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翟賦稅思想

　　墨翟（約公元前480年~前420年），戰國時期著名思想家，墨家學派創始人。墨家學派的核心思想是“兼愛”，同情勞動人民，主要反映小生產者的利益要求。墨子主張“官府實而財不散而萬民富”，對國家征收賦稅持肯定態度。他認為國家征稅主要有4個方面的作用，即祭祀之用、結交四鄰、賑濟百姓和俸賜賢能，賦稅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勞動者有將自己勞動產品的一部分以賦稅形式上繳國家的義務，納稅是“其分事也”。墨子主張“以其常征，收其租稅”，指出百姓所苦不是征稅而是征重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斂于百姓”，即正常的賦稅，民可應命，過分的苛求，就會走向反面。他認為重稅的危害，一是“雖欲無亂，不可得也”，會造成政治危機；二是破壞生產，造成經濟衰退，“女子廢其紡織”，“男子離其耕稼”。墨子主張征稅要“反中民之利”，即征稅后要反過來辦對人民有益的事情。這一思想具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意義，是其“兼愛”思想的一種反映。墨子主張“節用”、“去無用之費”。他指出，重稅的原因是統治者生活奢侈，耗費大量人力財力。要杜絕厚斂，必須節用。他一再強調：“儉節則昌，淫佚則亡”，反對無益的戰爭，反對生活上的鋪張浪費，反對官吏待遇過高，反對厚葬，甚至反對禮樂方面的儀式搞得過大，等等。

　　商鞅賦稅思想

　　商鞅（約公元前390一前338年），衛國人，公孫氏，名鞅。先秦法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推行一系列政治與經濟改革使秦國“兵革強大，諸侯畏懼”，史稱“商鞅變法”。商鞅堅持農戰政策，認為“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他主張國家的賦稅政策必須為農戰服務，對勤勞耕作的農民給予獎勵。在新法中規定：“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即免除其徭役。為吸取其他諸俟國的百姓來秦國務農，規定免除其父、子、孫三代的兵役，對其所開墾的荒地，則免除10年的賦稅：“諸侯之上來歸義者，今使復之三世，無知軍事。秦四竟之內，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他還用重稅手段打擊不服從國家農戰政策者，如規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商鞅是重農抑商政策的創始人。他主張用賦稅手段限制農民棄農經商，指出“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在新法中規定對棄農經商者予以重罰：“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不農之征必多沛利之租必重”。商鞅主張訾粟而稅“，即賦稅征收糧食，不收貨幣和其他物品。他認為這樣做既可以達到國家稅收政策制度的統一，又可以保證納稅制度的公平，”訾粟而稅則上一而民平“。商鞅的賦稅思想在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也有一些消極的影響。例如，重農抑商的重征商稅政策，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沿用，成為他們打擊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主要手段，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進程。

　　趙奢以法治稅論

　　趙奢，生年不詳，大約死于公元前260年以前，趙國名將，曾擔任掌管賦稅的“田部克”。趙奢在中國賦稅思想史上的主要貢獻，是他堅持以法治稅。他認為，以法治稅是以法治國的一項重要內容，破壞稅法會導致國家法制削弱，而國家的法制一旦遭到破壞，社會就會陷入混亂，國家就會衰弱，諸侯就會乘機進攻，政權就會滅亡。他指出：“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趙奢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他認為，稅法不僅平民百姓必須遵守，貴族官僚也必須履行其納稅義務，這就是執法公平。做到了執法公平，國家就會強盛，政權就會鞏固。他曾對趙國貴族平原君說：“以君之貴，奉公如法測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于天下邪？”趙奢掌管趙國賦稅期間，“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也為后世樹立了一個極為難得的執法如山的稅官形象。

　　荀況賦稅觀

　　荀況（公元前313一前238年），戰國末期人，先秦學術思想的集大成者，創立荀派儒學。茍子突破懦法兩家的門戶界限，同時探討富國和富民兩方面的問題，強調富民是富國的基礎。他指出：“足國之道，節用裕民”：“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他堅決反對橫征暴斂以充實國庫，認為這樣做會從根本上破壞賦稅的基礎，是“求富而喪其國”。茍子創立了我國古老的理財原則“開源節流”，指出經濟，尤其是農業生產同國家財政之間的關系是本和末、源和流的關系：“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救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演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憂不足。如是測上下俱富”。他主張全面實行輕稅政策，通過“裕民”來達到富因的目的：“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民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荀子讀儒家學派進行了全面的革新，其賦稅思想是先秦各種積極賦稅思想成果的繼承和創新，在中國賦稅思想史上占有極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