷史上的多次惡性通脹當中都有體現。

　　哪怕是“臨時價格管制”也無益于治理通脹

　　1948~1949年之間中國的惡性通貨膨脹頗具代表性。這是世界經濟史上最嚴重的兩次通脹之一，而其發生的原因，就在于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瘋狂印刷貨幣以彌補戰爭和行政腐敗造成的財政赤字。1948年8月19日，為配合金圓券發行，“政府”對物價、工資實行凍結，即“八？一九”限價。但限價引起的卻是一次猛烈的搶購風潮。上海的批發商在官定物價公布后，便停止了營業。公開交易冷冷清清，黑市交易卻十分火暴，黑市物價上漲3~10倍。10月，上海突然刮起了搶購風，人們見貨就搶，甚至連錫箔、棺材也在搶購之列。在搶購風潮期間，四大百貨公司的存貨被搶購一空。據估計，限價期間上海工商業的總損失約值金圓券（指初發行的金圓券價值）2億元。繼搶購風潮后，上海又發生了搶米風潮，最后范圍擴大到一切可以充饑的食物。強制執行了70天的限價政策，再也維持不下去了。11月1日，國民黨“政府”被迫宣布放棄限價，于是物價猶如決堤之水。后面就是每個學過那段歷史的人耳熟能詳的故事了：幾億元買一袋米，走路過一條街的時間就漲三次價，背一麻袋錢去買一盒火柴……。

　　這個故事說明了兩點：一、價格管制是無法管住價格的。二、所謂的“臨時性價格管制”哪怕時間不長，后果也可能很嚴重。

　　國民黨“政府”1948年實施的是70天“臨時價格管制”政策；而2008年1月出臺的價格管制政策，各路專家也忙不迭地強調，這次價格管制是臨時性的，待物價快速上漲的條件消失之后，就會取消。但我們的疑問卻是，物價上漲的條件怎么會消失？在無利可圖的情況下，農民會有積極性養豬、種糧食來抑制價格上漲嗎？廠商、銷售商、運輸商會有積極性投資來擴大生產嗎？也許央行會在臨時價格管制期間把流動性收回去，但愿如此。不過，回收流動性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現在市場化程度可比十幾年前高出不少，不可能再像1993年那樣一紙行政命令就把貸款收回去，貨幣這個放出籠子的老虎都到了市場上，怎么還能輕易回籠？靠貨幣政策治理通脹固然是一個辦法，但效果決不會那么立竿見影。央行去年提了六次基礎利率，提了十次準備金率，結果CPI還不是越來越高、“逆市上漲”？如果流動性沒有被收回去的話，“臨時價格管制”是取消還是繼續搞，甚至變成長期？

　　價格管制的結果是加劇通脹

　　從歷史經驗看，在“臨時價格管制”取消之后，很可能會出現價格的“報復性反彈”。為什么在價格管制取消之后會出現“報復性反彈”，通脹率再度上升呢？是奸商在興風作浪么？其實不是。“報復性反彈”并不是有誰深謀遠慮地對社會進行報復。商人重利，也不見得都有報復社會的心理。產生價格“報復性反彈”罪魁禍首，還在價格管制身上。在價格管制期間，企業為了節約成本，裁減員工、設備暫停使用或者降低使用率；在價格管制撤銷后，價格水平上漲，企業就需要再重新招人、培訓、上崗，再加上設備磨合和企業各個管理環節之間的磨合要達到最佳狀態，都需要一段時間，要恢復到原來的生產水平，肯定需要一個過程。這樣，短時間內沒辦法完全滿足需要，物價水平便會出現“報復性反彈”。

　　整個商業交易鏈條也是這樣，原材料、運輸、批發、生產、零售、廣告宣傳的鏈條恢復運轉也需要時間。這就像冬天停了一晚上的汽車，第二天早上行車之前，一定要預熱一段時間才能啟動，啟動之后要慢速行駛很長時間才能高速行駛。也就是說，整個社會的產品供應會比價格管制之前更少，而與此同時人們的需求不減，在價格管制取消之后的“報復性”反彈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