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歐洲業已出現了但丁、達芬奇、哥白尼、布魯諾、牛頓、黑格爾、馬克思等偉大人物引導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革命時，中國直到1905年之前，天下最優秀最聰明的青年士子還在抱著一本不到兩萬字的《論語》搖頭晃腦地背誦并將之作為獲取功名改變命運的進身之階

　　最近幾個月來，經濟學界一直在流行一種對中國改革路徑的質疑聲浪，例如，“中國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義模式制訂方案”、“貧富差距和地區發展差異是源于改革方針的失誤”、“中國經濟正出現殖民化傾向”、“國有商業銀行股權被賤賣，中國金融安全將遭受威脅”，等等。這些議論，盡管有些刺耳，但從另一個角度說，它也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即：經濟學界能對中央的既定政策提出不同意見和看法。這本身說明，中國的學術自由度在提升。我一直認為，在經濟政策研究上，一定要有寬松的氛圍，放手讓大家發表意見，這樣，即使不能保證一定有正確的政策選擇結果，但至少可以降低決策的誤差率。在中國改革和發展的路徑選擇上，我們讓各種意見和觀點都做出充分表達，我們的決策層才有更大的權衡和選擇空間。

　　在中國改革開放問題上，我國經濟理論界出現的分歧實際上是經濟價值觀和中國發展戰略方面的認識分歧，這種分歧的背后是如何認識全球化和利用全球化的問題。只有進行這樣的思想定位并聯系世界發展史進行考察，我們才不至于被國有股權是否被“賤賣”這種低層次的技術層面的問題纏繞，才能擺脫狹隘民族主義和狹隘愛國主義的思想羈絆。

　　工業革命為何發生在歐洲而不是在中國

　　在世界經濟發展史研究中，有一個多年來一直困擾各國研究者的問題，即：為什么在公元十一二世紀經濟技術就一直領先世界各國的中國沒有在十八世紀出現工業革命，為什么這場工業革命能在歐洲特別是英國這樣的國家中率先發生？顯然，只有理解了這個世界近代經濟發展史上最重大事件產生的真實背景才能更深入地探究促成這場革命的最后原因。

　　顧準先生曾經從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原理出發對工業革命在歐洲而不是中國發生的原因進行過考察。他認為，歐洲的城邦經濟本身就有利于商業和工業的發展， 城邦經濟在孕育工商業發展時也容易使資產階級作為新生產方式的代表者要求建立自由平等的政治制度，這種政治制度反過來又會推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發展。而中國之所以在唐宋時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卻遲遲不能孕育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原因就在中國的經濟本質上是封建宗法經濟，以地主為代表的封建法權關系以農村的地主為政權基礎，以輕商抑工為基本特征，這種強大而頑固的封建法權關系對資本主義的早期萌芽產生的嚴厲壓制作用是工業革命在中國無法出現的基本原因。

　　日裔美籍社會學家福山也對歐洲所以能出現工業革命做過一個社會學解釋，他認為：家庭結構和遺產分配傳統是工業革命所以能在歐洲而不是中國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按照他的說法，中國家庭的老人死前總要把財產大體平均地分給自己的子女，這雖然有利于孝道流行，但也助長了中國家庭的子女們守望祖業不思進取的傾向。歐洲則不同，在歐洲的許多國家中，自古以來就流行將家庭財產傳予長子的習俗。這樣，次子以下從其受教育開始就必須樹立自我創業獨立奮斗的觀念，這樣在歐洲就特別容易形成發明創造和自主創業的風氣。福山認為，這也是歐洲所以能出現工業革命的社會學原因。

　　德國歷史學家貢德·弗蘭克在他的名著《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一書中，以翔實的史料，充分論證了早在1400年至1800年這四百年中，亞洲的中國和印度就已經在全球化中居于世界貿易中心地位。在這個歷史時期，全球貿易活動以白銀資本的流動為標志形成了美洲白銀流入歐洲，流入歐洲的白銀總量中近50％又通過和中國、印度的絲綢、瓷器、水銀、茶葉等商品進行交換后流向亞洲，這種居于主導地位的三角形貿易局面整整持續了四百余年的時間。據統計，美洲僅在17世紀和18世紀就生產了白銀37000噸和75000噸，這兩個世紀中有81000噸白銀被運往歐洲，運往歐洲的白銀又有39000噸被運往亞洲，其中絕大多數又流入了中國。白銀所以能從歐洲流向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中國以白銀為貨幣幣材，流通中大量需求白銀，并且，在中國，白銀與黃金的比價明顯高于歐洲；二是證明歐洲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明顯落后于中國，大量白銀充做了抵補貿易赤字的支付工具，中國在當時就成了具有巨額貿易順差的相對富強國家。那么，為什么歐洲能從美洲獲取大量白銀呢？其答案就是歐洲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后成了第一輪全球化中的最大受益者。

　　“哥倫布交流”的全球化意義

　　本來，在哥倫布于1492年發現美洲大陸之前的1403年，中國就出現了第一位探索海外世界的偉大先驅鄭和，但鄭和下西洋只持續了三十年時間即戛然而止，中國的海外探險活動既沒有形成政府主導的全球化擴張，也沒有引致中國商人的海外貿易開放熱潮。而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之所以被公認為全球化的起點，原因在于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后歐洲持續進行了幾百年的貿易殖民擴張、基因交流活動，這些活動已產生了改變世界經濟的巨大效果。這種巨大效果后來被世界經濟史學家稱做“哥倫布交流”（Columbia Exchange）。其內容主要有三項：（1）病菌交流。早期的歐洲殖民者和商人將感冒、天花等各種病菌、病毒傳至美洲，導致當地的土著居民大面積死亡；（2）基因交流。歐洲人將小麥、大麥、水稻、白菜、蘿卜等農作物帶入美洲，又把美洲的紅薯、南瓜、馬鈴薯、玉米、花生等作物帶回歐洲，并轉而傳至亞洲和非洲；（3）白銀交流。美洲豐富的銀礦資源及白銀的提煉和運轉傳導改變了1400年至1800年之間四百余年的國際貿易流程。可以說，“哥倫布交流”的這三項內容代表了全球化初始階段國際交流的主體形式，顯然，中國的鄭和下西洋及其后續性影響與“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及其后續影響根本不能相提并論，這一點不能不讓我們這些中國的全球化研究者多少有些遺憾。

　　當然，我們的遺憾不止于鄭和偉大探索只產生了有限的國際影響這一點，我們的更大遺憾是1792年，當強大的清帝國完全有能力進行海外貿易等方面的擴張時，乾隆皇帝卻拒絕了英王特使馬嘎尼爾傳遞的英國提出的平等通商要求。這使得中國失去了一次寶貴的以政府主導的方式融入全球化的機會，其結果就是四十八年之后即1840年資本主義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貿易大門，并用輸入鴉片的方式使得中國在過去幾百年中從歐洲獲得的貿易盈余白銀以及在亞洲地區靠“朝貢貿易體系”獲得的白銀通過戰爭賠款和支付鴉片貨款的方式又洶涌流向歐洲。

　　中國為何不能用白銀資本培育工業革命

　　從1400年以來的全球化歷史看，中國在全球化的初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順差國家，但爾后幾百年的歷史證明，中國并沒有有效地利用大量流入的白銀資本去培育工業革命。在分析其原因時，顧準先生說封建宗法經濟勢力太強，福山說中國的家庭財產分配制度不利于刺激創新，貢德·弗蘭克則認為是由于中國的勞動力資源太豐富，勞動力因而便宜，歐洲所以出現工業革命是因為勞動力奇缺，人員工資高迫使新興的資產階級搞發明創造以便盡可能地用機器去代替昂貴的勞動力。這些解釋也許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上述三位學者都忽略了一個重要因素，即文化、科技、價值觀以及國家戰略選擇在社會發展以及世界性競爭中的關鍵作用。歐洲特別是英國之所以能夠在1400～1800年間崛起，很重要的一點就在于它們對世界貿易和海外擴張的瘋狂熱情，在這種瘋狂熱情的背后則是它們自覺或不自覺的全球化價值觀，那就是：將本國經濟的發展融入全球經濟并從中盡可能地甚至是不擇手段地獲取最大化利益。這種早期開放式發展的國家戰略也推動了科技和文化的昌明和興盛。我們看到，當歐洲業已出現了但丁、達芬奇、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牛頓、黑格爾、馬克思這樣的偉大人物引導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革命時，中國直到1905年之前，天下最優秀最聰明的青年士子還在抱著一本不到兩萬字的《論語》搖頭晃腦地背誦并將之作為獲取功名改變命運的進身之階。乾隆在1792年回復英王的信中說中華帝國很富，其實并不需同國外搞什么貿易，這種小富即安的思維也說明了在全球化早期，眼界狹隘是中國封建統治者的通病。我認為，在文化、科技、價值觀以及國家戰略上同歐洲列強比存在巨大差距也是工業革命為什么只能在歐洲而不是中國發生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可以說，我們因為文化和價值觀落后才導致了經濟上的落后。

　　從15世紀開始，在三百余年時間中，中國憑借強大的白銀資本吸納能力曾經成為早期全球化的火車頭，但由于沒有發生工業革命以及文化科技政治軍事力量的衰落，中國很快成為全球化列車上三等車廂的乘客。時至20世紀的前七十八年，中國已丟掉了低等乘客席位，干脆被甩下了全球化列車，在經濟上被徹底邊緣化了。自1979年開始的中國經濟改革和開放，使中國又重新返回全球化的列車上，在短短的二十七年時間里，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舞臺上的角色正在經歷著重大的革命性轉變，我們先從普通的三等車廂的乘客變成二等廂乘客，再從二等車廂的乘客變成多節車廂的包廂客人（中國在許多貿易上都穩居世界第一），現在，我們現在正穩步向火車頭進軍，力爭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成為能在多方面引領世界經濟前進的驅動力量。

　　中國如何成為全球化列車的火車頭

　　我認為，中國要想成為全球化列車的火車頭，有四個必備的條件：一是從政府到公眾都必須具備融入全球化的意識，并在此基礎上調整自己的發展戰略。二是中國必須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科技實力的大幅提升。三是不斷改進金融體系的運行效率，將金融風險降至最低限度。四是在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的同時，保持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的長期穩定局面。在過去二十七年改革開放實踐中，中國實際已成了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這表現在國外投資的巨額流入，例如，僅2003年當年中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就已經超過了印度自1947年獨立至2003年這五十六年間吸納外商直接投資的總和，外國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上至少領先于印度十三年。我想，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流入為這種領先也作了非常重要的貢獻。今后，中國必須繼續保持這種市場開放的良好勢頭，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時，駕馭全球化的規律。中國已在產品銷售和礦產品原料供給方面成功地利用了國際市場。這同英國發生工業革命后早期的世界市場擴張行為極其相似。但是，中國面臨的問題是“買啥啥貴，賣啥啥賤”。從近二十多年的情況看，中國的科技競爭力并沒有出現長足的進步，而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存在的弊端則更為嚴重，盡管中國的產品出口擴張勢頭極為強盛，但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和具有高附加值的產品實在不多。這一傾向如果不進行徹底矯正，中國就不會成為全球化列車的火車頭，而只能成為一個二等車廂和三等車廂的乘客。

　　在現代國家間的經濟競爭中，各國的經濟體制、制度以及政府選擇的發展戰略和政策，是決定競爭相對位置的關鍵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上有一批國家選擇了計劃經濟體制，經過四十年時間的經驗證明，這種體制的經濟績效遠不如市場經濟體制；不過，阿根廷也是一直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在20世紀之初，阿根廷以其富饒的資源和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各國經濟發展中排名第九，遠遠領先于日本等國家。但到了20世紀末期，阿根廷不僅經濟表現平平，而且因為金融危機，中央政府幾乎到了要宣布破產的程度。其原因就在于阿根廷政府一直封閉保守、平庸低能。而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僅用了三十年時間就確立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經濟強國地位，其原因則是日本政府在經濟上制定了趕超和開放的戰略和政策，有積極駕馭全球化的雄心和各種務實策略。

　　歐美國家在早期的工業革命出現后直至今天，一直在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中處于領先地位。可以斷言，如果沒有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沒有從15世紀開始就對全球化的積極參與，歐美就不可能獲取經濟發展的優勢地位。現在，中國在改革開放政策實踐了二十七年后就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但從人均收入水平上說，我們依然是窮國；從全球化理念上說，我們仍然處于觀念形態的十字路口上。中國曾經有過鄭和下西洋中途夭折了的全球化探索，也有過乾隆皇帝拒絕英國平等通商要求這樣國策自閉的教訓，我們今后要在長時期內維持8％左右的經濟增速，離開了國際市場的礦產品供給和外部需求，一切將不可想象。目前，我們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統一認識，中國已經是新一輪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今后，要想在三十年左右的時間內成為總體實力上的一流強國，我們也只有充分利用全球化、順應全球化的規律，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才能達到目的。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