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制度的發展變遷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民營金融進入和發展的過程。其中，1996年民生銀行的成立具有標志性意義。目前，據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的不完全統計（只統計前十大股東中的民營成分），民營資本現擁有10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總資產已達到1628億元，占股份制商業銀行累計總資產23866億元的6.82％。若再加上深圳發展銀行、民生銀行、浦發銀行和招商銀行四個上市銀行公眾股東持有的股份，民營資本擁有的股份制銀行總資產則達到3486億元，占股份制商業銀行累計總資產的14.6％。另據不完全統計，民營控股證券公司的資本已達65億元，加上超過70億元的參股資本，民營資本已經占到證券公司注冊資本總額1043億元的13％。其中，在中國注冊資本最大的證券公司——海通證券87.34億元的注冊資本中，民營資本投入已超過20億元，占23％以上。

　　但是，民營金融發展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這期間存在許多困難與障礙，也顯示了一些鮮明特點。而細加觀察，民營金融業發展的特點實際上反映了我國金融制度變遷的某些重要特征。

　　一、金融制度變遷滯后于整個經濟制度的變遷

　　盡管近10年來民營金融在金融業中的身影越來越多，但相對于整個民營經濟來講，其發展還是很落后的。目前，我國的金融業基本上還是由政府高度壟斷，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金融資產集中度仍高達80％，民營金融的力量還很薄弱。截至2001年，我國非國有經濟對GDP的貢獻就已達63％。這種狀況反映出我國金融制度變遷的步伐滯后于整體經濟制度的演進。事實上，我國的金融改革確實還處在一個較低的現實起點。比如，我國的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技術市場已基本做到規范有序，而金融市場不健全、結構也不合理，貨幣市場、外匯市場、保險市場、風險投資市場尚未完全建立，且與資本市場中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的發展上都存在著明顯的結構失衡；工農產品、勞務、土地、技術甚至部分產權都已相繼進入市場，實現競爭性配置，而金融信用仍集中在國家，金融資源仍主要由國有銀行控制，金融業的競爭局面尚未形成；商品價格中95％、生產資料價格中85％、農副產品中80％以上均放開由市場決定，而金融資產價格中最主要的利率和匯率的形成基本上都由國家規定，市場決定的比重很�。汇y行內部控制和宏觀金融監控不力，金融風險大；金融電子化程度低，金融創新缺乏，金融制度不能與國際金融制度兼容等等。此外，從改革的實際進程看，我國的金融制度演進也一直依賴于經濟制度演進，在金融制度安排的創新選擇方面存在著對經濟制度變遷的“模仿”。

　　二、金融制度演進基本上源于自上而下的政府強制性供給行為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民營經濟開始飛速發展，民營資本規模逐漸壯大，民營資本及民營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和特定范圍內體現出了對民營金融機構的誘致性需求。但是，這種需求在民營金融機構的建立中僅處于次要地位，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主導以及審批、準入等才是民營資本進入和民營金融機構發展的最主要原因。這種現實反映出了我國金融制度變遷的主體是政府。而回顧我國二十余年的金融改革歷程，金融制度演進的每一步基本上都源于自上而下的政府強制性供給行為。不論是金融改革目標的確定，還是金融體系的設計規劃；不論是金融機構的分化重組，還是金融市場的開拓；不論是金融業務的擴展，還是金融管理方法的變革，都無一例外地表現出強烈的政府推動和強制性變遷的色彩。

　　我國金融制度改革呈現出政府供給主導型變遷的現實原因主要是：（1）從原有的金融體制來看，傳統的金融制度相對于其他經濟制度而言，具有更高的集權性、壓制性和對行政單位的依附性，制度本身的穩固性很強。而國有金融部門覆蓋全社會，其空間結構極為廣密，誘致性制度變遷的利益集團沒有現實存在的可能。這樣，金融制度的變革從一開始就只能被置于較強的政府控制之下，以行政力量對抗舊有勢力對改革的阻撓。（2）從政府效用函數來看，政府效用是金融制度的函數，金融制度的變化將對政府的某些行為目標，如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金融穩定、金融體制性租金、財政收入等產生重大影響。所以，政府實際上有著更為強烈的控制金融制度及其變革的內在需求，以使金融變革符合其效用函數。

　　三、金融制度演進是增量制度變遷與邊際制度變遷的統一

　　從過去民營資本投資金融業的途徑來看，主要采取的是參與組建新金融機構的方式，或者在原金融機構增資擴股（包括發行上市）時購買股份，最多也不過是受讓一些政府或國有企業轉讓的非流通股份，而基本沒有介入原有的占主導地位的大型國有金融機構，但卻漸漸給國有金融機構競爭和改革一點壓力。由此反映出，我國的金融制度變遷與經濟制度變遷一樣，也是增量改革和邊際制度變遷的統一。我國的金融制度演進總體上也采取了漸進式的改革邏輯，即先不觸動舊金融制度的核心，而是先在舊金融制度外培育新的金融制度安排，以新金融制度安排的成長為舊金融制度改革創造條件，然后推動舊金融制度改革深化。在這種思路下，我國以前的金融改革存在明顯的“三重三輕”傾向，即重增量，輕存量；重體制外，輕體制內；重金融組織與金融工具，輕金融（產權）制度�？陀^來講，這種金融變遷方式雖然在保持改革的穩定性、連續性，從而降低了在改革的摩擦成本方面所具有積極效應，但同時也加大了改革的時間成本和實施成本。

　　四、金融制度變遷有明顯的試錯性特征

　　在民營金融發展的過程中，有關部門有時會因為產生了一些問題或風險，就推出一些金融壓制的方案，使得民營金融的發展出現停滯甚至倒退。比如，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是我國民營資本投資金融業的活躍時期，但與此相對應，一批產權不清，管理落后，背景復雜的城市信用社也在城市中泛濫，結果累積了大量金融風險。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政府出于對金融風險的高度重視，立即開始著手整頓這批城市信用社。當時，就選擇了一條既便利又保險的治理方案——成立城市商業銀行，試圖用聯合起來或接管的辦法，從而也是用舊的已有模式——國有銀行來解決城市信用社的風險控制問題；而并非是重新探索一條新路，將這些信用社改建成產權清晰、管理科學的民營銀行、私人控股銀行或合伙銀行等。這種類型的金融壓制可以稱之為試錯后的倒退，它反映了我國金融制度變遷的試錯性特征。

　　前面提到，我國的金融制度的演進實際上是一種增量制度變遷。由于最大限度的政治支持間接進入到政治銀行家的效用函數，這樣，政治銀行家在維護經濟存量利益的同時，對增量部分施以新的游戲規則，并最終實現制度變遷的全面推進。而與這種增量改革相關的必然就是改革的試錯性和局部性。因為政治銀行家對有關新制度的預期收益、成本流等相關信息并不完全認知，于是只有“摸著石頭過河”，先將某一創新制度實施于某些樣本單位。如果成本流、收益流符合政治銀行家的預期模型，他將把這一創新制度向別的單位推廣，以取得制度供給的規模收益，并實現潛在利潤最大化。反之，如上所述，出現的問題和風險大于實際收益，或者說，當創新制度引致的收益流、成本流與政治銀行家的主觀預期模型不吻合甚至相矛盾時，政治銀行家一般將這一創新制度從制度供給集合中刪掉，甚至不惜走回頭路。這種試錯性特征也意味著我國金融制度變遷主體一直在金融深化與金融壓制之間有意無意地尋找平衡，實際上選擇的是一條金融約束的發展道路。

　　五、金融制度變遷具有路徑依賴特質

　　從現實來看，我國民營金融的發展不僅落后于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而且也落后于我國整個金融業及金融市場的規模擴張。出現這種情況當然是有很多原因的，不過我們這里更關注的是它反映了金融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特點。諾思曾指出，制度演進具有“路徑依賴”特質，即制度演進中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演進一旦走上了某一條路徑，它的既定方向在以后的發展中會得到自我強化。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可能的選擇。沿著既定的路徑，制度演進會進入良性的軌道，迅速優化；也可能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的狀態之中。要扭轉既有方向，通常要引入外部變量，付出昂貴的成本。

　　前面已經提到，與經濟體制改革一樣，我國的金融改革一開始就選擇了漸進的改革方式�；�于這一制度演進模式的限定與約束，同時也為了減少改革與現存政治、經濟秩序和社會利益結構之間的摩擦，我國金融改革路徑選擇的著眼點更多地放在外延擴展上，如增設一些新的機構，引進一些新的工具，開辟一些新的市場等等。而對那些涉及面廣，可能對現有制度框架和金融秩序造成沖擊的深層次問題，比如民營金融機構的發展問題，則盡可能采取回避和拖延態度，把改革的矛盾和困難后移。即使是已經推出的一些金融制度安排，也僅具有創新的“外殼”，內容并沒有發生質的變化，離市場化要求甚遠。如今，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逐漸對外開放，WTO要求必須遵守的規則、外國金融機構的競爭和挑戰切實擺在了眼前，這種外部壓力迫使政府不得不下定決心花大成本進行金融改革，扭轉不利局面。比如政府前不久的一個大動作——向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注資450億美元，以促進國有商業銀行的改制上市，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