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政府在風險投資領域的著眼點過分集中于扶持高新技術產業的成果，沒有著力于轉換投融資體制，結果只能是相對粗放型地發展了一小部分企業和項目，而并沒有調動民間投資，效果是有限的。

　　設立風險投資基金迫在眉睫

　　發展風險投資基金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法律和政策環境、資金供給能力、股權市場、投資項目市場等多個方面，政府的介入是必須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可以包辦一切，特別要拋棄那種政府鼓勵某種產業就必須投資介入其中的想法。

　　風險投資主體主要有兩類：風險投資公司和風險投資基金。其中，直接投資型機構即風險投資公司的投資能力受資本金限制，其發展能力是有限的。目前我國風險投資公司估計有150家，發展速度雖然很快，但是這些公司的注冊資本金都在8億元人民幣以下，大部分不足1億元，其資金供給能力相對于眾多投資項目的資金需求量而言，可謂杯水車薪。鑒于此，我國有必要發展基金型的風險投資主體，即風險投資基金。由于基金型風險投資機構調動資本的能力更強，運作效率、專業化程度以及對投資者的保護程度更高，更符合風險投資特點，因此，應該成為我國風險投資主體今后的發展方向。

　　但是，要設立風險投資基金，使其真正成為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化的紐帶，并對我國宏觀經濟產生實質性影響，我們就必須合理定位政府在風險投資基金中的角色。這一必要性在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黯然退出市場的歷史背景下，更顯得迫切。

　　目前，我國政府在風險投資領域的著眼點過分集中于扶持高新技術產業的成果，沒有著力于轉換投融資體制，結果只能是相對粗放型地發展了一小部分企業和項目，而并沒有調動民間投資，效果是有限的。我們承認，在風險投資領域，政府的作用可以通過籌建風險投資公司體現，也可以是重大項目的出資方。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對于高科技企業的發展而言，制度創新是更為根本的要素。政府最重要的角色仍然是規則的制定者和市場的看護者。

　　體制創新帶動基金產業

　　借鑒我國政府在“中創”事件上的教訓，結合證券投資基金的經驗，筆者認為，在風險投資基金的立和運作過程中，政府應該在如下幾個方面發揮作用：

　　一是確定我國風險投資基金基本模式。以我國目前的狀況而言，應該發展企業法人和私人投資者共同參與、國家扶持的風險投資基金發展模式。主要原因在于：從資金供給能力上看，當前，政府財政資金緊張；銀行業存在分業經營的限制，不能涉足產業投資；而私人儲蓄增長勢頭良好，儲蓄集中度日趨提高；企業法人的資金量也是相對寬松的，因此有必要充分發揮企業法人和私人投資者的力量。從管理能力上看，有關研究表明，我國法人持股型的企業往往具有相對完善的治理結構，股東對管理層的約束相對嚴格。綜合這兩方面因素我們可以認為：企業法人和私人投資者有能力成為我國風險投資基金的主要運作主體。

　　二是制定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如：出臺《產業投資管理辦法》、制訂《風險投資基金管理辦法》，使得風險投資基金的設立和運作有法可依，引導其投資行為與國家的產業政策相符；制訂中外合作或合資風險投資基金設立辦法，鼓勵境外資金參與風險投資企業的各個發展階段；修改《保險法》，使現有的保險公司可以便利地開展風險投資保險與技術轉讓等保險業務；放寬保險資金使用限制，使其可以投資于風險投資基金；制訂《高科技企業界定細則》，準確衡量高科技企業的“含金量”，防止風險投資企業過分包裝；制訂稅收減免等優惠稅收政策，采用間接調控手段推動風險投資基金發展，促進科技進步；作為一項長期任務，政府還應該運用法律工具推動社會信用意識培養進程，減少風險投資中的欺詐行為。

　　三是改善風險投資基金的公司治理機制，規范風險投資主體行為。由于風險投資基金涉及投資者、基金管理公司和被投資企業等多方參與主體，存在著投資者與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被投資企業雙重的委托——代理關系，無論是在何種企業代理理論模型中，投資者和管理者的信息不對稱都是關鍵因素。所以必須吸取我國證券投資基金的經驗教訓，對風險投資基金的治理結構進行設計，在董事會組成和決策程序、管理者權力、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等問題上作出嚴格規定，一方面使得基金的投資者能夠及時有效地監控和參與基金的管理，保護基金投資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使得風險投資基金在設立初期就得到規范有序的發展，維護市場參與者的信心。

　　四是發展完善的、多層次的股權交易市場，規范企業的兼并收購行為。我國政府有關監管部門已將設立二板市場提上議事日程。但是，這只是第一步。由于風險投資企業具有不同的發展階段，對應著不同類型的融資需求，除了設立創業板市場外，還需要建立和完善其他不同層次的資本市場，滿足不同發展階段的風險投資企業的資金和股權交易需求，保證退出渠道的多樣性。同時，我們要清晰界定每個市場之間的“接口”條件，形成與風險投資企業發展階段相適應的“階梯”型市場體系。另外，我國市場經濟的實踐表明，政府部門如果過多的運用行政性手段介入股票市場，必然會形成股票市場的扭曲，無法有效配置資源。所以，必須強調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建立市場框架，制訂運作標準。最后，要把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放在一般產業發展的大背景中加以分析，改革現行投融資體制，規范企業的兼并收購行為。

　　五是規范中介企業的經營行為。市場質量的提升離不開中介機構素質的提高。目前，在我國的風險投資領域，中介機構的數量和質量都亟待改善。從數量上看，風險投資行業協會和高新技術企業的標準認證機構，以及其他一些為風險投資服務的機構還不是很多。從質量上看，這些中介機構的發起人資格限定、行為準則、中介機構的治理結構、中介市場的準入條件等問題都缺乏詳細規定。因此政府必須從這兩個方面著手，建設良好的中介市場。從歷史經驗和實際效果來看，在這一領域，不宜建立國有獨資或控股式的的中介機構，也不能掛靠任何行政部門，否則只會重復過去曾反復出現的中介市場無效率壟斷問題，甚至出現違規、反程序操作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