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經濟轉軌時期的“內部人控制”現象的成因分析

　　我國在經過十幾年成功的經濟體制改革以后，目前工作的重點已轉移到企業和其相關領域的改革。 在轉軌型經濟中， “內部人控制”（Insider Control）的現象在“凸現”， 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內部人往往以犧牲股東利益為代價來攫取個人私利的最大化，即所謂的道德風險問題。我國轉軌經濟中，由于國有企業委托的缺位或模糊，導致內部人的行為已經極大地或全部偏離所有者的效用。那么我國轉軌經濟中為什么會出現嚴重的“內部人控制”現象呢？筆者的理解如下：按照企業理論，現代企業可以看作是一組委托——代理契約的結合。在委托代理關系中，所有者與代理人（內部人）存在著效用的差異，效用的差異導致了兩者目標的不一致，而作為理性的經濟人，所有者和內部人都力圖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所有者追求剩余索取權的最大化即股東權益最大化，而內部人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如盡可能多的薪金和紅利、盡可能的閑暇等。當然，為了使代理人和所有者的目標盡量地保持一致，以便使代理人在追求自己私利最大化時盡量增加股東的財富，所有者設計了各種各樣的激勵方案甚至允許代理人擁有部分剩余索取權（即分享部分剩余收益）來進行激勵。然而，激勵方案的存在僅僅能夠縮小但并不能夠從根本上消除所有者和代理人之間的目標的差異，從而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代理人的道德風險問題。

　　毋庸質疑，對于內部人的道德風險行為，所有者或者委托方最有權利和動力去進行監督，他們按照法律規定對企業的內部人具有終極的監督權利。熟悉經濟理論的人都知道，在典型的股東占據主導地位的模式中，內部人的懈怠、無能和“道德風險”等問題可以通過外部股東強有力的監督機制得以矯正。但是，具體到我國轉軌經濟中，由于所有者（委托方）缺位或者所有者的監督缺位（注：見“國有企業改革中的委托——代理關系問題”學術座談會紀要，《經濟研究》，1995.8。），導致了不合理的公司治理結構，從而妨礙了其行使法定的監督權利，而國有資產占據主要成分的企業中的其他分散的小股東，也缺乏對內部人進行監督的動力，這些具體因素滋生了內部人蓄意通過各種途徑巧立名目侵吞國有資產。此外由于我國轉軌經濟中競爭性的資本市場和經理人員、會計人員勞動力市場的稀缺性，使得內部人在企業內部已經形成了強有力的控制。內部人權力的擴張、外部監督機制的弱化和替代機制的“空缺”，使得股東并不能夠在內部人表現不佳或覺察到道德風險時及時解除和轉移內部人對企業的控制。
　
　　二、控制“內部人控制”的新思路
　　
　　由于經營者努力程度的不易觀測性，所以委托方對內部人的監督是通過某些替代變量如財務報表上反映的盈利數字和會計人員所提供的會計信息來進行的。改革意味著既有利益格局的調整，對企業的改革勢必會觸及各個利益集團的切身利益。改革越是深入到微觀層次，會計信息和會計工作的重要性將越會得到“凸現”，所有利益集團的“得失”都將與會計信息產生不解之緣，尤其在我國目前的轉軌經濟體制中更是如此。但是應該注意到，“內部人控制”誘發的道德風險往往需要披上“貌似合法”的外衣，這決定了他們往往要授權其代理人（會計人員）提供虛假的會計信息，通過對財務報表上披露的會計信息進行粉飾借以掩飾其違法行為。會計信息失真扭曲了會計信息所應該具備的功能，向證券市場傳遞的信號含有大量的噪音，導致了資源配置的無效果，最終造成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鑒于此，筆者認為可以通過推行會計人員委派制，使會計人員隸屬于所有者（而非經營方），通過對會計信息的生成過程進行實時控制（Real－time Control），借以對經營者進行強有力的監督以防止其道德風險行為。

　　會計人員委派制的出臺和試行就是針對會計人員對國有企業經營活動監督弱化的缺陷，按照“國家（國務院）→會計局（財政部領導）→會計人員（執行監控）→內部人”逐層委托的設想，主要向各級國有企業中委派獨立客觀的會計人員來強化對國有企業經營活動和國有企業管理當局（內部人）的監督。
　
　　三、會計人員委派制與控制“內部人控制”

　　一般來講，內部人行為的終極監督隸屬于所有者。如果所有者直接對內部人進行監督，那么，就存在著如下不容忽視的缺陷：（1 ）國有股東缺位，而非國有的、分散的公眾股東并沒有動力來進行監督； （2）由于專業技能的限制，股東并不能夠對內部人的行為進行專業化的監督，如果一定要直接監督將會導致巨額的監督成本；（3 ）內部人的行為（如努力程度）是不能夠或不容易直接觀測的，而只能夠通過一定的替代變量如通過觀察企業會計信息所披露的盈余數字來對內部人的行為進行后驗的貝葉斯（Bayesian）判斷，而事后監督的滯后性往往并不能夠挽回業已導致的損失。會計人員委派制可以對內部人行為進行專業化的、低成本和快捷的監督。筆者將會計人員委派制對控制“內部人控制”的作用具體分析如下：

　　1.可以解決股東缺乏對內部人監督動力的問題

　　在我國的轉軌經濟中，國有企業的財產歸國家、政府和公民所共有，這個特點決定了其財產約束力不強，利益的激勵功能偏弱，而且往往由于所有者的缺位而并不能夠對企業實施有效的監督。而對于其他非國有的公眾股東，個人持股比例偏低的特點決定了他們將追求定期的股利收益放在第一位，一旦他們不能夠獲得預期的股利收益，他們往往采取“用腳投票”的方式，即以“市場退出”的方式來“懲罰”內部人，而并不希冀去撤換、控制或監督內部人。況且由于股權的高度分散化，使得每一個股東都不能夠擁有相當多的股份來發揮法律賦予他們的、監督內部人的功能，這種情況下，內部人成為一個不受剛性約束的團體，他們在任職期間并不受到股東的有效監督。此時，控制權就掌握在內部人手中，而不是法律形式上規定的掌握在股東手中。問題的關鍵更在于，這些分散的股東理智地認識到，為了對公司的內部人實施監督所引發的成本極可能大于實施監督所帶來的利益，因此他們往往會對積極地監督內部人持有一種理智的冷漠態度，隨之，每個股東都希望其他的股東積極地行使監督權利而自己由于“搭便車”而獲得利益，結果使得無人行使對內部人的監督權；此外由此衍生的問題就是，即使存在著較大的股東（即擁有較大比例公司在外流通普通股的股東）積極行使了對內部人的監督權，但是獲益的將是全體股東，這樣就會導致個別股東耗費成本（因此減少自己的效用）而另外的股東不勞而獲，這種不公平性妨礙了股東對內部人的積極監督。鑒于以上分析，轉軌經濟中國有企業已經暫時成為無人駕御的“馬車”，而由內部人“信馬由疆”！ 

　　由于會計人員委派制使得會計人員隸屬于所有者，這樣所有者就可以通過比較低的代價（體現為節約交易費用，包括監督費用、訂約費用等），將終極的監督權的相當一部分讓渡給獨立于企業的專業會計人員，由他們對企業的經營活動進行監督。這解決了股東無動力進行監督的缺陷。也許有人根據現代企業理論質疑說，經營方有權對企業內部的生產者進行指揮（注：張維迎， 《企業的企業家》， 上海三聯出版社，1995.9，第一章。），會計人員是會計信息的直接生成者，理應接受經營方的指揮，無法對其進行監督。筆者的一個解釋是：對于企業中廣泛存在的委托代理關系，委托方是具有絕對權威的，這也是現代企業一個最基本的特征。（注：張維迎，《企業的企業家》，上海三聯出版社，1995.9，第一章。）當然，權威是可以轉嫁的，會計人員委派制下委托方（所有者）將一部分監督“管理當局指揮情況”的權威轉嫁給獨立的會計人員，由后者代前者行使權威。其實，在某些東歐國家（如波蘭）的事例可以為筆者的分析提供有力的旁證，管理當局有權指揮工人，而工人組成的工會依照法律或者契約安排享有監督管理當局的權威！當然，委托方將一部分監督的權威轉嫁、讓渡給委派的會計人員，必須以法律（見下文所述）或明確的契約為依據。

　　2.可以低成本地對內部人進行有效監督

　　如果會計人員是企業的內部人之一，此時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根據企業披露的、業已經過“粉飾”的會計信息來對內部人的業績進行事后監督是十分困難的。作為非專業人士的外部股東要調整已經被“粉飾”的會計信息至真實狀況，成本相當地高昂。高昂的成本勢必削弱股東對內部人的監督力度，如此惡性循環，會計信息失真現象將屢禁不止。但是，我們可以換個角度來思考：如果企業的會計人員不屬于內部人而隸屬于所有者，那么由于會計人員游離于內部人的控制之外，相對而言就可能提供真實可靠的會計信息，所有者根據這些信息對內部人進行監督所花費的成本相應地要小得多。

　　3.可以快捷地對內部人進行有效監督

　　在現行財務報告披露體制下，內部人向股東披露的會計信息是具有時間階段性的，一般是按照年度或者半年為單位進行提供。而內部人如果存在著道德風險，那么它卻是隨機地、離散地分布于企業持續的經營活動的各個時點。到了會計期末，縱使股東耗費高額的成本了解到了內部人的道德風險行為，但此時可能“木已成舟”，已經給股東帶來極大的損失——時間上滯后的事后監督事倍功半！但是應該注意到，內部人的道德風險帶來的損失存在著時間上的殘滯性——即從道德風險的萌發到道德風險帶來實際的損失之前存在著一個時間差，在這個時間差里，內部人道德風險的損失只是潛在的，因此，如果會計人員隸屬于內部人，那么就不可能及時地防止和控制道德風險帶來的潛在損失，會計人員的監督作用僅僅是一種形式而已。但是，如果會計人員游離于“內部人控制”之外而隸屬于委托方，他們就能夠從原始憑證開始對國有企業的經營活動實施監督，這是一道堅實的屏障，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證期末的會計信息的可靠性。此外會計人員隸屬于委托方還有如下優點：首先內部人的道德風險不能夠在財務報表上得到粉飾而蒙騙股東，其次會計人員可以將實際監督到的內部人的道德風險行為向委托方及時地披露或報告，以便委托方能夠采取相應的措施解除內部人對企業的控制，挽回可能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