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來的35年內，世界人口中60歲以上人口的比重將從9%上升到16%.由于預期壽命延長和生育率的降低，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老齡化比工業化國家的快得多（世界銀行1994）。在中國，大于60歲的人口的比例將迅速從1990年的9%上升到2030年的22%（世界銀行1997）。根據我們的預測，中國的老人贍養率（65歲及以上人口與15至64歲人口之比）將從1999年的11%上升到2030年的25%和2050年的36%.人口的老齡化給世界各國的養老金體系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已或多或少地對其養老金體系進行了改革。��

　　養老金體系可根據以下3個準則區分：如何計算養老保險金福利水平（以收定支或以支定收）以及是否由政府擔保；如何籌資，積累式的還是非積累式的；由誰來管理，公共部門還是私營部門？大多數正式的養老金體系是由公共部門管理，采取以一定公式計算的以支定收方式，并在現收現付基礎上以工資稅支付。這意味著今天的工人的繳費被用以支付現有退休人員的養老金。目前，人們普遍認識到這一體系會帶來許多問題，如不斷上升的工資稅率、因激勵機制問題引起的逃稅和提早退休、公共資源的錯誤配置、長期儲蓄的減少、不合理的代際轉移（通常高收入者的壽命會更長），以及在人口老齡化情況下隱性債務和資金缺口的增加。

　　為解決這些問題，一些機構建議（世界銀行，1994），并且許多國家也已經在向多支柱體系的方向過渡。這些體系包括：

　　●強制性、以稅收支付的、由政府管理的支柱，其目的在于再分配和共同保險；

　　●強制性、完全基金積累式的、以收定支和私營管理的支柱（個人帳戶），其目的在于儲蓄；

　　●為希望晚年生活更有保障的人們設計的、自愿的、通過個人儲蓄和商業保險而完全基金積累的支柱。

　　對多支柱養老金體系的支持主要來自三個理論方面的論據，雖然相關的實證證據非常有限。第一，多支柱養老金體系能夠減少勞動力市場的扭曲，提供更好的激勵機制，提高儲蓄水平，這將有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和刺激經濟增長（James 1999）。例如，高的工資稅會導致工人和雇主從正規部門轉向非正規部門，從而使生產率水平降低。雖然對于養老金改革是否會導致國民儲蓄率的提高，目前尚沒有明確的結論，但有很多證據表明完全積累的個人帳戶對金融市場的發展有積極的作用，從而有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增長（Schmidt—Hebbel 1998，Vittas and Iglesias 1992，Vittas 1995a，1995b.）。��

　　支持多支柱體系的第二個論據在于它能夠提高養老金體系在財務上的可持續性，因而可以對老年人提供更好的長期保護。而且，多支柱體系可以起到再分配的作用，特別是提高代際間的平等（James，1999）。原則上，所有人在其老年都應能獲得高于貧困線水平的最小收入，而所有的勞動者在其老年都應能獲得與其工作年限和貢獻相適應的替代收入。而現收現付體制不能夠保障對老年人的保護，還可能導致由窮人向富人的收入轉移（富人通常壽命更長）。在一些國家，過于慷慨的退休福利水平給下一代帶來沉重的負擔，導致不公平的代際再分配。

　　在實踐中，各國是如何改革其養老金體系的呢？Schwarz and Demirgue Kunt（1999）提供了一個精確的世界各國養老金改革的分類法。根據他們的分類，約82個國家已進行了一些改革，其中21個國家進行了重大的結構性改革。在主要的改革國家中，10個國家正向完全積累的個人帳戶過渡（拉美模式），3個經合發展組織國家正采納雇主出資的以收定支體系，3個國家（拉托維亞、波蘭和瑞典）正在使用名義性的以收定支的體系。有個別發展中國家正向相反的方向，即從以收定支－公積金體系轉向現收現付－以支定收的體系，如印尼、尼日利亞。

　　基于不同的起始條件和社會政治環境，各國走上了不同的養老金改革之路。不同改革方式的優劣利弊已在Schwarz and Demirguc Kunt（1999）和James（1999）給予詳細討論。影響改革方式選擇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一個國家的養老金隱性債務（IPD）。一些國家（如拉脫維亞、波蘭和瑞典等國）正是由于有很高的養老金隱性債務，迫使它們采用名義性以收定支的體系（Disney，1999）。各國已采用不同方式為轉軌成本和隱性債務籌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