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外直接投資已有近半個世紀的歷史，而以此形成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對其中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作一回顧，然后綜述中國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礎上簡述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對中國“走出去”戰略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中國；競爭優勢

　　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研究對象是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發達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西方學者開始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對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行為進行理論抽象和實證分析，闡述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決定因素和行為方式等，形成了一系列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傳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強調跨國公司必須擁有壟斷優勢才能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傳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能夠很好地解釋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而在此之后，隨著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興起，傳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受到了極大的挑戰。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相比，并沒有所謂的壟斷優勢，但是他們依然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而且投資同時分布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而對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研究成果在理論上發展了傳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使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進一步得以完善。

　　一、傳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美國學者海默（Hymer，1960）在其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運用西方微觀經濟學中關于廠商壟斷競爭的原理來說明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提出了“壟斷優勢論”，指出大企業憑借其特定的壟斷優勢從事對外直接投資，開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先河。該理論后經過其導師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1969，1975）的補充發展，現稱之為“海默一金德爾伯格傳統”。

　　壟斷優勢論首次提出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不完全競爭出發，在市場不完全的情況下，企業才能夠以自己的各種壟斷優勢，如技術優勢、資金優勢、規模經濟優勢等，對他國進行直接投資。但這一理論也有其偏頗之處，它研究的對象只是實力雄厚、具有明顯壟斷優勢的美國跨國公司。根據該理論，沒有壟斷優勢的企業無法進行對外直接投資。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沒有壟斷優勢的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興起，則對此理論提出了質疑。另外，壟斷優勢理論也無法解釋產品出口、技術轉讓與對外直接投資三種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適用條件。

　　壟斷優勢論提出后引起了一些西方學者的關注，他們從不同方面論述了壟斷優勢的來源，豐富了該理論。如Caves（1971）的產品差異論，Johnson（1970）、Magee（1977）和Hirsch（1976）的占有能力論，Magree（1977）的信息占有論分別從產品差異、占有管理和信息來解釋跨國公司壟斷優勢的來源，而Knickerbocker（1973）和Graham（1975，1978）的寡占反應論，則從寡頭之間的博弈行為來分析跨國公司之間的交叉直接投資行為。更有其他學者，如Teece（1976，1977）、Wolf（1977）和Lall（1980）等從企業規模、技術的動態變化、要素投入等角度解釋企業壟斷優勢的形成。

　　此后的學者在此基礎上或者進行理論的辯駁，或者進行理論的推進，或者結合自己所處國家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實際情況進行研究。美國經濟學家維農（Ver non，1966）在其提出的產品周期理論中解釋了發達國家在什么情況下進行出口貿易、技術轉讓以及對外直接投資。產品周期理論揭示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和基礎不僅取決于企業擁有的特殊優勢，而且還取決于企業在特定東道國所能夠獲得的區位優勢。而內部化理論的代表人物，英國里丁大學經濟學家巴克萊和卡森（Buckley＆Cason，1976）以及加拿大經濟學家拉格曼（Rugman，1981）在對傳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提出了內部化理論，認為世界市場的不完全性和中間產品（特別是知識產品）的性質決定了跨國公司的內部化行為。內部化理論指出，正是為了克服外部市場障礙或彌補市場機制的內在缺陷，跨國公司才用公司內部交易來替代外部市場交易。

　　從海默和維農的理論似乎都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只有擁有雄厚資本和高技術的大型企業才有獨占市場的優勢，才有能力進行對外直接投資。而日本的情況卻與此不符，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大都是中小企業，所擁有的并不是世界上具有領先地位的壟斷技術優勢，而是易為發展中國家所接受的勞動密集型技術優勢。小島清（Kojima，1978）就此提出了具有本國特色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比較優勢論，認為壟斷優勢論忽略了宏觀經濟因素的分析，尤其是忽略了國際分工中比較成本原理的作用，指出對外直接投資應該按照比較成本的原則，首先將本國比較成本已經處于劣勢或者即將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開始，并將其投向東道國在提高生產率方面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同類產業。

　　到了20世紀70年代后期，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但這些理論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對不同時期和不同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證分析基礎之上的，對各自國家特定時期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具有較強的解釋力，但卻不具有普遍意義。而此時歐洲和日本經濟的崛起使得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的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在對外直接投資領域一枝獨秀的局面被打破，歐洲和日本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地位迅速上升，逐步形成了美、歐、日三足鼎立的格局。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促進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繁榮，為鄧寧折衷理論的出現創造了條件。

　　英國經濟學家鄧寧（Dunning，1977）在借鑒壟斷優勢論和內部化理論并引入區位理論的基礎上，采用折衷的方法提出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一般理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指出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需要同時具備三種優勢：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自稱其為“三優勢范式”），否則只能采取出口貿易或技術轉讓的方式來參與國際經濟活動。但是折衷理論的研究對象仍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很難解釋那些并不具備各種優勢的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無法作出科學、全面的解釋。

　　之后，鄧寧于20世紀80年代初，在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投資發展周期論，從動態角度解釋各國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地位，發展和完善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鄧寧將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與各國經濟發展的階段和結構聯系起來進行考察，動態地描述了對外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系。投資發展周期論根據一國的人均GNP把對外直接投資周期分為四個階段，得出一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地位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密切的正相關關系。世界上大多數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地位的變化大體上符合這一發展趨勢，但在實踐中也顯示出很多與該理論相悖的事實。

　　二、發展中國家對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新發展

　　隨著國際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發展中國家也日益加入到這一行列中。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一些學者逐漸關注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探討，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理論和觀點。

　　美國哈佛大學研究跨國公司的著名教授劉易斯·威爾斯（1983）提出的“小規模技術理論”，被學術界認為是研究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開創性成果。威爾斯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擁有的小規模制造技術，雖然無法與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相比，但這卻正是其特有的優勢。這些技術具有勞動密集型的特征，且靈活性較高，特別適合小批量生產，能夠滿足其他發展中國家相對狹小的市場需要。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同時具有“當地采購和特殊產品”和低價產品營銷戰略的優勢，這也使得他們能夠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相競爭。同時，威爾斯指出“保護出口市場”是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是防御性的，往往是在其國外市場受到威脅時候才進行的。當然“謀求低成本”、“分散資產”也是他們對外投資的動機。由小規模技術理論可知，即使是技術不夠先進、經營范圍和生產規模較小的發展中國家企業，也能夠進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參與國際競爭，這對發展中國家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英國學者拉奧（Lall，1983）在對印度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和投資動機進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認為第三世界跨國公司的技術特征雖然表現為規模小、標準技術和勞動密集型，但是其中卻包含著企業自身的創新活動，有自己的“特定優勢”。技術地方化理論強調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技術引進不是被動的模仿和復制，而是對引進的技術加以消化、改進和創新。正是這種創新活動給引進的技術賦予了新的活力，給引進技術的企業帶來新的競爭優勢，從而使發展中國家企業在當地市場和鄰國市場具有競爭優勢。

　　坎特威爾和托蘭惕諾（Cantwell＆Tolentino，1990；Tolentino，1993）針對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對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提出了“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指出發展中國家在吸引外資的時候，對引進的技術加以吸收、消化和改造創新，進而為本國企業帶來新的競爭優勢。該理論指出技術能力的提高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而且與該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直接相關，并且進一步認為可以預測：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和地理分布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變化，顯示出技術引進對本國產業轉換和升級的推動作用。

　　三、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在中國

　　中國學者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的研究，一方面表現為對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狀況和趨勢進行實證分析，考察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優勢、投資方式、區位選擇和行業選擇等，如葉剛教授（1992）所作的問卷調查，張海巖與范登布魯克（1994）的問卷調查，魯桐（2000）對在英國的中國企業進行的系統考察。而劉紅忠（2001）根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歷史統計數據，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進行了趨勢分析和模型分析，驗證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符合“投資發展周期理論”：中國處于投資發展周期的第二個階段。

　　在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方面，中國學者也做了深入研究，有些并建立了相應的模型。吳彬與黃韜（1997）在其二階段理論中指出，各行業中企業的一般性經營資源水平在國際的資源狀況不同上的地位決定了企業進行FDI的狀況。如果母國企業的一般性經營資源水平高于東道國企業，即處于優勢狀態，則優勢企業側重于利潤攫取的行為。反之，如果母國的大多數企業處于劣勢狀態，則母國的大多數企業要從東道國獲得經驗。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一般需要先向發達國家東道國進行獲得經驗的FDI，即經歷第一階段，占有當獲得了足夠的經驗之后才能轉向利潤攫取的FDI.

　　冼國明與楊銳（1998）把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分為兩類：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FDI-Ⅰ），即學習型FDI，和發展中國家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投資（FDI-Ⅱ），即競爭策略型FDI.通過前期的學習型FDI，發展中國家企業可以加強技術積累的速度和效果，并且增加了后期的所有權優勢，進而通過后期的策略FDI進一步鞏固“OIL”結構和市場份額。二人同時指出，當發展中國家通過前期的學習型FDI獲得的技術與同期發達國家所擁有的技術之間的差距小于某個特定值時，FDI-I才能向FDI-II轉換，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在進行FDI-II的時候必須有一定的技術積累。當然，發展中國家自身技術積累程度較高的可以直接進行FDI-II.

　　孫建中（2000）提出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綜合優勢理論，指出綜合優勢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投資動機的多極化：二是差別優勢的多元化；三是發展空間的多角化。該理論認為，中國是一個經濟發展不平衡、但高速增長的發展中大國，兼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特征，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呈現出多極化和綜合型；同時與被投資的東道國相比又具有多層次、綜合性的差別優勢：而且對外直接投資的各個階段并存、技術結構多層次性，投資主體多元性以及投資空間全方位性，這三個因素之間相互激勵、相互促動，形成對外直接投資的綜合優勢，進而取得綜合效益。

　　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對于我國大力推進“走出去”戰略，積極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由傳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可知，只有擁有各種優勢的企業才能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雖然當前我國企業并沒有同時擁有各種壟斷優勢，但是在某些方面還是具有一定優勢的，如區位優勢，并且通過開展對外直接投資，還可以借鑒和學習國外跨國公司的管理經驗、營銷策略等，以培育我國企業的各種競爭優勢。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各種觀點和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更可以支持我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由于資本、技術、人才等要素短缺，而積極吸引外資，借以提高我國的技術、管理水平，以“引進來”為主。這期間，我國企業對引進的技術等加以吸收、改進和創新，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優勢，有實力主動進行對外直接投資。而且，在我國加入WT0后，國內市場上國內外企業的競爭將日趨激烈，如果我國企業只是固守本地市場而放棄進入國際市場，那么其國內市場份額勢必逐漸被吞食。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我國企業必須增強國際競爭意識，積極“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和利用國外資源，在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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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吳彬，黃韜。二階段理論：外商直接投資新的分析模型[J]，經濟研究，1997，（7）

　　[6]冼國明，楊銳。技術積累、競爭策略與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J]，經濟研究，19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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