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村民曹某在其舊房宅基地上建一棟房，竣工后除留用兩套外，其余均以曹某名義銷售出去，房產證由曹某代用戶辦理，售房款也全部收回。由于曹某既無營業執照，又未辦理稅務登記，更未申報納稅，于是，稅務機關對曹某下達了《稅收違法行為限期改正通知書》。在限期內，曹某以本人名義向稅務機關辦理了納稅申報，繳納地方各稅1400元，并提供了他與每一位住戶簽訂的出售樓面的合同等資料，并說明其取得的僅僅是轉讓每層樓面使用權的收入，而每層房子是由住戶自行構建。

　　稅務機關經調查發現，樓面轉讓合同是虛假的，曹某出售的是整套住房，并據此計算出其應納地方各稅。稅務機關決定對曹某的虛假納稅申報行為，按偷稅處以1倍罰款。當稅務機關下達《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后，曹某卻向稅務機關出示了一份與張某簽訂的委托代理合同，以及以張某名義辦理的有關建房手續。合同約定：建房由張某（不在當地居住）投資，工程建設、房屋銷售等所有手續由曹某全權負責辦理，除給曹某兩套房屋外，其余售房收益歸張某所有。

　　稅務機關找到張某了解情況，張某對此供認不諱。那么，在這種情況下，稅務機關對曹某作出的征稅行為以及行政處罰決定是否有效呢？

　　意見分歧：一種觀點認為，稅務機關對曹某的行政處罰無效。根據《稅收征管法》有關規定，對偷稅進行處罰的前提，必須是納稅人采取了偷稅手段。而在本案中，稅務機關無法證明曹某與張某之間的委托合同無效，而按照雙方簽訂的協議書，不動產的所有權是張某，雖然曹某以本人的名義實施了虛假申報行為，但曹某根本就不是銷售不動產營業稅納稅主體，所以稅務機關對其處罰失去了法律依據。

　　第二種觀點認為，對曹某與張某按共同偷稅論處。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偷稅、抗稅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規定，一般人員或單位與納稅人、扣繳義務人勾結起來，雖不直接偷稅，但卻為偷稅人的犯罪提供賬號、發票、證明，或者以其他手段共同實施偷稅的，以偷稅共犯論處，共同承擔法律責任。本案中，曹某先以自己的名義進行虛假申報，待稅務機關作出行政處罰后，曹某才向稅務機關披露他和張某之間的委托關系。曹、張二人在主觀上是故意規避法律責任。根據這個司法解釋，顯然應以共犯論處。

　　第三種觀點認為，稅務機關對曹某的行政處罰繼續有效。依法申報納稅是納稅人的法定義務。本案中稅務機關下達《限期改正通知書》時，已明確向曹某講清了納稅申報的內容、要求及法律責任。但是，曹某在申報時提供虛假資料并進行了虛假申報，因此曹某的納稅責任不能免除。

　　法理分析：筆者認為，稅務機關對曹某的征稅及稅務行政處罰行為繼續有效。曹某是否是納稅義務人是本案定性的關鍵。而依據有關法律規定，曹某對其出售房屋行為負有納稅義務。

　　首先，稅務機關在無法證明曹某與張某簽訂的協議無效的前提下，就不能否認該協議的效力。根據《合同法》的有關規定，除無效合同外，訂立合同的當事人意思表示真實一致時，合同即可成立。因此，只要委托關系成立，曹某對其售出的房屋就有了處分權。

　　其次，張某委托曹某建房、售房協議是委托關系中的行紀合同關系，而不是代理合同關系。按照《民法通則》第六十三條規定：代理合同關系是“代理人在代理權限內，以被代理人名義實施民事法律行為。被代理人對代理人的代理行為，承擔民事責任”。而在本案中，曹某以自己的名義進行各種代理活動，根據《合同法》第四百一十四條規定：行紀合同是行紀人以自己的名義為委托人從事貿易活動，委托人支付報酬的合同。第四百二十一條規定：行紀人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的，行紀人對該合同直接享有權利，承擔義務。因此本案中，曹某對出售住房合同直接享有權利并承擔義務，其行為屬于行紀行為。

　　第三，曹某是本案中的納稅義務人。根據《營業稅暫行條例》第一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銷售不動產的單位和個人，為營業稅的納稅義務人。同時，根據《合同法》第四百一十五條規定：行紀人處理委托事務支出的費用，由行紀人承擔。但當事人另有約定者除外。本案中，曹、張二人沒有在合同中對“處理委托事務的費用”另行約定，因此，曹某處理委托事務的相關費用應由其本人承擔，當然包括應納稅款。所以，曹某是本案的納稅義務人，應如實向稅務機關申報納稅。稅務機關對曹某的征稅及稅務行政處罰行為繼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