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壓低工人的工資、延長工作時間的企業為了博得虛名而捐贈，不是善舉，而是偽君子的行徑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流通與消費研究室主任陳新年最近指出，國內工商注冊的企業超過1000萬家，但有捐贈記錄的不超過10萬家，99%的企業從未捐贈過。國內慈善基金的資金僅占國內GDP的 0.1%.與美國慈善基金占GDP的9%，每年企業和個人捐款達6700多億美元相比，差別太大（《北京青年報》，2005年11月14日）。

　　當然，我是不認可這種中美對比的。中國企業無法與美國企業相比。中國90%以上的注冊企業都是中小企業，它們在出口受阻、匯率上升、成本提高、利潤率大大下降的狀況下苦苦掙扎，哪有閑心和能力去捐款呢？對處于艱難時世的中國企業和已然成熟的美國企業進行捐贈對比，這本身極不公正，也不科學。而且更應該注意兩國文化背景的不同。美國是一個新教占主流地位的國家，幾乎全民虔誠地信教。這種宗教是教人為善，幫助別人的。有錢就捐贈已經成為一個傳統，一種無意識的自覺行為。中國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家，尤其是在剛剛轉向市場經濟時，金錢至上，物欲橫流，世風日下，守法賺錢已是良民，豈敢要求有捐贈之習慣？捐贈不僅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精神文明發展的結果，每個國家的企業和富人都是在由暴發戶成為貴族之后才懂得捐贈是自己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的。這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以美國的標準要求中國企業家和富人未免苛刻了一些。

　　那么，當前中國的企業家和富人是否應該賺錢就捐出來呢？陳新年批評的是企業，不過，我認為，當前中國企業的首要任務并不是把錢捐出來，而是用賺的錢把企業做好。中國還沒有微軟這樣的企業。如果當初微軟剛賺錢時，比爾·蓋茨就像今天這樣捐錢，也沒有今天的微軟了。許多在中國算是成功的企業，其實與發達國家的企業相比還是初級階段的初級階段，更不用說與微軟、GE、GM相比了。這樣的企業有錢就捐贈，如何走出初級階段？企業捐贈的基礎是有錢，而且是閑錢。今天的中國企業賺了錢應該用于再投資，把企業做大，或進行技術創新。企業捐贈是極大成功之后的善舉，而不是打腫臉充胖子的愛面子。

　　對企業和富人來說，善舉絕不僅僅是捐贈，首先是善待自己的員工。那些壓低工人的工資、延長工作時間的企業為了博得虛名而捐贈，不是善舉，而是偽君子的行徑。關心社會首先是要從善待自己的員工做起。在捐贈之前，這方面要做的事太多了。

　　因此，就目前而言，不能把捐贈多少作為判斷企業好壞的標準，也不宜一味宣傳捐贈，或排什么捐贈榜給企業施加壓力。我們還沒有發展到這個階段。我相信，隨著經濟發展、企業成功，富人人數和財富增加，捐贈也會成為成功者的習慣。但企業和富人并不會自覺養成這種習慣，還要靠引導。

　　引導之一是提高企業和富人的社會責任感，培養他們“取之于社會，用之于社會”的意識。我并不認為可以用以德治國代替以法治國，但一貫主張在發展的同時要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平，尤其是成功人士的道德水平。成功人士是整個社會的榜樣，僅僅有幾個錢的無道德者應受到社會唾棄。提高道德水平比發展經濟要難得多。但社會要形成這種環境，開寶馬車撞人、在機場打人的富人要受到整個社會的譴責。只有這些道德水平提高了，世風日好，才會有以捐贈為榮的好風氣。

　　另一種引導就是制度。陳新年主任提出，企業捐贈不積極，還在于制度原因是有見地的。這首先是稅收制度。我國最近宣布暫不實行遺產稅。其實，高遺產稅的實施是國外捐贈習慣形成最有力的推動器。不少捐錢者的動機是與其交高額遺產稅，不如捐出去，做一點自己愛做的事（如辦大學，或者辦個博物館之類）。不僅有個好名聲，流芳百世，也省得這些錢讓那些官員糟蹋了。我國現行稅法，既沒有遺產稅，又沒有捐贈免稅，其制度缺陷顯而易見。

　　國外捐贈成習慣還與組織相關。國外負責接受與使用善款的基金會等都是非政府組織（NGO）。人們對非政府組織的信任度高于政府。中國一些官辦的慈善基金會都受到過國內外捐贈者和媒體的懷疑或指責。這里當然有信息不對稱的誤解，但一些官辦慈善基金沾染了官場腐敗之風，沒有正確使用善款卻是存在的。盡管是極個別的，但也有一粒耗子屎壞了一鍋湯的作用。應該允許合法注冊以捐贈人為名、并由捐贈人指定的人操作的個人基金會，美國的福特基金、洛克菲勒基金、索羅斯基金都是相當成功的。這才是我們應該向美國人學的東西。

　　捐贈還是不捐贈其實并不是一個問題，企業成功了，經濟發達了，道德提高了，制度健全了，捐贈就是水到渠成的事。現在把企業和富人捐贈少作為一件大事，有點超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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