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提出和市場化改革20年了，在改革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不可否認的是，我國改革遭遇到了瓶頸，改革的全民紅利已經削弱，直接導致改革的基礎遭受質疑，市場與民生結構性矛盾增加，改革目的已和大眾化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和認識產生了嚴重的沖突，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理論本身未盡完善，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中與大眾化目標的偏離。認識和分析這一矛盾，對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市場經濟；改革目標，大眾主體；目標預期與矛盾

　　一、我國改革目標探索與走向

　　在描述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時候，人們曾經十分熟悉的說法叫“摸著石頭過河”。這個說法，涉及的是我國改革的目標模式。改革最初幾年，雖然在全社會范圍形成了變革的共識，但是，改革目標還比較模糊。摸著石頭過河，實際上是沒有一個很明確的體制目標。實踐上是在可操作層面上對既有計劃制度的變通性安排，就是在保持計劃經濟基本框架不受觸動的同時，引進了市場經濟的因素作為補充。市場因素的出現，為一些有才能的人士積極從事生產性活動提供了可能性，促使國民經濟很快恢復。

　　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是在1984至1992年期間逐漸形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主要思想體現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中，其中最經典的是：“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一思想經過黨的十四大確立，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其理論內涵在于：一是突破了過去公認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代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經濟制度本質屬性的觀念，認為它們都是經濟手段；二是計劃和市場作為調節經濟的兩種手段，它們對經濟活動的調節各有自己的優勢和長處；三是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與社會主義相結合而形成的經濟體制則必須體現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特征。經過20年的市場化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內容，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根源、科學內涵以及市場經濟的性質、目標、任務、手段等各個方面問題的基本認識等理論已經趨于成熟。

　　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雖然逐漸形成，但是改革的實際推進，最初卻是以“增量改革”的方式進行。這就是說，對于計劃經濟原有的部分（存量部分）不作大的改變，改革和發展著重在增量部分進行。增量改革戰略對20世紀80年代改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由于沒有觸動國有經濟和改變“雙軌制”的基本態勢，帶來了一系列消極后果。為了克服經濟社會領域存在的弊端，需要全面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用配套改革消除“雙重體制膠著對峙”狀態。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新的改革戰略，設計了一系列重要改革的目標和實施步驟，要求在20世紀末把市場經濟制度初步建立起來。從此經濟改革進入了大步推進的新階段。到世紀之交，以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為基礎成為初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但是時至今日，實際改革仍然徘徊，總體推進難以展開。

　　黨的十七大以后，改革開放的目的在理論厘清后概括為三句話：“就是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現代化，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振興偉大的中華民族；就是要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在引領當代中國發展進步中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確保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這個重要結論，從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等幾個方面回答了改革開放的目的”，等等。對改革開放的目的在外延認識上逐漸豐富，對目標認識呈現總體性、系統化特征。

　　二、社會實踐主體對市場經濟目標的認識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上的完善與改革的成功，不僅僅需要在國家大政方針上有鮮明的指向，而且需要大眾的廣泛認同和積極參與。對改革的目的，早在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就對“要不要改革”，“要什么樣的改革”等問題激烈交鋒，時至今日，共同富裕論等說法在理論上已經成為共識，但實際上社會公眾對此認識卻五花八門。可見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實則意義重大，對社會影響深遠。

　　與做任何事情一樣，改革的目的有不同層次：直接目的即改革所期待的直接結果；根本目的即通過直接結果期待達到維護哪些主體的利益；最終目的即期待最終結果使社會改善到怎樣的程度；具體目的即改革在某個環節或方面期待的結果等。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貫穿于一個社會始終的基本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及其運動——推動社會前進。這一原理揭示了發展生產力不是超社會、超階級利益的，任何社會發展生產力都是手段或中間目的而非根本和最終目的。新中國成立60多年發展的生產力毫無疑問屬于社會主義中國，生產力的繼續發展也必須服務于社會主義中國，實現為大眾持續增進福利。改革是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形式，期待的直接結果是社會生產力得到解放和發展，通過建立的新體制——促進生產力進步——期待的根本結果是使社會制度逐步完善，最終保障生產為大眾謀利。

　　但是實踐中，我們對市場經濟目標認識卻往往與此偏離。

　　首先，政府各級組織和官員的認識上有偏差。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后，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政府官員往往把東亞國家所謂“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當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常態，因此常常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強化這種體制中政府強力干預的重商主義傾向。于是，在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以后，我國社會始終存在一個“政府向哪里去”的選擇問題，或者是確立憲政，限制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制度，或者是沿著重商主義的道路，走向權貴資本主義。在這種情勢下，堅持建立市場經濟的人們要求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建設法治的市場經濟；而某些能夠從尋租活動中獲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繼續朝法治市場經濟的方向前進。他們采取各種各樣的手段來阻止進一步進行經濟和政治改革，以免自己的尋租權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的名義擴大權力的干預，以便擴大尋租活動的空間。

　　其次，廣大民眾和民間對市場經濟改革目的認識模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我國各類經濟主體，無論個人、家庭、經濟組織、行業、地區，也無論是決策者、執行者，都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在這樣一場資源配置方式變革引起的巨大社會變革中，民眾的生活環境、生活水平、物質基礎、輿論寬松度整體上極大提高，人們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到思維方式，都受到巨大的洗刷、震動，從而發生質的變革。而民眾對改革的目的在理論認識上存在巨大誤區，并且缺乏理論啟蒙和實踐指導。不論是“全民經商”“全民炒股”，還是“一切向錢看”，都說明民眾對市場經濟是什么，市場經濟會給自己帶來什么認識存在盲區。這種盲區導致兩種后果：一是隨波逐流，農民工大量離開土地，在沒有任何福利的前提下淪為低級勞動者；大量城市工人下崗待業，期待“國家好了，我們就好了”，成為社會城市福利的擁有者或向往者，喪失自我生存能力“被邊緣化”。二是在商品經濟面前社會風氣、道德的全面淪陷，由此引發的社會道德滑坡，社會信用缺失已然成為社會公害。由此回溯三鹿“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饅頭”事件、學歷“造假門”等，各個領域誠信危機現象愈演愈烈，已演化為當前中國迫切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誠信、道德危機已然蔓延至全社會。可以說，市場經濟改革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社會群眾基礎，也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隱患。

　　三、民眾對市場經濟改革目標預期與矛盾

　　1.社會主義制度尚未有效鉗制市場經濟體制的負面性。20年左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負面的問題反映市場經濟體制缺陷的一面，帶給社會的有些是在認識上存在問題，有些是我們沒有找到切實有效的辦法來解決的問題，例如趨利規則泛化影響國民的道德素質、沖擊主流意識形態等；有些是經濟規制乏力產生市場的社會性危害，如食品行業的質量遭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國有企業的過度壟斷危害社會競爭與公平，壟斷肥了高管損了公有制形象，等等。這些問題歸結到一起，反映了我們還沒學會甚至不敢用社會主義制度有效鉗制市場經濟體制的負面性。而這些負面性恰恰都滲透到大眾物質和精神生活細節中，不只懸掛于高高在上抽象的制度層面，大眾面對使自己失去權益的實踐，心底里很難推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科學和基于民眾的。

　　2.大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漸失利益基礎。目前吸引全球關注，國內民眾漸失利益基礎最為核心的是收入向資本過度集中的傾向。“中國社會科學院2008年發布的社會藍皮書顯示，我國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2004年下降到49.6%，2005年降至41.40%，2006年僅為40.6%，與此相反，資本回報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節節上升，從以前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這意味著，在初次分配中勞動所得趨于下降，而資本所得卻不斷上升，這種分配格局所導致的直接后果是企業主或經營管理者與一線職工貧富差距拉大，我國企業的一般情況是，除了那些有特別專長者外（即使是這些勞動者的勞動所得也沒有拿到他們應該拿的數），其他的一般員工每月只能得到幾百元的工資，并且還沒有安全保障和社保福利。”2006年，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31倍，而不是統計顯示的9倍。城鄉合計，全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55倍，而不是按統計數據推算的21倍。中國實際收入差距要遠大于統計顯示的水平。由于數據不充分，難以重新計算基尼系數，但肯定會明顯高于世界銀行計算的0.45的水平。九三學社中央援引一組數字顯示，我國居民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從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比GDP從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如果說所有制問題影響大眾的主人地位，個人收入差距將更加實際地影響大眾的生活及其相互之間的經濟地位，對大眾的沖擊更為直接和具體。經濟地位不保的主人究竟是怎樣的主人，大眾理所當然產生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目標的質問和懷疑。

　　四、遏制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制度在價值取向上的相悖性

　　1.市場經濟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以人為本”的科學理念。1984年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回答：“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我們改革經濟體制，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環節和方面。”這是對我國現階段社會基本矛盾、經濟體制改革的性質（根本目的）最初也應該是最具權威的基本框定。這是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直接目的——適應生產力發展；具體目的——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環節和方面——所作出的全面系統的一攬子交代。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科學理念，并將“以人為本”確立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和本質。胡錦濤在闡述“以人為本”時明確指出：“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求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他還進一步指出：以人為本的根本含義，就是始終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尊重社會發展規律與尊重人民歷史主體地位的一致性，堅持發展是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這就充分說明了堅持市場化改革的目標與目的的明確性要以人民群眾的判斷為標準，以人民群眾的滿足為標準，克服市場經濟發展所偏離的方向。鄧小平多次強調：“中國搞現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歷史上有人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總是行不通。”“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社會主義就是走向共同富裕”，黨的十四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多次重申四個堅持，表明了執政黨的鮮明態度。

　　2.認清制度體制之間的相互關系。制度決定體制，體制靠機制實現功效，其間具有統一性。但是，在具體實踐中有時面臨窘境有：機制因適用環境、技術性能、反應速度等差異不一定能夠達到預期效果，體制與制度的價值判斷與價值取向的相悖不一定維護制度，受眾會抵制對消減利益的政策等。機制，體制、制度之間的摩擦產生對立性會產生層層解構效應：運行條件較薄弱、受眾的有效抵制——機制部分失靈——體制功效耗損——制度動搖——結構甚至否定理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對制度、體制、機制的一致性設想得較為理想，而對實踐中所遇到的解構缺乏足夠的回應和進一步的理論創新。雖然理論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但是理論有義務揭示問題的機理，為實踐的發展和完善體制機制提供新的理論。政府與民眾對體制與制度的價值判斷與價值取向的相悖就會出現制度損傷，這會大大增加制度維護成本。機制、體制、制度之間的摩擦產生對立性會產生層層解構效應：運行條件較薄弱受眾的有效抵制——機制部分失靈——體制功效耗損。

　　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顯然屬于兩個不同范疇，兩個不同范疇事物的聯系，必然是內部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二者的結合點究竟在哪里？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手段，是通過物與物的關系來表現人與人的關系的，它使人的社會關系從對人的依賴轉變為對物的依賴，使個人獲得相對獨立性和自由自覺選擇的權利。市場經濟以追求效率和個人利益極大化為基本原則，它使個人需要、個人能力、個人關系必須通過勞動產品的交換來實現和確認。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成功意味著分享較多社會財富，失敗是對自己行為的買單。市場體制大大促進了人的獨立人格的形成。以此按照馬克思關于共產主義是自由人的自由聯合體的觀點，實現這點的前提是把人變成獨立的主體，只有個人成為獨立主體，才能得到全面發展和個性自由。而市場經濟正是為此創造條件。

　　3.提高社會主義制度駕馭市場經濟、解決各種矛盾的能力。在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產生各種矛盾是自然的，處理這些矛盾一要遵循矛盾中蘊含的自然規律；二要遵循社會規律。各種矛盾最后都會反映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

　　如何“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的確是一個新課題、大課題、重課題。雖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改革開放后發展了20余年，但是，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問題暴露的遠遠比解決的多。對政府而言這一問題顯然更為迫切。有關部門針對縣級以上干部進行了一項問卷調查，發現66.9%的受訪者坦稱自己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不強，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今中國社會之所以出現那么多的問題，恐怕就是與這個“不敢駕馭”、“不會駕馭”、“錯誤駕馭”等“能力不足”聯在一起的。

　　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有一個著名論斷：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黨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如何，關系到黨的興旺發達和生死存亡。作為執政黨的黨員和領導干部，我們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牢牢記住，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是我們黨的力量源泉和勝利之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根本工作路線，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的優良作風和政治優勢。由此，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實施中，政府必須從人民利益出發，學會依法行政。一個大眾非常反感的問題——錢能通法——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權貴的問題可以超越法律，大眾的很多具體問題上升到群體性事件才有望解決，比如征地、拆遷等。民眾有些合理的要求被忽視，引發極端事例，背后還牽出官商勾結。這既激化矛盾、惡化執政黨、政府與大眾尤其是與底層民眾的關系，與腐敗、兩極分化等形成合力動搖執政基礎，就會真的走向“權貴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市場化目標嚴重背離，人民群眾也必然會拋棄這樣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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