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中國宏觀經濟似乎又出現了2003年6月“非典”疫情結束后的偏熱增長勢頭：投資增速偏高、生產資料價格上揚、房地產投資過快、銀行信貸和貨幣供應量超速增加。還有一個新的情況：中國的外匯儲備已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一，按目前發展趨勢，到2012年中國外匯儲備可達2.9萬億美元！

　　這是一幅十分可怕的經濟圖景

　　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巨額外匯儲備用來購買外國政府債券，這實質上是在實體經濟、特別是縣域經濟和農村經濟仍缺少足夠資金支持的情況下，中國在發揚“有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以低息貸款的方式支援發達國家的經濟建設，是一種地地道道的“儲蓄外泄”行為。這種“儲蓄外泄”和通過企業主動對外投資（如在石油天然氣、礦產品等領域）有本質的不同，是一種國家吃虧的對外投資行為。

　　在中國，通常是結構、制度問題重于總量問題，這是毫無疑義的。但這不意味著政府主導的結構政策就一定比宏觀政策重要。從全世界看，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構成的宏觀經濟政策，永遠是決定一個經濟體的增長、就業水準、經濟運行穩定及國際收支平衡的最重要調節手段。因此，就影響程度說，宏觀政策要重于結構性政策。實際上，宏觀經濟政策通過經濟參數調節，本身也具有相當的結構調整功能。例如貨幣政策，如果恰當地運用匯率和利率工具，就會產生明顯的結構性效果，而稅收政策也能通過稅負、稅種、稅率等工具的運用，對微觀經濟行為施加重要影響。

　　現在，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所面臨的正是這樣兩個難題：一方面，經濟偏熱傾向難以抑制，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結構性問題要加以解決。當今之計，最簡明的操作思路就是充分發揮貨幣政策的總量調節和結構調節功能，讓貨幣政策真正成為一根迎風揮舞的魔杖，逆對經濟風向，經濟熱了它就緊點兒，經濟趨冷它就松點兒。

　　央行要發揮權威性、獨立性

　　熟悉貨幣經濟學理論的人都知道，在美國貨幣政策調節歷史上，曾出現過關于貨幣政策執行方式的爭論。我在這里所說的逆對經濟風向的調節方式，在貨幣理論界被稱為“相機抉擇”。與之相對應的則是貨幣主義學派代表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從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一直鼓吹的“單一規則”，即主張貨幣當局盯住貨幣供給量，將每年的貨幣供給增長率固化在4％的水準上。這種政策主張曾經被時任美聯儲主席的保羅·沃爾克于1979年10月宣布采用。但到了1982年，由于形勢所迫，沃爾克又宣布放棄了所謂“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執行方式。

　　現在，全世界的中央銀行沒有一家采用固定貨幣供給增長率的調節方式。近二十年來出現的所謂“泰勒規則”、“通貨膨脹錨”，理論根據都是以物價、市場利率為優先考慮因素的相機抉擇分析。在我看來，貨幣政策的相機抉擇執行方式之所以歷久而不衰，不僅在于只有這種方式才能適應我們所處的變動不居、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而且還在于，貨幣當局只有在相機抉擇的政策執行方式下，才能更充分地體現其權威性和獨立性。目前的經濟形勢正是中國的中央銀行發揮自己權威性和獨立性的時刻，可否考慮將利率、匯率、準備金率、再貸款、窗口指導等一系列手段加以綜合運用，眼下先確定輕微緊縮的調節方向，在下半年將人民幣一次升值若干，再學習美聯儲的做法，將利率每次25個基點地逐步調升，如果商業銀行放款積極性不減，再用提升準備金率或央行定向票據等手段收縮其流動性。

　　在上述建議采取的政策工具中，匯率手段似乎最重要，只有對人民幣幣值做相當幅度調升，才能解決由順差過大表現出來的國際收支失衡，并進而引發中國出口企業的產品升級和產業結構調整行為。可以說，在目前情勢下，匯率的總量和結構調整功能要明顯大于其他的政策工具。

　　王松奇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