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財政政策；供給結構；需求；通貨緊縮

　　一、引言

　　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已經連續實施五年。不少學者紛紛提出，積極財政政策的著眼點應由擴大需求為主逐步向改善供給為主轉變。其理由為，當前我國出現的通貨緊縮、社會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供需結構失衡，即一般工業品嚴重過剩與適合市場需求、有競爭力的產品供應不足并存。增加有效供給，解決過剩問題，必須從調整供給結構人手，因此，今后的積極財政政策，一方面應對一批高技術產業和特殊產業進行大力扶持，以增加企業的競爭力，使我國在這些領域擁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與重點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投資項目連接起來，國債投資應放在重點行業、重點企業，如支持海爾等特有企業。咋一看，講得還很有道理，細細品味，覺得也不完全是那么回事。當前我國社會需求不足、生產過剩的深層次原因在于社會產品供應結構不合理和有效供給不足，這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既沒有證明財政政策是否可以調節供給結構，也沒有證明財政政策是改善供給結構最合適、最有效的手段，更沒有說明假如財政政策獲得成功，是否還會帶來比供求結構失衡更嚴重、更危險的其它后果，就輕易得出財政政策著眼點應由擴大需求為主逐步向改善供給為主轉變的結論。這未免有些輕率。

　　二、財政政策是一種“需求管理”的政策工具

　　毋庸諱言，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方式主要依據凱恩斯的國民收入理論，該理論認為：（1）就業量是總有效需求的函數，取決于一國的總支出（C+I+X-M）；（2）競爭過程不能自動地產生吸收所有生產性資源的總需求，總需求不足會在消費不足或儲蓄過度下出現；（3）放棄消費并不一定會導致資本積累，相反，儲蓄的作用可能導致失業，國民收入下降，能力閑置，從而減少資本形成；（4）當需求增加時，私人投資上升，而需求的增加也同時意味著消費增加，消費和投資的增加不是以犧牲另一方為代價的，它們一同增減；（5）利息率不能使儲蓄和投資產生均衡，投資不足經常存在；（6）國民經濟均衡優于財政平衡，政府的投資活動可以置利率和資本的邊際收益于不顧，只把擴大社會的投資看作是提高總需求的手段。

　　凱恩斯認為，形成經濟蕭條的根源是由于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所構成的總需求不足以實現充分就業。消費需求不足是由于邊際消費傾向小于1，即人們不會把增加的收入全用來增加消費，而投資需求不足來自資本邊際效率在長期內遞減，因而，當私人支出不足以產生充分就業時，政府應運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直接增加公共支出，通過乘數效應擴大有效需求，促進經濟增長。也就是說，凱恩斯的財政政策是一種“需求管理”的政策工具。

　　在西方所有的財政政策思想中，唯有供給學派主張實施“供給管理”的財政政策。供給學派的基本理論主張就是恢復“薩伊定律”，而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是薩伊定律的前提條件。因此，供給學派反對政府過多的干預，主張放寬或取消各種限制條件和規章制度，恢復企業自由經營，讓市場自行調節經濟活動，以激發生產經營的積極性。他們認為，財政政策的最有效工具是減稅，反對政府擴大財政支出，力爭平衡預算。由此可知，當前學者們提出“供給管理”與供給學派的“供給管理”是完全兩個不同的概念。

　　從以上分析得知，當前一些學者提出的注重改善供給結構的財政政策主張沒有任何理論淵源。

　　三、市場是調節供給結構失衡的唯一手段

　　商品的交換過程是：商品-貨幣-商品，即W-GW.W-G是商品的第一形態變化，被稱為賣；G-W是商品的第二形態變化，或最終變化，被稱為買。馬克思指出：“商品價值從商品體跳到金體上，像我在別處說過的，是商品的驚險的跳躍。這個跳躍如果不成功，摔壞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社會分工使商品所有者的勞動成為單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為多方面的。正因為這樣，他的產品對他來說僅僅是交換價值。這個產品只有通過貨幣，采取一般社會公認的等價形式，而貨幣又在別人的口袋里。”接著又指出：“某種產品今天滿足一種社會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種類似的產品排擠掉”。

　　當采用直接刺激需求的財政政策時，政府所從事的是商品的第二形態變化，即買的過程，G-W.這時，政府只需拿著貨幣到市場上去購買商品，就可以刺激總需求，帶動經濟增長。其過程之簡單，哪怕是一個學齡的兒童，都能完成這個任務。

　　當采用直接調節供給的財政政策時，政府所從事的是商品第一形態的變化，即賣的過程，W-G.這時，情況就遠不那么簡單了。正像馬克思所說的，商品價值從商品體跳到金體上是商品的驚險的跳躍。為了使這個“驚險的跳躍”取得成功，政府就必須知道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在何時、何地生產以及在何時、何地銷售等因素。與此相關聯，就必須完全了解世界各地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以及地理狀況等相關因素，并會對未來發展作出準確的預測，這要求政府必須是一個“有先知先覺的圣人”。也就是說，必須存在兩個前提條件：決策者是完全理性和信息完全。首先，政府是由人組成的政府，其最終的決策是由某些代理人作出的，盡管這些代理人或許是各行各業的專家，但他們都是有限理性的，因此政府是有限理性的；其次，對于相對紛繁復雜的現實世界來說，政府代理人對世界的認識是不能窮盡，是有限度的，因此，信息是不充分的。所以當政府采用調節供給的財政政策時，其成功與否具有不確定性。盡管政府會對未來的形式作出一些準確的預測，但最終能成功多少要靠有“瞎貓碰到個死老鼠”的福份。有關政府直接調節供給的例子，可謂是不勝枚舉，下面我們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加以考察。

　　（一）從宏觀層次上看

　　50年代，日本政府認為，由于日本既沒有豐富的鐵礦，也沒有豐富的煤炭資源，所以日本沒有出口汽車的比較優勢，生產汽車的相對成本無法與美國競爭，因此制定了限制汽車工業的產業政策。但由于美國當局為日本建立了憲政秩序，最后決定權在私人企業手中，所以市場拒絕了日本政府的產業政策，最終日本成了出口汽車的大國。

　　韓國政府操縱銀行系統，鼓勵向大公司和內生比較優勢明顯的產業投資，這種產業政策追求有遞增報酬所產生的比較優勢，但實踐證明，這種直接干預供給的政策最終導致金融危機。

　　與此相反的例子是我國手機行業。國產手機既沒有所謂核心的技術，也沒有受到政府特殊政策的保護，但獲得飛速的發展。1998年國產手機的市場占有率為0，1999年為3%，2000年為7%，2001年為15%以上。據信息產業部統計的數據顯示，2002年上半年中國共生產手機4804萬部，同比增長31.5%；銷量達4516萬部（其中近800萬的手機屬國內品牌），同比增長28%，產銷率更是高達94%.根據中央電視臺的披露，國產手機市場份額在2002年6月底已上升為17.7%，而賽迪網絡的統計則是接近20%.按照這個發展趨勢，國產手機到年底拿下30%的市場份額應該不是大的問題。僅僅在四年前，國內手機市場尚是外國品牌的縱橫之地，人們對國產手機并沒有寄托太多的希望，但悄然間國產手機居然能攻城拔寨、站穩腳跟，讓人覺得看不懂，想不到。

　　當然，盡管世界是無限復雜的，但我們還是會從宏觀上理出一些大的脈絡，辨識出一些經濟發展的端倪。所以你也會舉出大量成功的例子，但無論如何也只不過是一枚硬幣的正反面罷了。

　　（二）從微觀層次上看

　　與其說在宏觀層次上，政府通過觀察經濟動向、把握市場基本趨勢來調節供給，或許還具有某些理性的話，那么，政府直接介入微觀經濟主體中，控制和參與具體決策，是絕對沒有任何理性可言的。譬如說，某行業可能是今后有發展前景的產業，但具體到一個企業，我們無法知道它是否適合進入該行業，即使進入，該行業內部又有無窮無盡的亞分類，具體的選擇又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作為一個不具有“先知先覺功能”的政府，無法為成千上萬個微觀經濟主體的決策作出最優的選擇，因此，政府直接介入微觀經濟主體的決策是不會取得任何有意義的成果的。既然微觀經濟主體的決策同政府一樣是由人作出的，那么他們作出的決策，肯定也具有上述類似政府決策的弊端。是的，由于信息不完全和有限理性，毫無疑問微觀經濟主體的決策也不是最優的，甚至時常是不比政府的決策更合理。但市場是由成千上萬個這樣的微觀經濟主體組成的，每個微觀經濟主體無時無刻都在各個方面、各個領域上“試錯”，每次“試錯”都要受到市場的檢驗。如果證明是錯的，則該微觀經濟主體利益受到損失，就會退回來，同時促使其他微觀主體也不會再進入這個領域，這會制止社會資源的進一步被浪費；如果證明是對的，則該微觀經濟主體獲得超額利潤，并發展壯大，同時吸引其他微觀主體進入這個領域，促使社會資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領域。可見，市場機制就用無數次的“試錯”過程來彌補現實世界的信息不完全和微觀主體的有限理性，并以此達到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

　　四、對當前我國財政政策的分析

　　當前積極財政政策調節供給結構的直接表現，是使部分政府國債投資放在重點企業的技術改造上，如支持海爾等特有企業，啟動投資需求，以帶動全社會投資需求的穩定上升。下面，我們對“重點企業”和“技術改造”兩個問題作一分析。

　　首先，對于“重點企業”，筆者實在是搞不懂“重點”的含義，不敢妄加推斷，但是對海爾還是比較了解的。國家為什么要出重金支持海爾呢？答案是多種多樣的。（1）或許是海爾規模大。但是規模大并不等于有發展前景，全球500強企業中有幾個是百年歷史的老企業？有幾個是1950年以前就已經存在的？那么怎么能根據現在海爾規模大，就斷定海爾以后一定有大的發展前景呢！如果不能，憑什么把納稅人的血汗錢拿來支持它呢！（2）或許是盈利高。如果盈利高，說明競爭力強，那就沒有支持的必要了！（3）或許是發展快。現在發展快怎么能說明將來發展速度就一定快呢？與此相反，三株公司、紅桃K公司，都是迅速崛起，但又瞬間消失于無痕，正可謂“來也匆匆，去也匆匆”。（4）或許是所在的行業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假如說，海爾所涉及的家電和其他行業是關系國計民生的話，那么還有哪個行業不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呢？

　　其次，當前我國國債資金的一部分用于重點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其具體理由是：我國國有企業普遍技術水平落后，所以應利用國債資金支持企業技術進步，促進產業升級換代，以此來提高國有企業的競爭力。

　　技術水平落后是導致國有企業競爭力不強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造成國有企業競爭力不強的根本原因是技術落后嗎？進行技改后，國有企業就會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了嗎？技術雖然是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但不能說技術是企業盛衰的關鍵因素。實際上，國有企業的根本原因在于沒有建立起產權清晰、責任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退一步講，即使國有企業是由于技術的因素而導致競爭力的缺乏，那么政府如何確定企業恰好需要的技術水平呢？譬如說，是引進90年代的技術水平，還是引進當前國際領先的技術水平？是采用新技術，還是采用新工藝？這都是政府必須要首先解決的問題，因為技術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技術水平必須考慮到市場狀況、企業自身實際情況等相關因素，不論技術水平的過高或過低都會影響企業的發展。如果政府直接介入微觀經濟主體的決策，那么該經濟主體將受到非市場因素的干擾，影響其根據市場約束來作出自己的決策。

　　由于存在市場失靈，所以有必要進行干預。但是如果過分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就必然會破壞市場機制，必然損傷競爭機制，失去經濟發展活力。我國社會需求不足，供求結構失衡，從表面上看是市場失靈，但其實質是以前政府對其供給過多的干預而導致的惡果。

　　五、小結

　　凱恩斯財政政策思想中的干預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干預有不同的內涵，前者指從需求方面對經濟進行干預，以彌補市場失靈，而后者則強調從供給方面入手，直接干預經濟。當前主張財政政策直接調節供給的觀點，既無法在西方經濟學的財政政策理論中找到淵源，也無法在具體實踐中行得通，其實質是計劃經濟體制思潮的復歸。因為人們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迅速轉軌的過程中，由于思維慣性，一時無法完全擺脫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思維方式。

　　當前，我國的市場化程度仍只有百分之五十多，這離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相去甚遠，所以當前要做的首要問題是減少政府干預，尤其是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還市場一個本來的面目。當前出現的供需結構失衡，唯一的辦法，是讓生產結構緩慢地自發形成消費需求與資本品需求之間的比例。由于市場機制是通過無數次的“試錯”過程來完成的，所以調整過程可能比較緩慢，但任何拔苗助長式的直接使供給適應需求的干預，都不會取得任何成果，并有可能導致更大的供需失衡。當然這并不是說政府無所作為，政府應為市場調節供求提供良好的外部市場環境。其具體為：通過政策、法律為競爭制定規則，為各經濟活動主體創造公平、公開、公正的競爭環境，保障市場經濟有效運轉；維護市場秩序，充分發揮對市場的監督、服務、溝通和公正作用；反對壟斷，反對非法競爭，保護產權，保護生產者和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和生態平衡，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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