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皇糧國稅”的歷史，我們發現，農業稅是封建社會的經濟命脈，直接影響著朝代的興亡。

　　王安石變法為國家積累了大量財富，但過了十幾年到徽宗時已被揮霍一空。徽宗是一個極度奢侈的皇帝，他任用蔡京、童貫，向民間任意加稅搜刮，有的地方農民賣了耕牛、田產還不夠繳稅。童貫主管蘇杭制作局，為皇室制作各種奢侈品。蔡京設蘇杭應奉局，派人到各地搜羅奇花異樹怪石（稱為“花石綱”），調用無數車船運往京城，用來建造新的宮殿。蔡京過生日，全國各地官府都要送禮，稱為“生辰綱”。《水滸傳》對此有所描述。蔡京“舉天下財而盡用”，在民間強取豪奪，直接引起了北方的梁山泊農民起義和南方的方臘起義。值得說明的是，《水滸傳》描述的宋江征方臘缺乏史據。農民起義被鎮壓下去了，但北宋再也無力抵抗金兵南侵，連徽宗及其兒子欽宗也被金兵擄去。

　　兩稅制名存實亡

　　南宋的經濟比北宋有更大發展，但兩極分化也更嚴重。文官、武將、地主、商人兼并土地的規模比北宋更大，少者占田幾千畝、多者占田幾萬畝、幾十萬畝。投降派將領張俊占田最多，有60多萬畝，抗戰派將領岳飛占田最少，也有1000多畝。田稅仍實行“兩稅制”，但又新增許多稅種。有“經總制錢”——一切民間錢物交易，每千文征三十文；有“月樁錢”——農民每月向官府繳納軍餉；有“報賬錢”——也是一種軍餉；有“和預買”——說是向農民買絹，實際并不給錢；有“科配”——一種隨時可征收的攤派，等等，不一而足。南宋賦稅比北宋重好幾倍，但這些稅并不由大地主們承擔，而是由自耕農和佃戶們承擔。若沒有外族入侵，南宋遲早也要被農民起義推翻。

　　北方的金朝統治者還帶有奴隸主的野蠻性，公開掠奪，侵占民田，對廣大自耕農和佃戶除了征“兩稅”外，還要按產業征“物力錢”，按軍事需要征“軍需錢”，農民還要承擔繁重的兵役和夫役。

　　蒙古滅金30多年后定國號為元，幾年后又滅南宋，元朝在北方和南方實行兩種不同的賦稅制度。在北方，丁稅、地稅并行，每丁每年納粟三石，或每畝每年納粟三升，但丁稅、地稅不兼收。田少（百畝以下）者，丁稅大于地稅，納丁稅。田多者，地稅大于丁稅，納地稅。標準田畝產一石，納粟三升，稅率僅3％，這有利于富人。田少者納丁稅三石，稅率要高得多，這不利于窮人。馬對于蒙古人很重要，官府每年要向農民征收馬草和飼料，隔些年還要無償征集馬匹。在江南，忽必烈仍延用南宋的“兩稅制”，但正稅之外的雜稅則基本免除，以安撫人心。忽必烈以后的皇帝，一個比一個昏庸，朝廷明文規定的賦稅并不算重，但農民的負擔卻越來越重。其原因是：蒙古統治者還具有從草原上帶來的奴隸制、農奴制色彩，戰時喜歡擄掠，得天下后還常常在稅收之外粗暴地征集民力、物力；蒙古各級官員都沒什么文化，公開索要財物而不知恥；朝廷不懂理財，財用不足就濫發鈔幣，使物價持續上漲，直至幾十倍。蒙古貴族統治北方130多年，統治南方80多年，歷代皇帝竟都不通曉漢語漢字，王公大臣更是拒絕漢文化，因而漢人對他們就沒有認同感。在其統治的最后十幾年，全國各地到處暴發農民起義，朱元璋的軍隊是其中最強勁的一支。

　　兩稅制回歸和一條鞭法

　　農民出身的朱元璋當了皇帝后比較體恤農民，表現為懲治貪官，輕徭薄賦。他規定，官吏貪污60兩以上的就斬首示眾，貪污少點的也要剁指、斷手。洪武十八年，他下詔盡逮害民官吏赴南京筑城。賦稅制度則回歸唐中期、宋初期的兩稅制，但更詳細。規定：按田地種類分別納稅三升、五升、八升、一斗二升。那時，畝產量一般在一石以上，那么稅率則為3％～12％，介于“三十稅一”和“什一稅”之間，不算重。徭役是按人丁多少、打糧食多少來派的，這有利于窮人。較輕的賦稅可以刺激農民在當地安居樂業，在遷移地開墾荒地。元末打了十幾年仗，中原和南方很多地區荒無人煙，所以，明初移民量很大，山西洪洞縣老槐樹的傳說至今不衰。在與民休養生息的幾十年中，人口在恢復，耕地在擴大，糧食在增產，稅糧逐年增加。《明史。食貨志》記載：是時，宇內富庶，賦稅收入充足，除了京師存糧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庫也積存甚豐，以致腐爛不可食。

　　可是，土地兼并是封建社會的一個痼疾，明朝也不例外。明開國百多年后，納稅的田地從800多萬頃下降到400多萬頃，其中河南從140多萬頃下降到40萬頃。這一半的土地都被皇家、王府、勛戚、官僚、地主兼并去了，而且不納稅，采取的手法是：把應納的賦稅細分后攤派到本地農戶身上；把自己的地假寄逃戶、絕戶名下；買田不承擔賦稅，賦稅仍由賣田的農戶承擔。納稅的田少了一半，但朝廷的賦稅只少了1／10，可見自耕農、佃農的負擔加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