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理論上講，企業作為市場經濟中“理性經濟人”微觀主體，內部控制的建設和實施應是企業為實現其財務目標的內在動力，內部控制的目標與企業財務目標是內在一致的。代理關系的存在、企業的不完備契約性質和內部控制的公共品屬性，弱化了內部控制建設和實施的動力及內部控制目標的實現。通過對內部控制建設和目標實現的動力及阻力分析，從經濟學的角度對內部控制與企業財務目標的偏離進行了解釋。

　　一、內部控制與企業財務目標理論上的內在一致性

　　科斯定理解決了企業的存在問題，西方經濟學在理論上邏輯地論證了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的效率和社會福利的最大化，我國的實踐證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合理而現實的選擇。市場經濟要求培育成熟的市場主體，市場主體是市場體系的核心要素。企業作為市場經濟中的微觀主體，一個基本假定是企業首先是“理性經濟人”，企業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有足夠的自由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企業財務目標是企業的核心目標，是企業作為“理性經濟人”的詮釋。目前的財務理論認為，企業的財務目標有利潤最大化、股東財富最大化、企業價值最大化以及相關者利益最大化等幾種，考慮企業邊界、貨幣的時間價值和風險等因素，較為統一的、合理的觀點是把企業價值最大化作為企業財務目標。因此，企業追求企業價值最大化的財務目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合理而必然的選擇。

　　內部控制是伴隨著組織的形成而產生的。伴隨著組織追求其目標的努力，催生了內部控制。企業組織的內部控制是伴隨著企業組織的形成而產生的。早期的分工、牽制、授權、匯報、稽查等都是內部控制活動，因而，企業的內部控制最初是在企業組織中內生的[1].換句話說，從歷史上看，內部控制制度是企業為實現其目標而能動地建立的，來源于企業的內在要求而不是外力。我們可以推斷，內部控制與企業的目標和企業的財務目標是內在一致的。事實上，內部控制的發展經歷了內部牽制、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制階段和內部控制整合框架四個發展階段。按照美國COSO委員會（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的論述，內部控制是由企業董事會、經理階層和其他員工實施的，為營運的效率效果、財務報告的可靠性、相關法令的遵循性等目標的達成提供合理保證的過程。內部控制包括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監控五個要素。2001年6月22日，財政部以財會[2001]41號文件發布了《內部會計控制規范-基本規范（試行）》和《內部會計控制規范-貨幣資金（試行）》。我國在表述上采用了“內部會計控制”而沒有采用“內部控制”的概念，因為內部控制包括內部會計控制和內部管理控制等全部內容。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是財務信息失真現象嚴重，在建立完善內部控制體系的過程中，會計控制是基礎，當務之急是從會計控制入手，同時兼顧與會計相關的控制。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制定出的規范可操作性強，利于針對薄弱環節對癥下藥。我國在制定規范時雖然采用了“內部會計控制”的概念，但并不等于說“內部控制”的內涵縮小了，只是由于我國的實際情況才如此而為。這可以從人們越來越接受內部控制的“四目的論”得到解釋，即我國內部控制的目的應包括：保護財產完整；保證會計記錄真實、可靠；提供具有相關性、可靠性的會計報告；貫徹執行既定管理方針、政策和目標，提高經營效率和經濟效益。

　　比較COSO委員會和我國關于內部控制目的的認識，可以看出兩者內容上沒有實質區別，只是COSO委員會把營運的效率效果放在了首位，我國則把其放到了最后，更強調了保護財產完整和保證會計記錄的真實、可靠。深入研究，COSO委員會和我國學者的認識并無大的差異，保護財產完整，保證會計報告的可靠性以及相關法令法規的遵循，都是企業正常經營的條件，最終的落腳點都是為了提高企業營運的效率效果。企業營運的高效率是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但要有好的效果，還必須有恰當的發展戰略和市場定位等，因此，內部控制的終極目的是企業財務目標的實現。不管是從歷史上內部控制制度的內生性還是內部控制目標的理論論述，都證明了內部控制和企業財務目標的內在一致性。

　　二、內部控制與企業財務目標現實上的偏離及經濟學解釋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確信，企業是市場經濟環境下的“理性經濟人”，內部控制是企業為實現財務目標而內生的。但對此我們卻無法解釋：我國很多企業內部控制制度相當薄弱，但建立內部控制制度的積極性不高；有些企業內部控制的各種規章制度和措施非常齊全，卻大量存在會計信息嚴重失真、管理者貪污腐化、員工消極怠工等現象[2].即內部控制與企業財務目標現實上在兩個重要方面出現偏離：一是內部控制的建設并不象我們理論上分析的那樣，動力來源于企業內部，是企業作為“理性經濟人”實現企業財務目標的內在要求；二是即使內部控制制度看起來很健全的企業，內部控制目標實現的效果也并不理想，使內部控制制度流于形式。那么我們該如何看待這種理論與現實的偏離呢？

　　（一）代理現象的存在是內部控制與企業財務目標出現偏離的原因之一

　　生產力的發展導致企業的技術含量越來越高，專業分工越來越強，規模越來越大，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建立在“兩權分離”基礎上的企業存在著通常意義上的代理問題。按照普遍的理解，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契約控制權的授權過程如下[3]：企業所有者由于知識和精力有限，一般除保留諸如通過選擇董事與審計師、兼并和發行新股等剩余控制權外，將絕大部分契約控制權授予董事會；而董事會則在保留了聘用和解雇首席行政官及重大投資、兼并和收購等戰略性的“決策控制權”后，將日常生產、銷售、雇傭等“決策管理權”授予了企業經理層。這樣，企業所有者（股東）、董事會、經理層形成了最基本的代理鏈條（董事會作為所有股東的代理機構，董事會成員作為個體當然具有代理性質）。根據代理理論的現有研究成果，代理人和委托人有不同的目標函數，代理人具有道德風險、規避和搭便車等行為。我們假設企業所有者是穩定的并是“理性經濟人”，他們為了企業的長遠發展從而取得自身的長遠利益，不以股東財富最大化而是以企業價值最大化作為企業財務目標，那么他們希望企業經理層能夠建立起合理有效的內部控制系統。問題是企業的代理人，包括所有者的代理機構-董事會，以及企業經理層，他們自身的穩定性是不可知的，企業所有者有權投票更換董事會和經理層成員。董事會成員和經理層成員作為個體，如果他們事先知道關于自己未來收益的所有信息，對職位的選擇是市場談判的結果，那么即使存在代理問題，他們作為“理性經濟人”也會按照所有者的意愿建立和實施企業內部控制，內部控制和企業財務目標不會偏離。關鍵是事實上代理人無法從全體所有者（事實上由于全體所有者之間的談判成本根本無法達成完全一致的協議）那里獲取關于自己未來收益的全部信息，這種信息不對稱導致代理人個體詮釋另一種理性：代理人個體將根據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和判斷使自己的目標函數值最大化。因而，當企業內部控制制度的建設和實施與代理人的目標相沖突時，內部控制制度建設的內在動力和實施的效率效果與企業的財務目標就會出現偏離。

　　（二）企業的不完備契約性質是內部控制與企業財務目標偏離的原因之二

　　企業是一系列契約關系的總和。企業內部控制制度的建設和實施是由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人來完成的，同時員工也是內部控制的對象之一。從企業組成的人員上分析，可以概括為兩類：一類是管理人員（包括企業高級經理層、中層部門經理層和基層部門負責人），一類是普通職員。企業管理人員和普通職工所涉及的契約是企業所有契約中最重要的部分。企業與市場不同之處在于企業是一個不完備的契約。企業是一個不完備的契約意味著：企業管理人員和普通職工在什么情況下有什么職責、收益如何并不是非常明確的[4].

　　企業這種契約的不完備性和代理現象的存在，很好地解釋了高級經理層在內部控制與企業財務目標偏離中的影響。企業的其他管理者和普通職員并不在代理鏈條上，但由于內部控制的建設和實施會影響利益在不同部門之間的重新分割，因此，對內部控制會由于“自利”思想而表現為不同的態度。那些預測內部控制的建設和實施對自己有利的人員贊成并主動參與，那些預測對自己不利的人員反對或在自己職權范圍內消極參與。更為重要的是，內部控制建設和實施后的影響并不是每個部門的人員都能夠準確預測的，在這種情況下，更多的人可能由于內部控制建設和實施對自己帶來的約束而采取消極的態度，因為即使內部控制能夠為企業帶來更多的收益，他們并不知道將從這種收益中得到多大的份額。這樣企業組成人員對內部控制的態度與企業作為市場中“理性經濟人”的立場產生了分歧，內部控制與企業財務目標的偏離成為可能。

　　（三）內部控制的公共品性質是內部控制與企業財務目標的偏離的原因之三

　　以上我們分別從代理理論和企業不完全契約兩個方面對內部控制與企業財務目標的偏離進行了可能性分析。顯然我們只考慮到了代理鏈條和企業的組成人員，其他相關利益者對內部控制的態度并沒有考慮。我們進一步分析，從企業資產來源角度看，資產包括負債和所有者權益，首先內部控制的相關利益者包括了所有者和債權人，這里的所有者包括法人和自然人股東，債權人包括銀行、企業、個體等。顯然，關注企業內部控制的還有政府、介于市場和政府中間的審計部門、潛在投資者及其他相關利益者。這樣我們把關注企業內部控制的相關利益者可以概括為六類：所有者，包括所有的法人和自然人投資者；債權人，包括銀行等金融機構、相關的企業債主、個體債主等；代理人，包括董事會成員、高級經理層；企業職員，包括企業中基層管理人員和普通職員；政府和中介機構，包括稅務部門、統計部門和審計部門等；潛在投資者及其他相關利益者。

　　內部控制具有公共品性質。影響內部控制供需的有兩類因素，即制度的設計費用、員工培訓費用等實施的成本和內部控制實施的收益。我們分別細究影響內部控制的上述六類相關利益者，不難發現，對所有者、債權人、政府機構和中介機構、潛在投資者及其他相關利益者這四類人而言，他們對企業內部控制的建設和實施無疑都持肯定態度。只要滿足成本效益原則，所有者就會從中得到更多的收益；債權人就能更可靠地收回他們的債務；政府能減少由于偷稅漏稅造成的損失，統計部門可以得到更可靠的統計資料以利于國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審計部門（主要是會計師事務所）能降低審計風險從而可以減少訴訟帶來的損失；潛在投資者和其他相關利益者能更真實地了解企業的財務狀況，降低決策風險。因此，這四類人能從中收益，同時，除了政府要為推動內部控制建設和實施承擔一定費用外，這四類人不需要直接為內部控制的實施承擔任何成本，他們存在著搭便車的行為。對代理人特別是企業高級經理層而言，他們需要為內部控制的設計和實施付出很大的心血，承擔著改革的壓力和失敗的風險，如果內部控制給他們帶來的預期收益大于預期成本，他們會贊成，否則就會反對；對企業職員而言同樣如此。所以，內部控制設計和實施的絕大部分工作由高級經理層和企業職員來承擔，他們對內部控制的態度不一致。內部控制這種公共品性質弱化了內部控制的供給，內部控制與企業財務目標偏離也就成為現實。

　　三、內部控制建設和實施的幾點啟示

　　由于自身的某些缺陷，如無法防止串通舞弊、管理人員越權等，內部控制和企業財務目標達到理論上的一致幾乎不可能。通過以上關于二者偏離的經濟學解釋，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啟示。

　　（一）盡量縮短代理鏈條

　　代理鏈條的增加是所有者逐漸失去實質上的控制權，產生“內部人”控制的原因之一。事實上，我國許多民營企業股東數量并不多，股權集中度較高，股份最多的投資者就是董事長，雖然也有董事會，但董事會能夠真正地代表投資者，這從某種意義上縮短了代理鏈條。我們經常聽說民營企業員工感到緊張，制度執行效果較好，這就說明縮短代理鏈條的確有利于內部控制的實施。這方面有待進一步進行實證研究。

　　（二）建立明確有效的激勵機制

　　代理人和企業職員如果能夠得到內部控制給他們帶來收益的明確信息，他們就能夠較容易地克服短視行為，轉變對內部控制的消極態度，使個人的目標函數和企業的目標函數更好地趨于一致，內部控制的實施就會減少阻力。

　　（三）政府有責任、義務在企業建設和實施內部控制中起推動作用

　　政府實際上也是企業內部控制建設和實施的受益者，因此政府組織有關專家學者在加強對內部控制理論的研究、制定措施推動企業內部控制的建設和實施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與義務。

　　[參考文獻]

　　[1]　方紅星。內部控制審計與組織效率[J].會計研究，2002，（7）：4144.

　　[2]　劉明輝，張宜霞。內部控制的經濟學思考[J].會計研究，2002，（8）：5456.

　　[3]　閻達五，楊有紅。內部控制框架的構建[J].會計研究，2001，（2）：914.

　　[4]　劉芍佳，孫霈，劉乃全。終極產權論、股權結構及公司績效[J].經濟研究，2003，（4）：5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