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農民大起義的著名領袖李自成帶領千百萬農民揭竿而起，推翻了明朝的統治，他襄陽建都、西安建國、北京稱帝，但由于非稅思想的影響，導致了他最后的失敗，為國家政權的建立和鞏固提供了借鑒。

　　李自成出生在明代末期，其非稅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受到復雜的歷史和社會因素的影響。明代田賦，自嘉靖以來逐漸加重，萬歷年間，借其名曰抵御遼東清兵、鎮壓農民起義、訓練新兵等，按田畝先后加征“遼餉”、“剿餉”和“練餉”，即歷史上有名的“三餉加派”，總計增賦1670多萬兩，超過了常賦一倍多，加上地方官吏的私加暗派，提前預征，繁多的勞役，農民不堪重負，叫苦不迭。在此重壓之下，貧苦農民只得逃亡他鄉。由于明延采取嚴酷的“攤逃”辦法，實行“十家連保”，“一家逃則令九家分賠，九戶逃則逼一家獨承”，“有赤子無立維之地而包賠數十畝空糧者，有一鄉屯而包賠數十項空糧者”。殘酷的苛稅盤剝，在李自成頭腦里埋下了深刻的基根。

　　同時，李自成深受重賦苛稅之害的親身經歷，也促使他非稅思想的形成。李自成是陜西米脂人，其家十世務農，父祖輩曾作過為官府催收田賦的“里役”，在其父守忠時期，天災連年，農民衣食無著，被迫大批逃亡。而官府“催督之令急于星火，參罰之例嚴于震霆”。里役守忠收不足官府規定的田賦額數，弄得破產賠貼。幼年李自成迫于生活，因向地主艾同知借貸，后艾逼債甚急，自成受辱不堪，及憤而起義。李自成不僅目睹重賦帶給勞動人民的種種苦難，他本人也深受其害，對向農民課征田賦深惡痛絕。

　　李自成領導農民起義后，其非稅思想又有進一步的發展，明確提出了“均田免糧”，“三年不征”的起義綱領，并始終信守到底。“迎闖王，不納糧”成為吸引千百萬農民參加起義的巨大磁力。崇禎十四年（1641年），新受挫折的李自成兵進河南時，兵力不到一千人，但他所到之處，不征糧，不殺掠，深得人心。攻下洛陽后，士氣大震，可謂“饑民荷鋤而往應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萬，其勢燎原不可撲”。次年，攻下湖廣重鎮襄陽，于崇禎十六年（1643年）改襄陽為襄京，建立了農民革命政權；不久，又攻克西安，建國大順；十七年（1644年），義軍攻入北京短短三年時間，農民軍以推枯拉朽之勢，席卷大半個中國，宣告明王朝的覆亡。“三年不征”與此前明王朝的強攤糧餉、無端擄掠形成鮮明的對比，李自成“不納糧”政策取得了近期巨大的成功。至此，非稅思想在李自成頭腦里已是根深蒂固。

　　農民政權建立后，起義軍已從幾千人發展到近百萬人，李自成不向農民征稅，又靠什么來維持軍需和政權的開支呢？李自成主張“殺富濟貧”，滿足軍需和政權的開支主要靠“打糧”，即抄沒官府、豪富的糧食和資財維持。如兵進河南攻克洛陽后，及時對官府、皇親、勛戚、富豪等“籍其家以賞軍”，僅在洛陽城中抄沒福王藩邸和富室米糧達數十萬石，資財、布帛無數，除約10%賬濟饑民外，其余均入充軍餉。西建國后，又籍沒明秦王朱存樞資產數百萬，并開始實行著名的“追贓助餉”政策，即強令官僚豪紳退出貪剝之贓以助軍餉。占領北京后，滿足國家政權運轉開銷一是籍沒府庫、皇宮、宗室、勛戚、大監等的財產；二是在北京及大順轄區推行“追贓助餉”。為確保“追贓助餉”順利進行，李自成在“戶政府”下設立“摧餉司”，專管其事；又在“刑政府”下設立“此餉鎮撫司”，配合刑追。北京的追餉，雖然繳得錢財無數，但過火的追餉行動引起了強烈反響，京城為之轟動。軍師宋獻策借“天變”名義，諫止其事，李自成發現追餉過火，下令停止京城追餉，對明室官史，無論是否交足派額，一律釋放回家。

　　過火的追贓助餉，不僅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國家財政的需要，而且斗爭矛頭指向全部官紳，打擊面過大，波及到普通商民，已經引起了社會的動蕩不安。當李自成撤離北京回西安后，下令全面停止“追贓助餉”，以期穩定后方。盡管后來又逐步實行按畝征稅，但為時已晚，在滿、漢地主武裝夾擊下，義軍由盛而衰，最后慘遭失敗。李自成的非稅思想雖然是明末苛稅重賦逼出來的，但卻是農民褊狹意識的反映。基于這種思想，李自成不是通過合理的賦稅制度，而主要是采用過火的“追贓助餉”取得財政收入。這就犯了打擊過寬、樹敵過多的致命錯誤，是導致他最后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見，非稅思想是沒有遠見的，因而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