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經濟全球化導致資本、技術、人才的國際化。資本、技術、人才的國際化，會對我國經濟增長和產業競爭力的提升產生重大影響，并對我國政府運用稅收政策優化產業結構的決策及其過程產生重大沖擊。為應對我國加入WTO后經濟國際化進程加快的趨勢，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保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我國政府應審時度勢進行較大范圍的稅制改革。

　　一、經濟全球化趨勢正深刻地影響著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經濟全球化導致的資本、技術、人才國際化，對我國產業結構及其產業競爭力的影響正在加深，作為政府宏觀調控手段的稅制同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一）資本國際化對我國稅制的沖擊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資本流動加快，增長率高達25%，給各國的經濟帶來了程度不同的影響，如何在利用國際資本、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的同時，盡量降低其負面影響，已成為各國政府，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稅收對資本的流動具有直接的調控作用，稅收優惠政策在鼓勵外資的引進方面，既具有積極的作用，又可能形成對本地資本的歧視而導致其外流。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稅收政策，使內外資本形成良性循環，是當前我國入世后亟待研究和解決的重大課題。

　　1.加入WTO后我國經濟對于外國資本自由流動的阻礙因素正在逐步剔除，原稅收優惠政策的制度設計對外資的鼓勵作用也將隨之減弱。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我國整體經濟水平較低，吸引外資的基礎性條件薄弱，實施普遍的稅收優惠政策，成為降低引進外資門檻，加快開放步伐的重要推動因素之一。在入世前的二十余年改革實踐中，盡管外資的大量引入也曾一度造成了對我國某些產業的強烈沖擊，但是我國政府可以在本國范圍內自主制定，諸如限定投資比例、增加市場準入限制條件等產業保護性措施，來緩解和消除對國內支柱產業、新興產業及幼稚產業的較強沖擊。外國企業要想占領這些市場并非易事。例如，我國的汽車工業長期以來在保護性關稅政策的支持下，國外跨國公司不得不與我國汽車企業合資建廠，并轉讓某些非關鍵技術，以繞過高關稅壁壘。然而，伴隨著我國市場開放程度的加大，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國對產業保護力度減弱，以及對外資市場準入限制減少，對外資并購條件也逐步放寬，外資進入我國的自由度增大，外商投資目的逐漸地從以獲取盈利為主轉向以占領或控制我國市場為主。對外資而言，我國市場的大容量和廉價勞動力已顯示出比稅收優惠政策更大的吸引力。據經合組織對在華外資企業調查結果顯示，38.75%的被調查企業認為，在中國投資的主要優勢是市場容量大，16.25%的被調查企業認為是稅收優惠政策。以我國汽車工業為例，一方面汽車市場價格普遍下降，如奔馳、寶馬、尼桑等進口車價格下降約10%～20%，紅旗、夏利、捷達、奧拓等10余款國產車平均降價近10%，汽車工業的利潤也因此普遍下降。據統計，15家主要汽車制造公司2002年頭兩個月的營業利潤比上年同期下降21.8%.另一方面國內理論界和實踐部門對取消外資“超國民待遇”的呼聲漸高，也將影響外資預期投資收益。那么，為什么在國內投資收益率低、取消外資優惠呼聲漸高的情況下，國外知名汽車公司仍大舉進軍我國市場？理由很簡單，“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被視為幾乎是沒有邊際的市場。”今后幾年我國是“世界上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市場。”據預計，全國汽車保有量將從2000年底的1700萬輛增加到2010年4000～4500萬輛。因此，從戰略角度而言，我國將是全球知名汽車公司關注和躋身進駐的一個巨大市場，進駐我國市場成為其自身成功的重要標志。顯然，外國資本涌入我國的理由已不再是以稅收優惠的程度為基準了，也就是說，稅收優惠政策對外資的鼓勵作用正在減弱。

　　2.加入WTO后我國企業的投資將面向全球，稅收政策在鼓勵外資引進的同時，應關注內資的穩定。在引進外資方面，我國經濟的比較優勢起到了主導作用，如擁有13億人口的巨大消費市場，較低的工資水平等（大致相當于美國和日本的5%，墨西哥和匈牙利的1/3左右）。但是在基礎設施、工業化程度、法制建設、政府行政效率等方面與發達國家比較同樣存在著較大的差距，難以形成理想的經濟環境。而政府通過制定引進外資的稅收優惠政策無疑對于彌補我國投資環境的不足，促進國內經濟發展，作用顯著。然而，當前我國對外資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以生產性和區域性為特征，難以體現產業政策的要求，對經濟具有如下負面影響：（1）未能有效調整外商投資企業的行業分布和地區分布。就行業來說，外資的一半以上集中在制造業，對于急需發展的農業、能源、交通業等，外資介入不多。據1999年統計資料顯示，外商投資于制造業的企業個數占外商投資企業總數的70.62%，投資總額占全部外商投資的52.70%；投資于農業、交通業的企業個數占外商投資企業總數的比重僅為2.48%、1.63%，投資總額占全部外商投資的1.17%、4.19%.由此加劇了我國一般加工工業的“長線化”。就地區來說，外資主要集中在華東和中南地區，其外商投資企業數和投資總額分別占總數的72.40%和74.14%，而西南、西北地區僅占6.02%和4.67%.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差距。據統計，1997年與1980年相比，浙江、廣東、山東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分別增長21.25倍、20.93倍和17.83倍，而貴州和甘肅兩省僅分別增長9.04倍和7.07倍。（2）外資優于內資的稅收政策，造成國內傳統產業品牌丟失、市場受擠、企業受控。因為外資企業享受比內資企業更優惠的稅收政策，使內資企業背負比外資企業更沉重的稅收負擔參與競爭，這顯然不利于內資企業的發展和民族工業的振興。結果是我國政府以放棄一部分稅收收入為代價擴大外商投資規模，而外資借政策和經驗之利輕易地占領了部分產品的大部分國內市場。如20世紀80年代，我國飲料行業北京有“北冰洋”、上海有“正廣和”、廣州有“健力寶”、四川有“天府可樂”，全國各地差不多都有自己的地方名牌飲料。但自1981年可口可樂第一家瓶裝廠在北京落戶以來，到1996年，可口可樂公司在我國占有1/3的市場份額，初步實現了對我國飲料市場的占領。類似情況也同樣發生在啤酒業、造紙業、醫藥業等行業。未能及時加以調整的稅收優惠政策，形成了對內資的歧視性稅收待遇，直接導致國內資本的外流。據測算，我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資本外逃額一般在100億美元左右，1997年和1998年猛增到364.74億美元和386.37億美元。1999年資本外逃情況稍有好轉，但資本外逃額仍為238.30億美元。據有關專家測算，1990～1998年的9年間，我國外逃資本的總量高達1874億美元，占同期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84.1%，是同期國家舉借外債總額的1.8倍。境內資本的大量流出必然會影響國內經濟增長的潛力。

　　造成國內資本外流原因很多，其中稅收政策上的不足主要表現在：（1）外資優于內資的稅收政策，造成國內資本過剩。現行所得稅制在稅前扣除、再投資退稅、稅收減免等方面，規定了外資比內資享受更多的稅收優惠，如果剔除其他因素，則外資的投資回報率要高于內資的投資回報率。因此，國內項目的引資者更傾向于使用國外資本，致使國內資本受到歧視。據有關資料反映，“八五”時期我國國內儲蓄率平均高達40.1%，投資率為38.8%，儲蓄率比投資率平均高出1.2個百分點。（2）“生產型”增值稅加重了資本有機構成高的企業的增值稅負擔。由于“生產型”增值稅在進項稅額的抵扣上不允許扣除固定資產所負擔的稅款，這在內資企業稅負普遍高于外資企業的情況下，對資本有機構成高的內資企業可謂是雪上加霜。盡管從理論上講，增值稅是價外稅，繳納的增值稅不是由企業本身負擔。但在實際操作中，受資金回流、價格等因素影響，高稅負難以全部轉嫁，直接影響高新技術企業的利潤，挫傷投資者對高新技術的投資積極性，制約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

　　（二）技術國際化對我國稅制的沖擊

　　加入WTO后技術的國際流動呈進一步加快趨勢。外國企業為了搶占市場，在降低市場成本的戰略選擇上，開始較多地考慮先進技術的轉讓及外國技術的本地化問題。技術的國際流動，必然會對我國的產業競爭力產生影響。為了盡量減少因技術的國際流動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我國稅制在科技導向上采取了一系列積極的應對措施，如2000年為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我國相繼出臺了《關于數控機床產品增值稅先征后返問題的通知》、《關于印發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若干政策的通知》、《關于鼓勵軟件產品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等等。但從先進技術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中的作用看，目前對先進技術的稅收優惠力度仍顯不足，尚不能全面應對技術國際化流動對經濟的不利影響。

　　1.經濟實力的增強為引進擁有知識產權的先進技術提供了財力保障，但稅收優惠政策未能對擁有所有權的先進技術實行傾斜政策。一國產業是否具有國際競爭力，其技術含量的高低是重要的標志之一。近幾年來，我國對外貿易增速喜人，商品出口額連年攀升。2001年外貿進出口總額突破5000億美元，其中出口2662億美元，增長6.8%.但在整個國際貿易額中我國出口產品的價格仍缺乏國際市場競爭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產品的科技含量較低。由于境內創造發明相對費時費力，又具風險，所以，引進先進技術提高生產率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一條捷徑。戰后的日本就是通過大量引進先進技術促進本國經濟發展，其中的成功經驗是值得我國學習和借鑒的。

　　我國現行稅制對于引進先進技術規定了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如對外商投資舉辦的先進技術企業，其在依法享受免征、減征企業所得稅期滿后仍為先進技術企業的，可按照稅法規定的稅率延長3年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在國家高新技術開發區設立，被確認為高新技術企業，經營期10年以上，可以免征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2年；再投資舉辦先進技術企業，經營期不小于5年的，可以全部退還再投資部分已納的企業所得稅等等。這使得采用先進技術企業的稅收負擔不僅低于我國一般內資企業的總體稅負水平，而且保持了與周邊國家稅負水平基本相近。但我們也要看到，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企業開始更多地考慮引進擁有知識產權的先進技術，以避免在市場競爭中受制于人。這種變化了的狀況在現行稅收優惠政策中尚未得到體現，目前實行的對引進先進技術所有權和使用權不加區分的做法，顯然既不利于鼓勵企業引進擁有知識產權先進技術的積極性，也不利于扭轉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僅成為使用先進技術的“軀干國家”的被動局面。

　　2.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是把握國際競爭主動權的前提，現行稅收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和傳統專有技術的保護力度不足。在經濟全球化形勢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是提高國家競爭力的主要途徑。誰掌握了高新技術，尤其是掌握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誰就控制了技術制高點，就掌握了競爭中的主動權。當前世界技術創新進程明顯加快，以美國為例，專利數達到第一個100萬大體用了85年時間，專利數從500萬增加到600萬僅僅花了8年時間，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年平均專利申請數為80年代的84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對于專利的開發與申請給予了極大的關懷和政策扶持，近年來我國的專利申請數以平均超過27%的年增長率迅速遞增。2000年共受理專利申請17萬項，比上年增長27.1%，其中國內申請14萬項，比上年增長27.6%，占總量的82.2%，國外申請3萬項，比上年增長25.3%，占總量的17.8%.但由于我國技術發展和專利研發的長期滯后，與發達國家的技術水平相比仍存在相當大的差距。目前，我國的多數行業仍主要依賴國外的技術，不具有自身的知識產權。作為民族高科技產業成功典范的聯想公司，也僅僅是INTEL、MICROSOFT等大公司在我國的組裝銷售處，技術含量不高，盡管年銷售額高達100多億元，其銷售利潤率則不到2%，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INTEL、MICROSOFT等大公司才是高贏利者。而冰箱、彩電、高保真音響、高性能轎車、復印機、傳真機、移動電話等，哪一樣是我國擁有核心自主產權的呢？而另一方面，對“人無我有”的國粹技術未加應有的保護。如中國刺繡、中醫藥方以及其他傳統工藝等，有的已從強轉弱，甚至面臨難以為繼的境遇。上述事實表明，我國政府應從政策措施上明確和加大對企業創造發明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先進技術和保護傳統專有技術的力度，盡快使我國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成為一個能“生產”先進技術，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頭腦國家”。我國現行稅制在鼓勵企業技術創新方面存在的缺陷表現如下：（1）企業所得稅稅前成本費用扣除不足或不合理，造成內資研發支出水平低而導致后備技術補償不足。據測算，目前企業實際平均稅收負擔率，外資企業為11%，內資企業為22%，國有大中型企業為30%.現行稅制使內資企業背負比外資企業更沉重的稅收負擔，難有更多的投入進行技術的研發。（2）對科技創新的優惠，主要集中在已形成科技實力的高新技術企業及享有科研成果的技術性收入。這種稅收政策導向會帶來兩種不利影響：一是對技術落后、急需要技術創新，以及正在進行科技開發活動的企業缺少稅收政策上的鼓勵；二是一旦被確認為高科技企業，其非科技收益也會“搭車”享受稅收優惠待遇，造成稅收優惠的過濫，最終降低稅收優惠的政策效應。（3）科技產品成本結構中物耗減少，直接材料成本所占比例正在不斷降低，而購入專利權、非專利權等無形資產和研究開發費、技術轉讓費、科技咨詢費、宣傳廣告費等間接費用所占產品成本的比例正逐年上升，而這部分費用在現行增值稅稅制中是不允許計算抵扣進項稅額的，同時，企業的高額稅負因受資金回流、價格等因素影響，難以全部轉嫁，這直接影響高新技術企業的利潤，挫傷了企業對技術投入和研究開發新產品的積極性。

　　3.針對新技術境內轉化為生產力缺乏稅收政策鼓勵。高新技術的良性發展取決于兩方面的因素：一是高新技術要有服務對象。因為高新技術產業就其本身性質而言仍是服務性產業，一定要有可服務的對象。如果沒有其服務對象，就會像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上沒有或者少有貨車行駛一樣，造成投資的巨大浪費。二是要有促使高新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有效途徑。高新技術的創造發明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尤其是外資企業還將大量科研費用作稅前扣除，如果未能將境內創造發明的先進技術在境內轉化為生產力，將失去鼓勵的現實意義。我國在20世紀80～90年代，科研成果的轉化率為15%，大面積推廣普及率為3.75%.目前，我國每年有省部級以上科技成果3萬余項，能大面積推廣并產生規模效益的僅占15%，而美國的這一比例高達80%～85%.80年代我國專利實施率僅為申請獲準數的5%，90年代仍不足10%，遠遠低于日本的55%和美國的45%.政府理應通過政策鼓勵，提高科學技術的轉化率。可是截至目前，我國現行稅制針對先進技術境內轉化生產力方面的鼓勵政策仍然鮮見。

　　（三）人才國際化對我國稅制的沖擊

　　近幾年來，我國政府對人才，尤其是高科技人才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稅收政策上也給予領取政府特殊津貼的高級專家等人才以優惠待遇。但是隨著我國入世后對人才需求的急劇升溫，對人才，尤其是高級人才的爭奪愈來愈激烈。我國現行稅制對人才鼓勵和扶持的力度已明顯滯后，主要表現在：（1）繼續教育投資的所得稅前扣除不足。隨著知識更新速度的加快，人們需要不斷接受教育，更新和提高技能水平。現行稅制既沒有再教育投資在個人所得稅前扣除的規定，也不允許企業將員工的再教育投資全額在企業所得稅前扣除。這種限制再教育投資的法律條文，不利于人才素質的提高。（2）減免稅優惠適用面過窄，對個人創造發明的轉讓收益未給予更多的優惠，對較能體現人才個體成長和業務成就的“股票期權”等未制定優惠政策。（3）由于高科技人才的培養周期較長、成本較高，對高科技人才實行無差別的工資所得計稅扣除額，適用統一的800元/月的個人所得稅扣除額，顯失公平。

　　二、伴隨著我國加入WTO，我國稅制也必須遵守世貿組織的規則進行相應的調整和改革。但這并不意味著稅制的設計要放棄國家的主權和政府的宏觀調控功能，恰恰相反，下一步稅制的改革應以維護國家主權、實現國家經濟安全為最高宗旨。

　　（一） 按引進外資、穩定內資的要求調整稅收政策

　　1.實施增值稅轉型，調整增值稅征稅范圍。1994年稅制改革推行“生產型”增值稅，主要是考慮財政收入因素。隨著稅收征管的加強，稅收實際征收率已有較大提高。有專家估計，稅收實際征收率已從1994年的50%左右，提高到2000年的66%左右。根據稅基與稅率的關系分析，實行增值稅轉型的條件已基本成熟。為了保持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目前可以先考慮在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行業、基礎產業實行轉型，以減輕這些行業的增值稅負，促進其較快發展，也可以鼓勵外國資本和技術對基礎產業、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的直接投資。實行增值稅轉型的同時，擴大增值稅的征收范圍，將增值稅的征收范圍進一步延伸到建筑業、交通運輸業、房地產業等行業，消除增值稅與營業稅間的部分重復征稅問題，提高投資者的投資積極性。

　　2.建立以產業優化為導向型的稅收優惠政策體系。加入WTO后大量外資的涌入，并不意味著稅收優惠政策時過境遷了。從國際經驗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把涉外稅收優惠作為吸引外資，或是彌補國內建設資金的不足，或是調節產業結構和發展高新技術的重要手段。由于目前我國的投資市場和投資環境尚在完善之中，發展中國家間對國際游資的爭奪也日趨激烈，特別是周邊國家大多采取較為優惠的稅收政策，以降低引進外資的成本。在這種背景下，完全取消稅收優惠必將使我國在引進外資的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考慮到外資進入我國的根本原因是市場導向，對外資的稅收優惠可作如下調整：減少或取消區域性和生產性的多層次稅收優惠措施，特別是對中資公司構成較大壓力的外資公司在稅率、稅基、稅種、退稅等方面的種種優惠，如金融、保險、外貿、電信、教育、醫療等部門。為了減少內資外流，應提升內資待遇。在稅收政策上可作如下選擇：把對技術密集型外資企業和外商投資于優先發展產業的稅收優惠擴大到內資企業，區域性差異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方式解決其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以吸引外資。

　　3.開征資本利得稅。為推動投資，促進資本結構優化，應適時開征資本利得稅，并區分短期資本所得與長期資本所得，規定不同稅率征收資本利得稅，鼓勵外資長期留駐我國，轉化為長期投資。

　　（二）按促進科技進步，提高產品科技含量的要求調整稅收政策

　　為鼓勵高新技術企業研究和開發的積極性，以及解決技術開發和創新的資金需要，我國政府應借鑒發達國家的做法，在科技導向上，體現為科技發展的全方位鼓勵。

　　1.為鼓勵金融機構增加對企業技術改造、技術創新的貸款，應規定金融機構對企業的技術改造、技術創新貸款取得的利息收入給予減征營業稅優惠。

　　2.為鼓勵引進先進、創新技術，應規定使用先進技術后新增利潤給予減免所得稅優惠。尤其是對引進具有知識產權的先進技術，應給予更大稅收優惠。

　　3.為刺激高新技術企業發展，所得稅制應增加投資抵免的相關條款。由于投資稅收抵免給企業技術進步帶來更直接更明顯的稅收優惠，因而更能產生刺激作用，是發達國家或科技進步國家經常運用的方法。而我國稅法在間接優惠方式方面尚無明確規定，為健全我國稅制，刺激高新技術企業發展，應考慮增加投資稅收抵免的有關條款。

　　4.為鼓勵高新技術在我國境內轉化成生產力，應規定對轉讓或租賃專利、技術秘訣或新工藝給本國企業、單位使用所取得的收入，給予減免營業稅、所得稅優惠。

　　5.對技術股、貢獻股等股權收益用于企業增資擴股的，給予個人所得稅優惠，以提高科技人員技術創新積極性。

　　（三） 按充分發揮人才積極性的要求調整稅收政策

　　我國政府應適當加大給予科技人才，特別是高科技人員為導向的稅收優惠政策。

　　1.增加營業稅、個人所得稅的優惠傾斜度，如營業稅減免、增加個人教育投入等稅前扣除。

　　2.對股權轉讓收益給予稅收優惠。在實踐中，已有人提出股權獎勵制度，即對技術發明者、高級管理人員、科技人員給予股權，對按規定年限轉讓股權收益給予減免個人所得稅優惠。

　　3.開征社會保障稅，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

　　4.轉讓自行研究開發的技術秘訣所獲收入，給予減免個人所得稅優惠；對以股權或出資比例形式取得科技成果轉讓利益的，幾年后取得的資本利得免征個人所得稅，再轉讓收入減半征收個人所得稅。

　　主要參考資料

　　（1） 胡金木、羅天舒《加入WTO對我國稅收的影響及應對措施》（載《稅務研究》2000年第7期）。

　　（2） 劉 軍《21世紀產業化調整中稅收政策取向》（載《財政研究》2001年第8期）。

　　（3） 韓德強《碰撞——全球化陷阱與中國現實選擇》（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