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元委員會的結構設計，使監事會和董事會的授權和資本回報責任都不對稱。

　　既有《公司法》，也有《證券法》，看起來很像回事兒的中國公司治理，實際上有不少尷尬和扭曲，需要做出很多調整。

　　董事會與監事會的微妙關系

　　在股份有限公司（包括上市公司）和大的有限責任公司中，由股東大會既任命董事，組成董事會，又任命由股東代表出任的監事，與職工代表選舉的監事組成監事會。這在中國公司治理結構中是比較常見的現象。

　　由董事會制定戰略決策和任命總經理為首的管理層，由監事會監督董事和總經理。這實際上是一種雙元委員會制，既不同于英美的單層委員會制，也不同于德國的雙層委員會制。

　　中國的教科書和報刊上常常把德國雙層委員會（或稱雙層董事會）的監督委員會（德文Aufsichtsrat，英文Supervisory Board，或稱監督董事會）翻譯成監事會，把管理委員會（德文Vorstand，英文Management Board，或稱管理董事會）翻譯成董事會，往往既忽視了其股東大會對監督委員會、監督委員會對管理委員會的直接任命和授權關系，又與英美單層委員會的董事會（Board of Directors）概念相混淆。

　　這也許不僅僅是語言翻譯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公司治理結構模式選擇的某種無奈。對于中國企業來說，公司制本身就是一種舶來品，而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更是缺乏必要的歷史傳承。忽略了歷史發展本來脈絡的“拿來主義”式的借鑒，使中國公司治理結構顯得有些尷尬。

　　中國現行公司治理的安排，雖然形式上與德國的雙層委員會制相似，但沒有做到德國監督委員會那樣體現勞資共治，代表股東承擔明確的控制重要資本投資回報的責任。雖然有既監督董事、又監督高管人員的使命，但監事都是內部監事或少數的職工代表，只是監督別人而自己不承擔重要決策的責任，對董事會沒有直接任命和授權的關系，很難實行有效監督，權責不對稱從而造成“軟性監督”；其次，中國的董事會由股東大會任命，對股東大會負責，而不是像德國的管理委員會向監督委員會負責。因此，它雖然承擔重要戰略決策和任命高管人員，卻又與監督高管人員相脫節。

　　這種雙元委員會的結構設計使監事會和董事會的授權和資本回報責任都不對稱。中國股份公司監事會的軟約束監督，甚至缺乏監督效率的問題，在上市公司和其他公司的實踐中已經反映出來了。

　　在中國企業中，國有股東代表“缺位”的同時，政府官員的行政干預權力很大。在許多上市公司中，國家擁有高度集中的股權，是最大的控股股東，“一股獨大”使得大股東委派的董事控制了董事會、造成董事會結構的不健全和公司治理的制衡功能失效。董事長作為“法人代表”，地位高于董事，習慣于“首長制” 和“第一把手”決策，董事會缺乏健全的內設專門機構，外部獨立董事普遍缺位，董事會議事和操作程序不規范，對高管人員的激勵和約束不足，公司信息對股東和利益相關者不透明等等問題，不一而足。

　　趨向標準模式

　　國際上曾經存在幾個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美國1930～1960年代的“管理者導向模式”，德國1952～1976年代的勞資共治的“雇員導向模式”，法國和日本1945～1980年代的以國家名義由政府官員對公司事務直接干預的“國家導向模式”等。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亨利·漢斯曼在分析這幾個替代模式失敗的原因后，提出“股東導向的標準模式”（簡稱標準模式）。此種模式正在與各國在公司法內容的妥當性方面取得共識，并且深刻地影響法律的結構。

　　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股東導向模式并不限于維護股東利益的優先性，它還維護所有的股東利益，包括小股東的利益，將小股東或者說非控權股東應當受到強有力的保護以免遭受控權股東侵害作為其核心原則。

　　亨利·漢斯曼歸納了國際上公司治理實踐趨同的特點，認為各國公司治理的結構改革更接近于標準模式。這些實際變革有以下表現。

　　在美國：

　　1.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上市規則很久以前就要求上市公司在地位重要的審計委員會中必須有獨立董事，近年來在利益可能沖突的交易的批準上，州法的規則賦予了外部董事以重要的角色；

　　2.近年來，任命大量的獨立董事，削減董事會整體的規模；

　　3.發展強大的由外部人員主導的董事會下屬委員會（諸如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

　　4.加強管理者報酬與企業股票價值的聯系；

　　5.建立董事會成員和機構股東之間的密切交流。

　　在歐洲和日本：

　　1.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公司治理原則的頒布，促進了該組織成員國公司治理的變革；

　　2.歐洲的雙層委員會的模式正在改變，朝著增加資本市場對公司治理的約束力的方向變化。法國的多數公司采用了單層委員會制。德國的戴姆勒·克來斯勒汽車公司首先開始了英美模式與德國共治模式的“雜交”，引入了獨立的非執行董事；

　　3.高級管理者股票期權報酬計劃在英國和歐洲主要商務法域快速傳播；

　　4.在日本和韓國，發生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的近年，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了削減董事會規模和引入非執行董事（仿效索尼公司先例）及獨立監事。

　　上述國際公司治理實踐的趨同，正在引起各國公司法和證券法等有關法律的逐漸改革，并體現于董事會結構、證券監管、會計方法等重要領域。

　　國際上公司治理中的董事會結構，已經向著強烈地傾向于單層董事會的法律制度趨同，將外部董事作為重要的補充。這實際上是選擇通過資本市場加強約束的公司治理模式。

　　完善中國公司治理結構

　　在我國當前討論改進公司治理結構，董事會設立審計、薪酬和提名等委員會和增加外部獨立董事的同時，又出現了如何安排監事會和是否增加外部獨立監事的問題。這里就有董事會的審計委員會與監事會功能重疊的問題，如果把內在聯系完整的監督責任分成兩個部分去分別執行，勢必造成交叉或漏洞，會降低監督的效率和有效性。

　　這個問題的選擇對中國的微觀基礎和資本市場的發展影響深遠。應該明確以后對公司治理模式選擇的方向。一方面，當前公司治理嚴重扭曲的問題，與現行雙元委員會制的設置有一定的相關性；另一方面，如果這個問題久不解決，將會使低效的監督方式制度化。

　　從健全公司治理和完善資本市場的長遠考慮，應該采取公司治理和資本市場監督相結合的模式。轉軌經濟中建立公司治理結構的含義是：企業競爭性的必要和充分的制度框架，是由保證股東主權的公司治理結構和競爭性股票市場的結合來提供的。轉軌的任務就是盡快地跳躍到這種制度中去。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缺陷，是中國資本市場發展面臨的巨大挑戰。必須盡快提升上市公司質量，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

　　保護股東權益，倡導股東積極主義，嚴格規范國有控股公司（集團控股公司、資本經營公司）與上市公司的法人財產關系，平等對待所有股東，包括中小股東和外資股東，建立股東訴訟制度，完善董事會結構，規定對公司信息要及時、準確披露的具體要求。這些都是結合資本市場，對公司治理結構提出的要求，如何從法律和具體操作層面落實這些要求，是中國企業界和法律界需要長期探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