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年多來，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匯率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這場爭論涉及兩個主要問題，一是人民幣匯率機制，二是人民幣匯率水平。這兩個問題相互影響，前者更為重要，它決定了后者；但后者頻繁出現在世界各大媒體的頭版頭條，更多地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一個國家必須在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之間作出自己的選擇，并根據世界經濟環境變化和本國經濟發展實際決定是否改變和何時改變本國的匯率水平和匯率體制，否則，對經濟帶來浩劫的貨幣危機最終將不可避免。

　　匯率問題是國際經濟關系中的核心問題，因此，人民幣匯率問題必須置于經濟全球化之中，特別是當今國際貨幣體系中加以分析研究。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安排有著與生俱來的天然缺陷：少數幾個國家的貨幣（如美元、歐元、日元等）成為全球經濟的貨幣，這種安排對許許多多發展中國家是不公平的，它既增加了發展中國家額外的成本（外匯儲備），又增加了這些國家經濟的脆弱性。而且，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越來越融入世界經濟，額外成本不斷增加，經濟脆弱性不斷增大。

　　在這種不完善的全球貨幣構架中，許多國家在管理匯率問題上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但二戰以來全球經濟和金融發展的經驗表明，要找到一個適應所有國家和不同發展時期的最優匯率機制是不可能的，確定最優匯率水平就更加困難。一個國家必須在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之間作出自己的選擇，并根據世界經濟環境變化和本國經濟發展實際決定是否改變和何時改變本國的匯率水平和匯率體制，否則，對經濟帶來浩劫的貨幣危機最終將不可避免。

　　一、浮動匯率機制的作用

　　匯率定義為兩種貨幣的相對購買力，即兩個國家可交易的貨物和服務的相對價格。這些價格是兩個國家間（假定這兩個國家都是市場國家，而非中央計劃國家）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信號。當兩個國家的經濟基本面（比如經濟增長率、工資、通貨膨脹率、生產率、財政狀況、經濟結構、消費者偏好等）發生變化時，這兩個國家的相對價格也會相應地發生變化。如果一個國家長時間固定其匯率，匯率這一市場價格信號將發生誤導，導致資源失配。以人民幣為例，自1994年以來，人民幣就一直叮住美元，兌美元匯率在8.3人民幣元/美元之間小幅波動。在過去的近十年中（1994～2003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為8.8%，是美國2.9%的3倍，通貨膨脹率基本一致，工資和生產率增長率大大高于美國，這意味著中美之間的相對購買力需要調整，人民幣的確被低估。這導致我國國內以及中美跨國資源配置沒有達到最優水平，我國把更多的資源配置在出口部門而不是用于國內需求。

　　浮動匯率的另一個重要作用是面對外部經濟沖擊時可以作為經濟緩沖器或自動穩定器。比如，若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需求突然大幅度下降，將導致我國出口減少，進而影響我國的生產、收入和就業，這對我國來說就是需求沖擊。這一需求沖擊對我國經濟影響程度的大小會因匯率機制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固定匯率情況下的影響程度要大大高于浮動匯率。因為在浮動匯率下，需求沖擊將自動導致人民幣兌美元貶值，從而改變相對價格，引導資源在對外部門和國內部門之間重新配置，使總產出、收入和就業的調整幅度減小。

　　匯率配置資源和充當自動穩定器的功能決定了一個國家應采用浮動匯率機制。

　　二、固定匯率機制的利弊

　　匯率對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穩定有重要影響。目前，幾乎所有國家的貨幣都是信用貨幣，其價值不是由黃金或貴金屬支持的，而是依賴于公眾的信心，因此保持貨幣的穩定是維持一個國家經濟穩定的關鍵所在。但在許多國家，中央銀行在維持本國貨幣穩定上似乎缺乏信任和能力，往往導致本國經濟出現高通貨膨脹或超級通貨膨脹，引發經濟和政治動蕩。因而許多國家采用固定匯率作為“錨”來穩定本國貨幣價值，從而穩定國內經濟。在這種情況下，往往需要采取固定匯率機制和固定匯率政策。

　　在浮動匯率體制下，外匯市場的上匯率超調或過大波動是一種常態，也就是說匯率的波動很難用經濟基本面加以解釋，從而給市場配置資源發出錯誤的信號，使投資者和貿易公司無所適從。因此，一些發展中國家對浮動匯率體制采取不信任態度。

　　在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同時，固定匯率還可以減少因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升水，給貿易公司和外國投資者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在相同的預期回報率條件下，外國投資者更愿意在實行固定匯率體制的國家投資，這就是經濟學中所謂的“風險厭惡”。中國的超穩定固定匯率是過去幾年外資大量流入中國的重要原因。

　　當然，固定匯率機制也有負面影響。固定匯率體制導致本該由政府、企業和投資者共同承擔的匯率風險全部由政府一家承擔，政府成為企業和投資者的免費保險者，貿易公司和外國投資者在決策中不必要也不會考慮貨幣風險。經濟學家稱這種現象為“道德風險”，而“道德風險”恰恰是發展中國家頻繁發生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固定匯率下，一旦匯率升值或貶值的壓力形成后，政府只能單槍匹馬、孤立無援地與市場力量包括投機者抗衡，往往難以取勝，即使成功捍衛了匯率也會造成巨大經濟損失。亞洲金融危機時泰國銖失守，其他東南亞國家被迫放棄固定匯率就是例證。相反，在浮動匯率體制下，企業為防范匯率風險，會根據需要不斷調整其資產結構，匯率水平高低往往是市場參與者之間搏弈的結果，而不是政府與市場參與者較量的結果。

　　三、世界貨幣體系中的主要匯率機制

　　為平衡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優勢和不足，在實踐中創造了多種匯率體制。按照貨幣匯率浮動的程度，可分為美元化（把美元或其他硬通貨做為法定貨幣）、貨幣局（香港等一些國家或地區采用，本地的貨幣發行完全由美元的凈流入量決定）、固定叮住匯率（本地貨幣以固定匯率叮住一種主要貨幣或一籃子貨幣）、固定浮動范圍匯率（規定匯率的浮動區間）、爬行叮住匯率（按預先確定的指標如通貨膨脹率等，定期調整匯率）、爬行浮動匯率（按預先確定的指標如通貨膨脹率等，定期調整匯率浮動的范圍）、有管理的浮動匯率（不預先設定浮動范圍，但中央銀行可能主動干預外匯市場減緩市場波動）、自由浮動匯率（盡管中央銀行干預市場的情況會偶爾發生，但匯率由外匯市場決定）。

　　然而，在協調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之間作出妥協變的更加困難。過去20多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要么采取固定匯率要么采取浮動匯率，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由于頻繁發生金融危機（墨西哥、亞洲、俄羅斯、阿根廷、巴西等國家相繼發生），多數國家轉向浮動匯率。當前，在30多個與世界經濟基本接軌的主要新興國家和轉軌國家中，只有中國和馬來西亞采取固定匯率。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些國家融于世界經濟后越來越多地暴露在國際資本包圍之中，按照“開放經濟三難選擇”理論，一個開放的經濟，要同時保持固定匯率、資本自由流動和獨立的貨幣政策是不可能的，三個目標只能選其二。中國能較長時間維持固定匯率，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仍能保持人民幣不貶值，主要得益于資本的控制，馬來西亞也是如此。隨著中國逐漸放松資本帳戶的管制，并最終使資本自由流動，維持固定匯率變的困難重重。

　　四、匯率調整的“政治經濟學”

　　匯率變動除了影響資源配置效率和宏觀經濟穩定外，還影響收入在不同部門和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分配，有的部門和群體獲得利益，有的部門和群體遭受損失，匯率變動的政治經濟學往往成為頭條新聞并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更重要的是，遭受損失者往往比收益者更有組織性和政治勢力，他們會不遺余力游說政府保護其利益，并在社會上大造輿論，影響民意。而收益者的集中程度和組織程度遠不如受損失者。這種不平衡使政治決策產生傾斜。在美國，要求重估人民幣的壓力主要來自制造業部門，特別是少數從事夕陽工業的部門，而這些部門無論是工會還是業主恰恰具有組織性強的傳統。而收益者主要是享受價廉物美的廣大消費者和在中國投資的跨國公司，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他們保持了沉默。

　　同樣，在中國，匯率政策爭論也被一些潛在受損失者的反對聲音壓倒。如果人民幣升值，出口商的利益將要受到極大的損失，但一般消費者卻可從低價進口商品中獲利。同時，人民幣升值，將迫使企業改進產品質量，提高生產率，外商投資企業也不得不提升其投資的質量。當然，人民幣升值會增加失業，至少在短期內就業壓力會加大。但中國的就業問題是歷史上計劃經濟的產物，不是匯率政策能解決的，經濟研究已經證實，中長期內，匯率變動是中性的，匯率和就業沒有相關關系。

　　五、人民幣匯率調整與廣場協議

　　1985年9月22日，美、日、德、法、英五大工業國在美國紐約廣場飯店達成廣場協議，核心內容是通過對外匯市場的共同干預，促使其他4國貨幣，尤其是日元和德國馬克升值。“廣場協議”簽署后，日元兌美元從1985年9月中旬的240∶1急劇攀升到1985年底的200∶1，1987年初再突破150∶1，到1988年初已逼近120∶1，在不到兩年半的時間里，日元兌美元已升值一倍。德國馬克兌美元升值48%.有些分析人員把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和1985年的廣場協議相比較，認為日元的升值是日本90年代以來經濟持續低迷的主要原因，據此得出結論，中國不應該在國際壓力下升值人民幣，否則，中國經濟有可能步日本后塵陷入衰退之中。這種類比牽強附會，缺乏深度分析。

　　首先，1985年以前，美元被認為高估，美元貶值是對其幣值高估的矯正。從1985年2月開始，美元就開始貶值，到廣場協議達成時，美元兌日元已貶值20%.其次，盡管日元升值，日本1985～1991年的GDP年均保持在4%左右的增長速度。相反，美元貶值并沒有使美國經濟避免經濟硬著陸，1987年，美國股市崩潰，1990～1991年，美國經濟出現了較為嚴重的衰退。

　　第三，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低迷不振有許多原因，廣場協議至多是其中一個原因。一般的認為，日本經濟增速減慢是一個成熟經濟體人均收入達到一定高水平后的自然反映。相反，中國經濟不管用什么經濟社會指標反映還遠不是成熟經濟體，無論是人均收入、技術水平，還是人均資本占有等，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還有很大距離，和日本相比差的更遠。

　　第四，1985年之后，盡管日元大幅升值，但日本與美國繼續保持巨大的順差，說明匯率貶值并不一定帶來出口的惡化。

　　六、人民幣的合理匯率水平難以確定

　　許多分析家認為，目前的人民幣嚴重低估，低估的幅度在15%～40%不等。實際上，兩種貨幣之間的均衡匯率如何估計，在經濟學家之間也存在激烈的爭論，更何況越來越多的學者承認均衡匯率是短暫的，隨時間變化而變化。聲稱人民幣低估的分析家都是依據人民幣相對美元的相對實際購買力來估計人民幣匯率的，如果按中美兩國通貨膨脹率計算，從1994～2003十年內，人民幣兌美元的實際匯率升值7～8%.從1998～2003的5年內，由于中國物價水平低于美國，人民幣實際匯率貶值了5～6%，因此，按中美兩國相對購買力估計匯率依賴于基年的選擇。如果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薦實際有效匯率法估算（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國按貿易加權計算的實際匯率），1994～2003年，人民幣升值2～3%.如果使用聯合國和世界銀行“國際比較項目”中一籃子商品和服務的相對價格計算，即所謂“絕對購買力平價方法”，現在的人民幣匯率低估3倍。

　　七、中國匯率體制的改革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我國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人民幣已成為周邊一些國家的硬通貨之一，人民幣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經濟的主要貨幣不是夢想。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應采取更加靈活的匯率體制。實際上，一個國家要改變匯率機制并不十分困難。我國可先從擴大匯率的浮動范圍做起，逐漸轉向浮動匯率。同時，加快相應的配套改革，如中央銀行提高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能力，保持貨幣政策要獨立性；深化外匯市場改革，建立期貨和期權市場，使投資者能有效的規避匯率風險；規范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經營行為，防范貨幣和金融危機等。改革的進程越明確，改革的步驟越透明，人民幣投機壓力帶來的經濟危害性就越小。

　　中國應該制定改革匯率機制的日程，實行浮動匯率是長遠的、最終目標。只有市場才能確定合理的人民幣匯率水平，除此之外，沒有更完美的估計合理匯率的辦法。匯率變動幾家歡喜幾家憂，然而，政治經濟學的考量不能以經濟效率和穩定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