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國儲拋糖說起

　　受國際市場糖價大漲和國內市場糖供應出現巨大缺口等因素影響，國內糖價開始不斷上漲，今年1月初，現貨價格沖破4000元/ 噸大關，達到歷史高位。為平抑糖價，國儲局開始公開拍賣儲備糖。在1月5日的拍賣中，成交價格卻遠遠超過了3800元/ 噸的底價，其中最高成交價達4640元/ 噸，平均價也高出了拍賣底價20%.受拍賣結果刺激，當日各地食糖現貨價格紛紛上揚，個別地方竟出現了4800元/ 噸的天價。1月16日，國儲二次拍賣，成交價格更上層樓，最高價格達到4740元/ 噸。

　　1月6日，白糖期貨在鄭州商品交易所上市。掛牌當天，5月期收盤價達到每噸4833元。此后國內糖價隨國際糖價一路上揚，最高曾達到每噸6246元。

　　之所以國儲拋糖事與愿違，沒有達到調控的目的，其實是一個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問題，即政府干預和市場運行的關系問題。作為政府來講，是把價格當成宏觀經濟決策的依據，還是當成干預的直接目標，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國儲這次顯然選擇了后者。

　　無論是現貨市場還是期貨市場，價格都是隨著供求關系等因素變動而變動的。本次糖價上漲的主要動因，是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的嚴重短缺。高企的油價，迫使世界上許多國家開始對新能源加大了投入的力度。如最大的甘蔗生產國巴西，用甘蔗大量生產燃用乙醇，加劇了甘蔗原料的短缺，糖的需求因此驟然增大。據國際上一些權威機構統計：2005～2006年度，全球糖的供應缺口在500萬噸左右，而我國的缺口大約在200萬噸左右。國內外市場同時出現了供不應求的局面，從而推動糖價的不斷上漲。在這種背景下，國儲局將儲備糖投放市場是有道理的，但不能將投放的目標定在打壓價格上，這樣將會使價格信號短期失靈，給生產經營者傳遞錯誤的信息。

　　我國進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就是讓價格機制充分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無論是企業的微觀決策還是國家的宏觀決策，都要尊重市場所產生的價格信號。國家的宏觀調控，是要建立在充分解讀市場價格信息的基礎之上的。只有在市場完全失靈的情況下，政府才應進行干預，干預的目標也不應是價格信號，而是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如果國家將價格信號本身，作為調控的直接對象，那么，這個信號就將失真，帶有濃重的人為意志色彩，直接破壞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價格的作用。這次國儲拋糖，政府明確地對市場價格說“不”，試圖設置一個價格上的“漲停板”，這一出發點就違背了期貨市場運行的自身規律。

　　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經濟迅速國際化，國內外商品價格的變動方向逐漸趨于一致，聯動性越來越明顯。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對價格習慣性的干預很難達到其初衷。例如糖，兩次拍賣無異于抱甕灌畦，根本沒有達到平抑價格的目的。相反，卻起到了擾亂國內市場價格信號、影響生產經營者的決策等負面效應。這種直接的行政干預，既達不到目的，又使市場價格信息發生紊亂，賠了夫人又折兵。

　　在經過了28年的經濟體制改革之后，我們不得不又回到了一些最初始的經濟學討論之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我們目前已經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是在實際的經濟生活當中，有關部門仍然沿用計劃經濟的思維，運用一些非市場的手段直接干預市場價格的形成，讓人為的定價來代替市場客觀運行所產生的價格。這種干預市場的方式，是有待于商榷的，也是應引起人們深思的。政府應如何正確引導市場，合理資源配置，將是經濟學界長時間思考和研究的命題。

　　我個人的意見很明確，把價格的決定權還給市場。宏觀決策部門應充分利用期貨市場發現價格、形成價格的基本功能，作為經濟決策的依據，從而制定合理的產業政策。在現貨供給將出現中斷或市場極度恐慌的情況下，國家儲備拋售庫存商品達到緩解供應、穩定市場的目的，是形勢所需應有之責。但是在沒有出現上述情況時，僅僅是行政意識認為市場價格水平過高、上漲過快，而拋售商品進行價格干預，則違背了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原則。“有形之手”伸得過長了。

　　（作者系中國期貨業協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