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廠”的薄利、遭遇知識產權壁壘的手足無措、品牌爭端等等無一不在提示目前仍沉浸于高歌猛進式前進中的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如果不全面提升自主創新的能力，勢必走入后勁不足的尷尬，本土企業將不得不繼續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上的最底端勞心勞力地做代工，而身處價值鏈最頂端的跨國公司則憑借其創新能力更為優雅而從容地賺錢。

　　這一切使國內“自主創新”的聲浪日沸，而來自中國政界最高層對“自主創新”的高調言論更是將“自主創新”的雷聲分貝放大到了極致。

　　200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于實施科技規劃綱要 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決定》。

　　主管科學技術的國務委員陳至立在2007年1月9日的全國科技大會上高度概括了自主創新國策的意義，“這是總結我國50多年經濟建設和科技工作的經驗教訓，借鑒當今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成功做法上做出的具有全局意義的重大抉擇。”

　　聲勢浩大的驚雷過后，本該瓢潑大雨緊隨而至，但各地似乎并沒有立即應聲出現風起云涌的“創新浪潮”。問題是：中國企業有了“創新”的方向，但究竟該如何創新，用什么方式創新，創新需要什么樣的機制、體系來保障，如何將創新的理念轉變成為具有可操作性的路徑并實際地為中國企業創利，這些問題的答案還在迷霧中。本文旨在通過報道國內學術界專家和工商業界人士對這一問題的深入探討和精辟言論，引領本土企業界走向“化云為雨”的系統性思考。

　　九曲迂回的朗潤園萬眾苑在北大校園的一片深冬靜謐中透出沉穩與大氣。“2007年中國管理創新論壇——創新型國家的企業管理領導力論壇”正在這里展開熱烈討論。當今中國經濟界舉足輕重的學者、專家、企業界的精英正齊聚一堂，為2006年以來“創新”這個炙手可熱的話題探索可落地的解決方案。

　　正如科技日報社長張景安先生在論壇開局，總結中國經濟20多年的發展歷程時所說的，“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大量的引進、大量的合資。但引進是縮小差距，創新才能決定未來。因為當競爭對手認為你的引進威脅到它發展的時候，你再想依靠引進就是‘白日做夢’，是不可能的，只能夠靠自己創新。”

　　金融危機到來之前，美國經濟學家曾在一篇文章中稱，東南亞經濟是建立在浮沙之上的，很快就會出問題。“浮沙”一詞直擊非自主創新發展所處的險境。在很多企業，尤其是高科技企業，沒有關鍵技術，很多時候就意味著企業沒有核心競爭力，一遇到問題就很容易一潰千里。此外，除技術在“知本經濟”時代，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已經成為企業和國家經濟競爭的焦點，如何應對“列強”的“知識霸權主義”，是中國實現“和平崛起”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事實上，關于知識產權和品牌的“血拼”早已撕掉了“合作”的溫情面紗。豐田訴吉利商標侵權案、力帆與本田的八年抗戰、本田與華日的外觀設計與發明專利之爭、通用與奇瑞的和解……

　　張景安認為，今天我們不能再單純以GDP論英雄，而是要看核心價值和核心產權，是不是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是不是可持續發展的。

　　創新雨點之一：技術創新

　　技術創新首先要解決的往往不是技術研發本身的問題，而是先要培育適合技術創新的“土壤”。一般來講，技術創新是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投入的，沒有適當的環境、合理的回報，企業不可能投資于創新。

　　而“土壤”就是合理的技術創新體系、持續創新的動力和資金獲得渠道以及對創新所付出的代價保持平穩的心態。

　　國務院決定實施科技規劃綱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決定傳遞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要建立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企業創新的主要形式有四類：

　　1.企業內設研究所，組織力量在企業內部開展研發。這在國際上非常成熟，有一部分企業已經這樣做了。像深圳華為、青島海爾，北京聯想，他們都在企業內設研究機構。

　　2.企業參與國家科技計劃，或民間聯合共同技術研發。

　　3.委托和資助科研院所、大學開展企業需求的創新項目。這種做法在國際上非常通行，幾十年來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4.購買科研院所和大學研究成果開發并應用。

　　全球知名的斯坦福大學在產、學、研相結合的范式上堪稱典范。它為企業培育、造就和輸送人才，并且支持、鼓勵創新和創業。企業家在競爭激烈的商場上往往沒有時間冷靜思考很多戰略性問題，斯坦福來為企業家指引發展方向。

　　技術創新往往不能一蹴而就，任何急功近利和“見好就收”的短視行為都會令前期的巨額投入最終付諸東流。因此，解決技術創新除了有合理的機制外，資金的來源也是企業能夠持續投資技術創新面臨的很實際的問題。對此，專門的投資公司，特別是創業投資公司的力量不容小覷。在這方面著名的IDG VC在投資中國互聯網產業上的成功案例早已令人耳熟能詳了。

　　此外，對待技術創新代價的心態很重要。對技術創新的投資持審慎的態度自然無可厚非，甚至怎樣審慎都不為過，但無論論證的多么深入、細致，我們仍然無法保證每一項創新都是成功的。有時候，在我們所處的階段是為創新的最終成功付出成本的階段。因而，企業對技術創新的心態一定要放平穩。

　　創新雨點之二： 技術之外

　　我們不妨把“創新”的思路放開，國際上很多成功企業不靠核心技術，甚至自己沒有發明技術也很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像戴爾和沃爾瑪。他們靠機制和體制創新同樣獲得了很大成功。

　　——國家外國專家局原局長、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協會副主席馬俊如

　　擁有核心技術固然是競爭中的利器，但技術創新需要大規模的財力、人力甚至是時間成本的巨大投入。這對于“財大氣粗”的跨國公司尚且是一筆可觀的支出，對于大多數基礎薄弱的中國企業來說，談技術創新往往很“奢侈”。

　　回顧中國過去28年來的發展之路。我們今天來看創新不僅僅需要“目光向外”，向國外學習，實際上我們自己以往也已經取得了很多值得借鑒的經驗。過去的28年里，中國從非市場性國家走向市場性國家，從一個區域性國家走向世界大國，從農業為主的國家成為了世界制造業最為密集的中心、一個制造基地，一定有很多創新。如果沒有創新，不可能做得那么好。

　　比如，在中國已經實踐多年的 “虛擬規模”，到2005年才被美國提名為10大管理創新的觀點。簡單說就是靠自己建大工廠做大單、降低成本已經不是出路了，因為供貨需求一旦降低，大工廠的大量設備會閑置。而虛擬規模生產就避免了這個問題。比如說有一個兩萬條領帶的訂單，一家工廠一天只能生產200條，但是他仍然可以接這個單，因為有成千上萬的工廠有生產兩萬條訂單的能力。通過虛擬規模整合訂單，“不可能任務”完成了。這就是中國的發明。單個個體沒有資源、沒有能力的情況下，大家“扎堆”在一起形成一個巨大能力。　　《首席財務官》雜志社出版人兼社長田茂永先生對此也深為認同。他認為，創造并不像理論界和學術界講得這么復雜，一個生動的例子可以佐證：

　　純粹土生土長的電池大王比亞迪在很短幾年里把全世界最好的日系手機電池生產廠家打敗了，其成功并不源自復雜的技術。在通過充分調動低成本的國內勞動力資源的基礎上，比亞迪董事長王傳福將傳統生產線改造為可生產多種品種的“半自動生產線”，隨時可以按需組合，很快就使投資巨大但往往只能生產一種產品的日系自動化生產線全線潰敗。作為美國工業之父的福特，其之所以偉大，恰恰在于他實現了汽車的規模化生產，提出了著名的“流水線”概念。換一種做法，也是創新。事實上，這種創新并不需要長時間的、大量的投入，也不需要國家政策、法律給與什么保障和優惠。可以說，企業的創新機遇無處不在。

　　“會計不僅僅是一種技術方法，作為一種制度，會計制度具備調整各個階層關系的機制。判斷它是否適合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重要標志就是看其能否推動進步。”

　　——陸正飛

　　首先，新會計準則體系體現了與國際財務報告會計準則的趨同。這一次新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在95%程度上是完全趨同的，只有兩個方面存在差異。

　　1.一個是關聯交易的定義。有著共同爺爺的孫子全是管理方。所以我們不接受這一條。

　　2.資產減值準備可否轉回。

　　第二，引入公允價值計量。這使得資產反應比較符合實際。

　　還有，投資性房地產也可以用條件引入公允價值。

　　另外，非貨幣性交易也可以引入公允價值。

　　公允價值引入帶來的潛在影響：

　　1.會計賬面反應利潤會有波動性。特別是擁有大量金融資產的企業，比如說中國人壽，手中持有股票的漲跌會反應利潤或者是損失。不僅僅是使得賬面更加波動，對績效評價和利潤分配會帶來極大困難。

　　2.對稅收也有影響。

　　3.鼓勵企業兼并和對外投資。用公允價值，賬面會得到充分的反應。用新的準則會反應更好的溢價和利潤，使得賬面更加好看。

　　第三，新會計準則規范了企業合并、合并財務報表等重大會計事項。

　　第四，新會計準則規范了新的會計業務，將原有表外項目納入其中。

　　第五，一些特殊行業的會計準則都得到了規范。這一點帶來的潛在影響是非常重大的。以前我們一個集團企業，跨10個行業需要用10種會計制度，就像10個人用10種語言說話，造成了混亂和不規范，現在這樣的問題迎刃而解了。

　　第六，資產減值。過去六年里面，允許資產減值，提了之后允許轉回。于是很多上市公司利用以前準則特點，今年提一大筆損失，明年轉回做成盈利，這樣實現了各自年度的目的。新準則要求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等的減值準備，一經計提，不得轉回。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業利用減值準則轉回操縱利潤的可能性。

　　第七，研究與開發費用的會計處理，這也是這個新會計準則變化非常重要一個方面。新準則區分了“研究”和“開發”兩個階段：“研究”階段的支出依然進入當期損益，而開發階段的支出符合一定條件時可以資本化，分年攤銷。

　　新準則的規定會提高企業本期業績。當然會對未來的利潤有影響。

　　開發費用資本化，是選擇性規定不是強制性規定，企業符合條件的時候可以資本化，但是符合資本化的時候可以不資本化，繼續計入費用也可以。這就給了企業選擇權，有了盈余管理的工具。

　　這一改革主要體現了對科技創新類企業的政策扶持。可以減少企業本期或者短期財務負擔。

　　第八，披露要求更為嚴格具體。

　　1.引入每股收益、分布報告等披露要求。

　　2.針對金融工具，要求披露承受的金融風險的具體信息。

　　3.針對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要求披露重要會計政策和重要會計估計的確定依據。

　　4.新準則假定所有關聯交易都是非公允的，企業欲證明其公允性，必須提供證據。

　　這些變革的影響在于：

　　1.將為財務報表使用者提供更透明、更相關的會計信息。

　　2.鼓勵企業整體上市，減少關聯交易的發生。

　　第九，準則規定更為具體。

　　1.金融資產劃分為四類，可以以管理層意圖為基礎，但一旦劃分就不得隨意變更。

　　2.長期資產計提減值準備，必須以單項資產或“資產組”為基礎，測算其未來現金流、并披露預算所依據的關鍵假定和依據、估算基礎、折現率等信息。

　　3.公允價值確定依據。

　　上述規定顯然對企業的精細化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上市公司，外表光鮮，但是內部基礎工作比較薄弱，基礎信息采集非常缺乏合理的程序。現在既然要求我們披露那么多基礎信息，我們就需要通過內部管理精細化來解決這一問題了。

　　創新雨點之三：“競爭中合作”的創新模式

　　在今天這個資訊開放的時代，創新者應該具備更為前衛的創新理念。閉門造車的成本往往高于合作中的互相扶持。創新的過程可以是開放的，而成果也是可以分享的。在創新上，“獨樂樂亦不如眾樂樂。”

　　新的創新態勢恐怕不能繼續沿襲以往簡單地以市場換技術、換管理的模式了。以往的經驗告訴我們，對管理、技術的全面“依賴”必將導致我們在全球競爭環境中的被動局面。張景安認為，我們的企業要做的是與國內競爭企業、與跨國公司在競爭中合作。

　　1976～1980年，日本政府曾組織六家公司和研究所聯合開發當時在國際上認為非常先進的1微米電子芯片技術。日本政府要求研究所聯合起來做這件事情，企業出一半的錢，政府出一半的錢，這個決定做出來之后，征求企業意見的時候，企業不同意，六家企業里面有索尼、東芝等等，他們在市場上是競爭對手，老死不相往來，現在讓他們一起共同開發一個目標，顯然困難重重。但是，日本政府認為，企業在市場上是產品競爭，產品競爭可以分成兩部分：技術是大家共同需要的，有了技術之后做成的產品各顯神通。

　　就第一部分而言，技術既然是共同需要，那么大家就聯合起來。如果不聯合，任何一家公司想在世界上，特別是和美國公司在芯片方面競爭是不可能贏得勝利的。1976年的日本不是今天的日本，那時候他們跟美國相比技術上有一定的差距。日本政府告訴他們：只有聯合才能取勝。日本六家公司對政府的信賴觀念比較強，雖然他們沒有完全想通，但是照做了。現在的結果說明，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非常成功的。

　　利益沖突的雙方，特別是企業能夠聯合起來做技術開發，這就是我們今天提到“雙贏”和“共贏”模式的前奏。

　　創新雨點之四：創新動力

　　“創新通常是逼出來的。沒有內部的壓力是不可能有大的創新的。國內經濟形勢很好，現在中國創新是最好時機，因為壓力存在。”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

　　“創新”聽起來有百般好，但沒有實際的利益驅動，企業是很難把有限的資金用在 “看不清未來”的創新上的。而企業競爭環境的變化為創新提供了“必須”的壓力，同時也成就了創新的動力。

　　第一個壓力來自匯率升值。目前比較統一的認識是小幅度升值對我們利大于弊。 “利”來自于升值給企業帶來的壓力，升值就是告訴企業，無論是民營的還是國有的，都要認識清楚，今后要在國際上打開自己的局面，就要依靠降低成本，要依靠產品的創新，要依靠建立品牌，要依靠加強管理。不能像過去那樣“躺”在人民幣錯誤、扭曲的價值上。這種壓力對企業有好處，迫使它要創新，逼著它走。

　　第二，WTO過渡期已經結束的壓力。前一段過渡期內的一些保護性措施現在沒有了。這時候要想在競爭中取勝只有靠自主創新解決問題。

　　第三，目前歐盟和美國對華反傾銷越演越烈。現在要到國外去，日子不太好過了。

　　所以創新是逼出來的，是壓力“壓”出來的。每一個困難都是壓力，每一個壓力都能夠推動企業的創新。

　　此外，從政策上也為創新提供了良好的機遇。

　　新農村建設和新型工業化道路都為我們提供了創新的機遇。

　　厲以寧指出，所謂“新經濟”，就是技術創新加資本市場。沒有資本市場光有技術創新起不了大作用。而中國的基本市場歷經了20年的變革，正在走上正軌。這同樣是歷史給我們提供的機遇。

　　創新雨點之五：創新是競爭力

　　“發展中國家持續穩定的高速發展為我們趕上發達國家提供了可能性。在這個過程中要特別處理發明跟引進之間的關系。”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根據最基本的哲學原理，世界是運動的、變化的，不能靜止地對待已往的成功經驗。商界亦然。但不會審時度勢的抱殘守缺固然必將導致一敗涂地，在現階段高談“創新”的時候，如何處理引進和創新的辯證關系，是否可以就此判斷“引進時代”是否已經功德圓滿，該全身而退，而“創新”正該粉墨登場，還是應該謹慎地權衡得失，兩者兼而有之是值得作為企業高管的CFO們在作戰略決策時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最重要的是競爭力。而競爭力不是一個技術的概念，競爭力是一個成本的概念。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引進技術來創新比自己發明成本要低，所以能引進的要引進，引進更務實。

　　但引進以后產品要更新換代的時候，或者只剩下一兩個核心技術沒有引進也不可能從國外獲得的時候，就需要投資研發了。總之，用最小的成本作最大的事是保持競爭力的基本原則。要有選擇地發明或引進模仿，而且在引進和模仿過程中，也要有自己創新的意識。

　　創新雨點之六：創新的制度

　　“創新不僅僅是指新產品、新服務等等，其實創新必然包含了一些制度方面的需要。創新是一個系統工程。”

　　——林毅夫

　　創新首先要有資本才會有載體。在企業層面進行創新，必須要求超乎企業層面之外的，包括國家金融制度的創新。在世界任何國家，任何企業發展早期的資金，通常都是自有資金，慢慢資金來源變成銀行，變成股票市場等等。因此，隨著技術創新對資金規模要求的不斷變化，以及風險性的不斷提高，金融體制必須要有所創新來滿足創新的需求。

　　此外，法律方面也要有所改進。從事創新，失敗的比成功的多，成功有很好的回報，大家才愿意承擔失敗帶來的風險。所以法律保障等系統要不斷完備。

　　同時，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創新總是需要有人去推動和實施。而現代化過程的教育必須適應創新對人才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