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銀行、南京銀行和北京銀行 登陸資本市場后，合并重組和上市儼然成了我國城商行今年的兩大風景線。在示范效應刺激下，更多的城商行躍躍欲試，一些不具備上市條件的甚至也在考慮創造條件上市。這個時候，我們似乎有必要再次將城商行的退市話題擺到臺面上來。

　　三年前，銀監會就提出了城商行的退出機制問題。去年7月，銀監會成立獨立研究機構，重點研究的課題之一，便是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市場退出機制。然而，進入2007年后，“退出”這一關鍵詞慢慢淡出了人們的視野。事實上，不少原先觸及退出底線的城商行仍被當地政府“保護”著。

　　之前的舊問題是，城商行的改制與重組需要地方政府來主導，但城商行的大股東大多是地方政府，要重組必須降低政府的持股比例，這種矛盾一直存在。現在的問題是，地方政府雖然可以減少持股，但在政績主義的理念和跑步融資的沖動下，他們卻大多選擇“欽定”參股對象。

　　這種“欽定”，一方面表現在地方政府有意無意希望哪家公司參與當地城商行重組。比如，日前四川國資委和綿陽市政府授意長虹全資控股綿陽市商業銀行。另一方面表現為極強的“排外”意識，比如今年9月初，獐子島放棄增資威海市商行，原因是對方表示增資擴股“不考慮省外企業”。

　　地方政府授意某企業參與重組，可能會出現一定的利益輸送或題外承諾，而“排外”則更值得思量。現在不少城商行表示有意跨區域經營，銀監會也曾表示支持中等規模以上的城商行逐步跨區域經營。但我們看到的是，城商行發展中存在著明顯的地方保護主義——又想去賺兄弟省市的錢，卻又不愿意兄弟省市的企業參股。這顯然是一種兩敗俱傷的死循環。

　　可以說，城商行跨區域經營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其監管指標是否達到了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水平，也不在于其資產規模，而在于與不同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競合能否形成某種共識。

　　同樣，在引進境外投資者事宜上，由于“境外投資者”本身的定義模糊不清，所以，直到現在為止，仍有不少地方的城商行東施效顰，迫不及待地開門引外資。他們的邏輯是，上海銀行引來了國際金融公司和匯豐銀行，南京銀行、寧波銀行分別引進巴黎銀行和大華銀行，這些外資的進入幫助其鳥槍換炮，管理水平也上了臺階。但是，他們恰恰忽略了這些大型城商行的風險抵御能力。

　　事實上，那些垂涎城商行“蛋糕”的外資，盯上的往往是二線甚至三線、四線城市，這些城商行及所在地政府在城商行參股機構的選擇上隨機性極大，這正好為其投機提供了莫大便利。這些城商行的改制與重組看起來日新月異，實質上風險也與日俱增。此外，外資對擇機退出的時點把握能力往往比較強，一旦危機發生，他們會在第一時間撤離，剩下的爛攤子讓你自己來收拾。

　　因此，城商行的退出機制監管機構必須給予足夠重視。盡管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結合起來已是大勢所趨，但在參股對象的選擇上，地方政府不應再進行“欽定”或“準欽定”的行政干預。對于那些風險越來越大的城商行，要么盡快考慮改制為社區服務機構，要么考慮為大型金融機構兼并收購。地方政府吃不消、卻硬兜著走的怪現狀，要有所改變了。否則，將帶來尋租行為的大行其道和社會資源的無休止損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