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積極財政政策否存在擠出效應一直是目前學術界爭論的焦點，存在這樣的兩種觀點：一是以吳俊培為代表，認為積極財政政策具有一定的擠出效應，另外一種以郭慶旺為代表，則否認我國的積極財政政策具有擠出效應。財政加大生產性支出有助于提高社會資本收益率水平，因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與資本收益率正相關，證明了財政投資不排擠私人投資。

　　關鍵詞：積極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研究綜述

　　Abstract: The positive financial policy otherwise exists squeezes out the effect has been the focal point which the present academic circle argued, has such two viewpoints: First, take Wu Junpei as representative, thought that the positive financial policy has certainly squeezes out the effect, other one kind take Guo QingWang as representative, then denied that our country's positive financial policy has squeezes out the effect. The finance enlarges the production disbursement to be helpful in raises the social capital returns ratio level, because in the other condition invariable situation, the private investment and the capital returns ratio is being related, had proven the financial investment does not push aside the private investment.

　　Key words: Positive financial policy; Squeezes out the effect; The research summarizes

　　對于積極財政政策有沒有擠出效應的問題一直爭論不休，到出臺穩健的財政政策后才有所緩和，筆者通過回顧，認為大概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認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具有一定的擠出效應，另一種觀點則否認我國的積極財政政策具有擠出效應。

　　一、積極財政政策有擠出效應

　　章晟（2003）認為，一方面政府作為投資主體，以大規模的財政貨幣資金投資于基礎建設，必然排擠經濟主體進入部分進入競爭性的基礎建設項目，抑制了投資需求的有效增長；另一方面，大規模的信貸資金與財政資金的配套，客觀上減少了商業銀行對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信貸資金的供應量。總之，大規模建設項目主要由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承擔，銀行大量配套的貸款資金也主要用于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企業，銀行貸款向大城市、大客戶集中，中小城市、城鎮、中小企業的資金匱乏由此就不難理解了。

　　吳俊培（2004）認為，如果政府的支出是靠稅收增加的，那么表明私人部門的投資將會減少；如果政府不靠增加稅收來提高，那么意味著政府借款增加，這樣同樣會減少私人部門可借貸資金的減少，從而減少私人部門的投資。因此政府增加支出會擠出私人部門的投資，同時還分析了擠出效應的大小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私人部門市場失敗的情況；二是取決于政府支出資金的來源情況，如果是從國外借款的話，那么對私人部門的排擠會減少一些[1].莊龍濤（1999）和梁學平（2003）認為，積極財政政策的“排擠效應”是顯而易見的。其理由：（1）我國政府采用發行國債和增加稅收的手段來彌補財政赤字，擴大政府支出規模，其結果是將原來由企業和個人占有的社會資源集中到政府手中，增加了政府對資源的占有規模和控制程度，減少了企業和個人對資源的占有和控制，使企業和個人沒有能力參與市場投資的競爭。這實質上等于把企業和個人“排擠”出市場。（2）為了保證對資金的占有和控制，我們對企業和個人投資市場采取了諸多限制措施，如嚴格限制發行企業債券和直接融資，限制股份公司上市，對非公有制企業的金融歧視等等。這些限制阻礙了企業和個人進行投資市場，也使積極的財政政策吸引社會資金的能力大打折扣。（3）我國目前處于市場飽和，失業人員增多，資源未被充分利用的時期。此時的“排擠效應”雖有所顯現，但并未釋放出來，當經濟形勢好轉，市場啟動，資源充分利用時，這種“排擠”效應將快速釋放出來，并對未來經濟運行產生非常強烈的影響。

　　于天義（2002）則把積極財政政策的排擠效應分成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民間投資的排擠效應。政府投資增加，相應的把民間投資擠了出來，近年來，民間投資增長乏力和居民儲蓄存款的暴增，就是這種排擠效應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是對消費的排擠效應。政府用于建設的資金的增多，必然導致用于吃飯即消費的資金的減少，從而直接地減弱了消費對經濟增長所起的龐大作用。

　　孟祥仲（2006）認為，擠出效應可以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來考察，存在兩種形式的擠出效應：需求型與供給型兩種；一方面認為宏觀經濟學意義上的擠出效應并不明顯，第一，我國利率還沒有完全市場化，政府支出的增加并沒有引起利率的上升，民間投資的成本沒有增加，第二，由于我國每年的全社會固定投資中，個體和私人經濟投資所占的比重小，即使利率水平上升了，對總體的投資規模影響不大；另一個角度看，我國國民經濟運行中，又確定存在擠出效應。從1998年開始，政府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也實行了積極的貨幣政策，連續地降低銀行存款利率，不斷增加貨幣的供應量，但個體經濟的投資比重并沒有增加，說明政府的擴張財政政策又產生了一定的擠出效應。

　　二、積極財政政策不存在擠出效應

　　項懷誠（2001）認為，可以從增發國債對利率、借貸資金及居民消費的影響三個方面進行論證積極財政政策沒有產生擠出效應，第一，增發國債對利率的影響。由于我國尚未實行名義利率的市場化，積極財政政策不會影響名義利率的升降。實際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為物價水平的下降，而中央銀行沒有及時隨物價變動調整名義利率所致。第二，民間投資主要受到民間資本的邊際產出和公共投資的影響，民間資本邊際產出上升會提高民間投資，如果公共資本投向競爭領域，即與民間資本的生產相互代替，增加公共投資就會擠出民間投資，積極財政政策的投資領域主要是高速公路、供水和機場等基礎設施，屬于社會公共支出領域，對民間投資不會形成擠出效應。第三，我國財政支出與居民消費總體上是互補關系，擴大政府支出對需求總體具有擴張效應。

　　賈松明（2002）的觀點同項懷誠的觀點基本差不多，也是從三個方面來論述的。第一，從我國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幾年的情況來看，沒有出現利率的上升，而且按照我國目前的利率制度，也不應存在赤字抬高利率的因果關系。首先，我國利率沒有完全市場化，它主要由中央銀行制定和管理；其次，1995年以來我國其實際利率持續上升，但這主要是因為物價水平下降，中央銀行沒有及時隨物價調整名義利率所致。第二，我國資金供應是比較寬裕的，政府通過發行國債籌集資金來源于社會上的閑散資金，并不會對資金供給產生壓力。第三，國債資金主要投向的是公共領域，這都是一些民間資金一般不愿意涉及的領域，更加完善的基礎設施可以更好地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

　　徐明華（2003）依據我國經濟實際運動的規律和數據，運用計量的方法進行對擠出效應的定量研究，測算出我國的宏觀IS—LM模型，綜合起來得到我國的利率的一個模型：計算出：凈效應=擠入效應-擠出效應。分析出來的結果是近幾年來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和擠入效應大體相當，凈效應趨于0，認為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對私人投資沒有抑制效果，我國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具有可持續性。

　　田杰棠（2002）從利率變動和資金擠占兩個方面進行實證分析，得到這樣一個方程式：

　　I=33.766+0.372(Yt-Tt)-62.814Rt[2]
　　 13.9744 0.675

　　可以看出利率系數的顯著性不能通過，即實際利率的變化對民間投資并沒有明顯的影響；郭慶旺、趙志耘、何秉才（2003）從三個方面進行了實證分析。從經濟周期角度看政府與民間投資的關系，1998年以后，政府投資方才顯現出“逆經濟”周期的特征，說明政府開始有意識地將政府投資作為宏觀調控的工具加以運用，投資與經濟周期的關系分析，民間投資主要取決于經濟周期；經檢驗，政府投資增加率和民間投資增長率相關系數為0.13，這個系數非常的低，說明民間投資基本不受政府投資的影響；從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角度看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沒有發現政府投資排擠私人投資的跡象。從資本收益率角度看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經實證分析，財政加大生產性支出有助于提高社會資本收益率水平，因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與資本收益率正相關，證明了財政投資不排擠私人投資[3].

　　參考文獻：

　　[1] 吳俊培，等。積極財政政策問題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2] 田棠杰。近年來財政擴張擠出效應的實證分析[J].財貿研究，2002，（3）。

　　[3] 郭慶旺，趙志耘，何秉才。積極財政政策及其與貨幣政策配合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