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制度真的是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嗎？拋棄固定匯率，實行浮動匯率，就可以萬事大吉、避開金融危機嗎？其實，金融危機一定是實質經濟本身出了問題。

　　最近，匯率又成了國際金融領域爭論的熱點。起因有三：

　　其一，阿根廷金融危機似乎再一次證明了貨幣局制度及固定匯率的徹底失敗。媒體上的文章頗為煽情，宣布世界“告別固定匯率時代”，認為“因為世界主要貨幣美元、日元與歐元匯率急劇波動，新生市場一相情愿地維持固定匯率是自討苦吃”，斷言金融危機會越來越少，因為大多數國家都放棄了固定匯率，并呼吁“人民幣何時能增加靈活性，成為真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以上引文見《財經》2002年第2期胡祖六先生的專欄文章）。

　　其二，日元大幅貶值，美國視而不見，亞洲國家呼吁譴責無效，大有跟著輪番貶值之勢，國內要求人民幣貶值的呼聲不斷。而香港聯系匯率飽受指責，好些學者把香港經濟蕭條歸咎于貨幣局制度和聯系匯率，認為香港不放棄聯系匯率經濟就無法復蘇。

　　其三，人們對歐元寄予厚望，希望歐元能夠穩定國際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增加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性，但歐元正式流通并沒有使歐元走強，歐元對美元的匯率已經跌到半年來的新低。美元、歐元、日元之間的三角匯率如何穩定，正成為國際金融體系非常迫切的課題，尤其是美元對歐元的匯率將是影響未來世界經濟最重要的價格，而人們目前還沒有看到兩大經濟體有任何協調管理這個價格的實質性努力。

　　匯率的選擇是國際金融秩序最基本的問題， 是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最困難的抉擇，更是經濟學家爭吵最激烈的話題。

　　從歷史經驗看，匯率穩定有利于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國際間匯率的高度穩定促成了人類歷史上長期的普遍經濟增長（19世紀下半世紀和20世紀50－60年代），而匯率的劇烈波動或不穩定則直接傷害經濟發展（20世紀20－40年代和70－80年代）。匯率穩定對大國重要，對小國更重要。經濟理論可以嚴格證明：在一個匯率波動的金融環境里，國際收支調整的主要負擔落在小國身上，對小國經濟的沖擊要遠遠大于對大國的沖擊。即使是主要經濟大國之間實行浮動匯率（如當前美元、歐元與日元之間的匯率安排），固定匯率對小國仍然有利。

　　而且，經濟學數十年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并不支持浮動匯率。佛里德曼是浮動匯率的有力支持者，他在1951年預測實施浮動匯率以后，不僅各國對儲備貨幣的需求會大大減少，而且匯率自由會讓中央銀行更有效地控制貨幣供應量，從而使通貨膨脹得到控制。事實證明佛里德曼的兩個預言都大錯特錯了。1971年固定匯率崩潰之后，世界總的儲備貨幣增加了2倍以上，而通貨膨脹更成為世界各國的公敵，直到90年代才有所緩和，而90年代同樣是匯率相對穩定的年代，主要得益于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和美國穩健的貨幣政策。

　　因此，匯率危機只是經濟基本面出現嚴重危機的結果或表象，不是經濟金融危機的內在原因。金本位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崩潰，是參戰各國大搞赤字財政的結果；造成30年代大蕭條的根本原因是美聯儲錯誤的貨幣緊縮政策和胡佛政府災難性的貿易保護法案，不是金本位制和固定匯率；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終結者是美國越戰時期過度的財政和貨幣擴張。固定匯率也無法對亞洲金融危機負責，該負責的是危機各國的“裙帶資本主義”和脆弱的銀行金融體系，而阿根廷金融危機同樣導源于該國政府沒有節制的財政揮霍和嚴重腐敗。

　　人們總喜歡把金融危機歸罪于匯率制度，實在是高估了匯率的作用。他們忘記了馬克思100多年前的真知灼見：金融危機一定是實質經濟本身出了問題。20世紀給我們最重要的教訓是：如果國家的基本生產力沒有提高，財政貨幣政策沒有規矩和紀律，什么樣的匯率安排也無濟于事。

　　顯然，世界并沒有告別固定匯率時代。回望過去的一個世紀，追求匯率穩定乃是國際金融的主流趨勢。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毀國際金本位制和固定匯率開始，世界各國為穩定匯率一直在不懈努力。1936年美、英、法簽定三國經濟協議，第一次確立了穩定主要國家之間匯率的基本原則，為后來布雷頓固定匯率體系埋下伏筆；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協議，奠定二戰之后的美元本位制，維持了30年的國際匯率和金融穩定；1971年的華盛頓史密松協定，試圖在放棄美元可兌換黃金的條件下，繼續維持固定匯率。

　　1971年之后，隨著主要經濟大國皆實行浮動匯率，國際金融實際上已無秩序可言。但各國在飽受匯率波動之苦以后，謀求匯率的穩定則更成為國際金融改革的焦點，最著名的有大國之間80年代中期的“廣場協定”和“盧浮宮協定”，旨在為美元、日元和德國馬克（代表歐洲匯率機制）之間規定匯率波動的范圍并承諾政府對匯率進行干預。而中小國家紛紛實施某種形式的固定匯率（包括香港的貨幣局制度）。歐元則代表了穩定匯率努力最重要的成果。

　　目前國際金融的改革方向不是鼓勵大家都去搞浮動匯率竟相貶值，而是要設法穩定美元、歐元和日元之間的匯率，并在此基礎上穩定世界各國的匯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