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意義的遺產稅在美國運行了將近百年，近年來美國總統對廢除遺產稅的努力和妥協引人注目。對美國理論界關于遺產稅的研究進行綜述，有利于我們對遺產稅的稅種屬性及征收效應有一個客觀的認識。

　　遺產稅的公平分析

　　設立遺產稅的邏輯前提是遺產稅可以縮小起點差距，促進社會公平。但關于遺產稅的公平問題，依然存在爭論。

　　（一）遺產稅是否公平？

　　在分配是否公平的問題上有一個公認的“天賦標準”（endow-mentbased cri teria），即每個人對自己的勞動成果都擁有天賦的權力，并承認和允許個人之間存在能力差別，也就是說，由于天生稟賦的差異帶來的收入差異被認為是合理的，由其他非稟賦因素諸如壟斷、社會地位、婚姻、遺產、贈與等帶來的收入或財富差異被認為是不合理的。一般認為，遺產所得本身是“不公平的分配”，所以遺產稅天生就有維護“天賦標準”的職能。有人進一步認為對個人財富的使用加以限制是社會自然的、持續的和恰當的角色。還有人認為遺產繼承是公民權利而不是自然權利，因此社會不僅有判斷力還有義務管理這些行為。

　　反對遺產稅的人則認為父母有權利把財富傳給孩子，對遺贈和繼承行為征稅沒有根據；區別對待父母把勤勞所得留給孩子，或自己在有生之年全部消費掉這兩種行為是不公平的。

　　（二）遺產稅對減輕財富集中的實證分析

　　哥倫比亞大學的KoDczuK和加利福尼亞大學的Saez分析認為，遺產稅對減輕財富集中是有效的。他們分析了從1916年到2000年美國財富集中程度的變化情況，認為所得稅和遺產稅的陡峭的累進稅率可能是阻止大額財富集中的最重要的因素。

　　布魯金斯學會的Gale和密歇根大學商學院的SlemBRod則認為，遺產稅對減輕財富集中的作用甚微。因為高遺產稅率時期沒有使財富集中明顯下降，而且在典型年度中遺產稅稅收總收入僅占GDBR的0.3%和家庭財富凈值的0.1%，不可能對財富分配不公現象有重大的修正作用。AlanBlinder在《關于收入分配的經濟理論》一書中指出，只有大約2%的不平等是由于繼承財產這種不平等的分配造成的，進而得出遺產稅的再分配功能非常有限的結論。

　　（三）遺產稅制度本身對公平的影響

　　1.對于已婚和單身納稅人的差別待遇。美國稅制規定對配偶的遺贈是免稅的，而擁有同樣財富數量的單身者就無法享受這種待遇。有學者認為，這種婚姻狀況的稅收差別待遇可能給不同家庭潛在地造成上百萬美元的財富差異。反對者則認為，家庭財產屬于夫妻雙方共同所有，喪偶者對死去的配偶留下的財產有所有權或優先繼承權，這種權利當然應給與減免稅的照顧。

　　2.避稅因素對公平的影響。由于稅制設計問題，遺產稅引發了各種避稅行為，由此影響了公平的實現。根據美國國稅局（IRS）的數據，巨額遺產（超過2000萬美元）負擔的平均稅率實際上低于中等遺產（250萬到500萬美元）的遺產稅平均稅率。

　　遺產稅的效率分析

　　遺產稅的直接成本是衡量其效率的首選指標。相對于其他稅種，遺產稅的管理成本主要是稅務機關確定應稅行為和應稅財產價值的支出；在遵從成本上，主要是納稅人在納稅申報過程中發生的各種費用。由于統計和計算的困難，各國都沒有一個確定的遺產稅直接成本的數據或結論。但由于稅制本身的原因，遺產稅的直接成本應是相對較高的。據調查顯示，美國1996年有86%的應稅遺產申報留給了律師，花費的平均成本為23000美元。美國經濟委員會Dan Miller等在《遺產稅經濟學》中指出，每取得1美元的遺產稅收入，經濟當中就浪費掉1美元用于納稅或避稅。但具體的測算顯示上述說法夸大了遺產稅的征收成本。根據Munnell對美國律師業協會從事遺囑執行業務的人數、工作時間、收入水平進行大致的判斷，認為花在律師上的遵從成本是12億美元，而當年的遺產稅收入是77億美元。

　　遺產稅的社會和經濟效應分析

　　遺產稅的效率分析除了上述直接的收入和成本外，還應包括對間接或額外收益和負擔的判斷和衡量。額外的收益和負擔主要是指遺產稅對納稅人行為選擇產生的影響，也就是所謂的遺產稅的社會和經濟效應，實質上可以看作是廣義的遺產稅的效率分析。

　　（一）分析的起點——財產轉移的動機

　　遺贈和財產轉移的動機對遺產稅稅收政策的評估非常重要，西方學者認為財產遺贈有如下幾種不同的動機：

　　1.無意識的或偶發的遺贈

　　由于意外或突發的死亡，形成了一部分遺贈。這種情況由于沒有事先征兆，所以遺產稅將對財產所有者的行為沒有影響，沒有產生額外負擔。即是說，政府得到了收入卻沒有傷害納稅人。當然，潛在的繼承人會受到影響。有人認為意外遺贈占總財富的比例很大，也有觀點認為偶發的遺贈可能不產生更多的財富集中。

　　2.利他主義的動機

　　這種動機假設所有的父母對孩子安排遺產或轉移財富的動機是無私的、利他的。父母的效用來自自身消費和對孩子們的支出以及孩子們從這些支出中得到的效用。按照帕雷托標準，父母應該在自己的消費的邊際成本等于他們從孩子們增加的支出中得到的邊際收益時轉移或遺贈財產給孩子，而且父母應該根據孩子不同的稟賦和狀況給與不同的財富轉移量。

　　3.包含交換關系的動機

　　這種動機假設父母為了從孩子們那里得到關懷、照顧等精神和物質上的服務，而給予一定的財富轉移或遺產作為交換。從這個角度講，可以把這個行為視同一種消費支出，此時的遺產稅就像普通的商品、消費稅一樣。稅率的高低取決于對這種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彈性。當然，稅后的贈與是可以交換的價格，受贈人可以通過減少服務來彌補稅收給其帶來的損失。

　　4.純粹奉獻的動機

　　這種動機是從遺贈或轉移財產行為本身獲得效用，與利他主義的區別是不關注受贈人的效用情況。從均衡角度，父母將會在自己消費減少的效用等于其從遺產或贈與的增加額中得到的效用相等時進行財富轉移。征收遺產稅，會減少贈與者的效用，因為贈與者從稅后轉移凈值中獲得效用。

　　（二）遺產稅與儲蓄

　　一般認為，遺產稅對儲蓄行為和儲蓄水平有負面影響，并進一步影響經濟增長。理由包括：遺產稅鼓勵消費，打擊人們的儲蓄和投資行為；遺產稅是對資本征稅，因此會減少人們儲蓄和投資的積極性。馬薩諸塞科技研究院經濟學部的BRoterba認為，美國的聯邦遺產稅增加了資本所得的稅負，幅度大約是1.3-1.9%，這種影響可能對老年人來說更顯著。波士頓大學的KotliKoff和Sum-mers提出了一個分析遺產稅對現有股票資本的影響的計量經濟模型，結論是，代際轉移每減少1美元，經濟中最后的資本總量減少近39美元。

　　Gale和聯邦儲備委員會的BRerozek對上述結論有不同的觀點。他們指出，轉移稅收對儲蓄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轉移者的動機。如果遺贈是無意識形成的，遺產稅將不影響贈與者的儲蓄行為，但減少了受贈人稅后凈遺產，并因此增加受贈人的儲蓄。如果遺贈包含交換關系，遺產稅的影響取決于父母對服務的需求彈性。如果需求沒有彈性，高的稅收會提高父母總的服務支出，因此他們會增加儲蓄。如果遺贈是利他主義動機，影響是模糊的。但模型表示在多數情況下，遺產稅對儲蓄是正的效應。

　　（三）遺產稅與勞動供給

　　如同對所得征稅，遺產稅對勞動供給也有收入和替代效應。對遺產征稅減少了受贈人的實際所得，它可能增加也可能減少勞動供給；對遺贈者的道理也一樣。在遺產稅對勞動供給的影響的研究中，通常發現總的替代效用非常小。

　　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政策研究中心的HOltz-Eakin分析了兩個州的調查數據，發現50歲以上的人面對較高的遺產稅率會減少工作。Holtz-Eakin和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系的Rosen等人的研究發現，接受35萬美元遺產的單身者將會減少勞力供給的12%，已婚夫婦將減少14%.其研究還顯示對擁有勞動能力的繼承者來說，遺產稅減少勞動供給的程度比較小。

　　（四）遺產稅與家族企業

　　遺產稅對家族企業的影響也是公共政策爭論的重要內容之一。認為遺產稅對家族企業（包括農場、少數人持股的公司以及有限合伙、非公司企業等）有消極影響的研究結果和有關數據主要包括：調查發現，98%的繼承者提出“必須籌集資金去交遺產稅”是企業經營失敗的原因；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總共約5600家企業中的28%，由于遺產稅的原因被賣掉或停止了經營；家庭內的財產轉移是家族企業內部資金流動的主要途徑之一，而遺產稅恰恰對這些活動產生了負面影響。

　　反對上述說法的理由則包括：上述數據很多來自抽樣調查和問卷回復的方式，采集到的答案多來自主觀的估計和意愿，統計方法本身存在缺陷；針對家族企業，遺產稅有特殊的優惠規定，如家族企業可以在14年內分期納稅，家族企業可嘗試為其企業資產申請特殊評估準則，以減輕其應稅財產價值。Gale和Slemrod認為遺產稅對家族企業的負面影響被夸大了，他們提出1995年有95%的農場在向后代轉移時就沒有遺產稅納稅義務。另外，Holtz-Eakin等發現58%的企業所有者可以從保險、流動資產、股票和債券等資產中支付遺產稅，不必動用不動產或企業本身，他們可以在不影響經營的情況下完成預計的遺產稅義務的80%以上。

　　（五）遺產稅與資本利得

　　一般情況下，所得稅制對資本利得有一定的優惠待遇。在美國，遺產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未實現的資本利得，而死亡時的所得是免征所得稅的，因此，在所得稅對資本利得征稅不足的情況下，遺產稅可以對這個稅基實現補充征收的作用。

　　在不考慮遺產和贈與稅的情況下，從避稅角度，財產所有者可能會一直持有資產令其增值直到死亡，而不是出售或轉讓——那樣會產生遞增的（隨持有時間的推移）資本利得稅的稅基。這就是資本利得稅的所謂“鎖定效應（Jock-in  effect）”。而包含未實現資本利得的財產向后代轉移時要繳納稅率較高的遺產稅，因此從理論上講，遺產稅具備一定的開鎖效應（unlock effect）。也就是說，遺產稅的存在可能會促使財產所有者選擇在生存期間實現其部分資本利得。美國財政部稅收分析處的Joulfaian和Auten以一段時期內的一部分富人的所得稅和遺產稅報表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后認為：遺產稅是資本利得實現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BRoterba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Weisbenner也基本認同上述觀點，他們認為，當前投資者持有資產來獲取資本利得的動機勝于獲取股息或利息所得的動機，但如果在死亡時對未實現的資本利得征稅，將會影響這些未實現的資本利得的總量。

　　（六）遺產稅與慈善捐贈

　　美國現行的遺產和贈與稅制允許對慈善捐贈在稅前扣除，以鼓勵對慈善事業的捐贈，從而促進社會公正，增進社會福利。但慈善捐贈行為本身是復雜的，遺產稅僅僅是影響因素之一，而社會環境、價值體系以及納稅人積累財富以及轉移財富的動機、整體稅制的綜合作用等因素，都會對最終的慈善捐贈發生影響。

　　威廉姆斯學院經濟學系的Bakija等人認為遺產稅對慈善捐贈行為產生了較強的正面影響。而Joulfaian認為遺產稅的優惠對慈善遺贈的刺激作用是適中的。遺產稅減少了富人的最終財富量，同時也減輕了稅收的刺激作用。他發現，在沒有遺產稅時，慈善遺贈會減少12%.遺產稅報表數據也顯示，富人會更多地選擇慈善捐贈。假如這只是一種避稅技巧，就說明高的邊際稅率（因為財富規模大）和慈善贈與的相關性。

　　反對者認為遺產稅在刺激慈善捐贈方面是乏力的，其理由是：可免稅的慈善遺贈占慈善組織總收入的比例很小（如1994年為1.5%）；1992年至1995年，82%的財產沒有利用慈善捐贈的稅收優惠，遺產稅對慈善捐贈刺激的社會貢獻不應被夸大。還有，按照遺產稅刺激慈善捐贈的邏輯，稅率與慈善捐贈的數量呈正相關。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比如將遺產稅最高法定邊際稅率從70%降至55%的幾年中，總的慈善遺贈按不變價值反而增加了將近23%，占GDBR的比重也從0.105%增加到0.123%.

　　（七）遺產稅與生前贈與

　　現行遺產和贈與稅制對財富轉移的時間有區別對待的規定。一般來說，在生前一定時間和一定數量的財富轉移可以減免稅，而且這些轉移所孳生的財富也避免了稅收義務。很多納稅人被認為是出于避稅的考慮而改變贈與行為發生的時間，把遺贈改為生前贈與。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BRage研究認為，遺產稅稅率和生前贈與在比例和數量上存在正相關關系。對于偶發的遺贈可能沒有這個影響，但對于高齡的家庭成員就存在此影響。還有，如果相對于遺贈，生前贈與的稅收優惠的程度降低，會直接減少生前贈與的數量。Joulfaian認為稅收是財產轉移幅度和時間的決定因素。生前贈與是由所得稅、贈與稅和遺產稅的綜合影響決定的。其中資本利得稅和贈與稅的影響很大，因為它們都提高生前贈與的成本。

　　反對者認為生前實際發生的財產轉移量還是少的。根據美國1998年的遺產稅納稅申報表，超過免稅限額的生前應稅贈與僅占總應稅遺產的4%，而且在每個遺產規模層次，都小于6%.BRoterba指出在美國約有三分之二的老年家庭面對潛在的遺產稅負擔，并不通過提前贈與來避稅。

　　（八）遺產稅與資產（投資）組合

　　遺產稅對潛在的納稅人資產形式或投資組合選擇的影響主要有兩個一是納稅人可能保留一定數量的流動性強的資產，以便履行納稅義務，避免因為限時變現帶來的損失；二是根據稅制的具體規定，選擇實際稅負最小的資產形式或投資組合，前提是不同的資產形式有不同的遺產稅待遇。

　　BRoterba和Weisbenner對美國不同資產形式的稅收待遇進行了實證分析，揭示了遺產估價技術的選擇對不同資產類型有不同的稅負效果。相對一些有明確市場價值的流動性強的資產，比如少數人持股公司的股票、家庭有限合伙企業、在流動性較差的市場中交易的不動產或收藏品等等，遺產價值難以估計。按照美國稅制，報表填制人可以因此選擇估價方法。據測算，相對于公正估計的市場價值，援引“少數折扣”法條（符合特定條件的優惠的估價辦法）的遺產得到了一個平均36%的折扣，減輕了這些資產類型的實際稅負。區別的稅收待遇會對潛在的納稅人在選擇資產形式和投資組合時，產生一定程度的行為扭曲。

　　結論

　　美國理論界對遺產稅課征的理論依據以及課征遺產稅的效應有著各自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說法。究其原因，首先是因為遺產稅本身超出了一般稅收問題涉及的層面，有關的價值判斷和利弊分析常涉及政治和經濟、道德和法律、宗教和哲學等等。其次，遺產稅關乎生死，針對的不止是一代人的生命周期，行為分析的時間跨度較長，實證分析資料的取得非常困難。

　　遺產稅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是課征遺產稅會帶來怎樣的社會和經濟效應，或者說，遺產稅對納稅人經濟行為選擇和社會福利狀況的影響到底是什么。這也是國外遺產稅理論研究的焦點。因為它既是判斷稅種優劣的基礎，也為稅制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