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漢字為象形方塊字；中國的傳統水墨畫則反映了神似形不似的傳神意境。國畫大師齊白石先生稱畫的真諦為“妙在似與不似之間”。中國的楹聯亦以朦朧為美，如浙江青田石門洞風景區，亭柱之上鐫著“有門無門是為佛門，似洞非洞適成仙洞”的對聯，其哲學意境堪比四川新都寶光寺“世外人法無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不事了又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又如在浙南雁蕩山月夜觀景，朦朧中的巨石，左看像老鷹，右看像猴子，前看是老嫗，后看如小姐，所謂移步換景之說，實在也是一種朦朧美。

　　中國傳統思想中也包含著不少辯證精神，如古人常說的“善戰者不武，善治者不為，善言者不辯，善師者不教”，以及四川成都武侯祠的“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時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而西方人與中國人不同的是，他們注重定量的實證思維，從而導致了牛頓發現萬有引力、瓦特發明蒸汽機，以及一系列科學技術的進步。當然西方的這種思維方式走向極端就容易產生形而上學。譬如，鄧小平關于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繼續保持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的說法，西方不少人認為這是定量的概念，時限應為1997年7月1日至2047年6月30日。而在好綜合、好定性思維的中國卻沒有一個人是這樣認識的，大家認為這與鄧小平關于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的說法一樣，純粹是長期不變的意思。又如中國人對古代李白的“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一類詩句普遍作定性理解，盛贊為夸張之美，而西方則有人對“三千尺”和“九天”作定量研究，認為簡直不可思議。更有甚者，西方有人認為李白“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詩句中描繪的船速要作技術上的訂正。這就難怪西方經濟學主要采用與數學相結合的定量研究方法，而定性的人文精神卻往往被排除在經濟研究之外。

　　東方的定性思維方式走向極端則容易產生唯志論。1958年“大躍進”時提出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一類口號，以及近幾年出現的“干部出數字，數字出干部”一類弄虛作假的問題也許與唯意志論有關。的確，近幾年不少單位從自己的愿望、利益出發，做幾本賬，報給稅務所的一本賬數字最小，報給黨政領導的數字最大，還有一本不大不小，自己放著看，這就叫“西紅柿、芋頭各投所好”，也是一種山水畫文化，邊界不清晰。不僅如此，中國人出于禮儀而不愿當眾表達其真實愿望的文化傳統更是不利于現代管理。比如某人到人家家里做客，主人問喝不喝茶，他心里想喝，嘴巴卻說不喝，以示謙恭有禮，結果主人真的不給喝，出門后反而埋怨主人，這就是中國人人格分裂的雙重心理。有一個同事曾跟我說，他帶著這種傳統到外國去觸了霉頭，一天他上門拜訪一位外國朋友，人家問他吃過晚飯了嗎？他說吃過了，主人真的就不給吃了，讓他坐在邊上挨餓，很晚才回來，餓得眼睛直冒金星，苦不堪言。

　　有趣的是，一次我們在埃及就阿拉伯餐。席間餐廳經理親赴飯桌征求意見，當時坐我旁邊的王老師如實地說吃不慣，而其他人則悄聲告訴王老師要注意影響，不要說不好，并且異口同聲地說，阿拉伯餐真是太好吃了，有人還豎起大姆指，稱贊阿拉伯女導游安排有方，弄得那位中文名字叫“小雪”的女導游心花怒放。既然大家都很滿意，兩天后女導游決定在伊斯梅利亞去蘇伊士運河的路上再一次安排大家都喜歡的阿拉伯大餐。一下子給每人上了一大碗湯、兩盆生菜、一盆烤羊肉、兩個馕、一盆飯。面對如此“量小非君子”的“粗壯”大餐，考察團成員個個眉頭緊鎖，望而生畏，沒有一個人吃得完，連吃掉一半者都很少。大多數人都淺嘗輒止，自認晦氣。

　　不過，中國人好綜合、好定性的思維方式也有其特色。例如在醫學領域，西醫把人體解剖得一清二楚，然后分而治之，而中醫把人看成一個整體，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有時聲東擊西，頭痛給你吃胃藥，亦有神奇療效，真是不可思議。尤其是所謂針灸的經絡和穴位，人體永遠不可能解剖出來，似乎子虛烏有，但針灸的療效卻名揚世界，無可否認。對中國人來說，諸如此類的朦朧又何嘗不美！

作者系中國財稅博物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