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用戶掃碼下載遺產稅有利于形成健康的財富文化
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表示，中國不準備征收遺產稅，目前還沒有征收遺產稅的計劃。理由是：只有在對個人信息很清楚的情況下才能實施遺產稅。
因為個人信息制度不完善，所以不準備開征遺產稅-從這樣的因果關系表達中，我們看到，有關方面顯然是將前者作為后者的前提條件來考慮的。可是我們不禁要問，我們的個人信息制度為何到現在還不完善？我們的個人信息制度到什么時候才能夠“自動”完善？而世界上那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當初開征遺產稅時，個人信息制度是否一定就非常完善呢？
我們知道，近代意義上的遺產稅始于1598年的荷蘭，繼荷蘭之后，英國于1694年，法國于 1703年，意大利于1862年，日本于1905年，德國于1906年，美國于1916年都相繼開征了遺產稅。我不認為，這些國家當初在開征遺產稅時，相關信息制度已經非常完善了，恰恰相反，正是因為遺產稅的開征，有力地推動了相關信息的完善進程。而我們由于一直缺乏完善個人信息制度的“迫切需要”，所以完善進程也一再放緩。
充其量，個人信息制度不完善只是開征遺產稅面臨的一個困難而已，應該盡快被克服和完善的一個困難，而不是先決條件。否則，如果上述因果關系成立，那么，似乎我們的個人所得稅也不應該這么早開征，因為它同樣面臨著“個人信息制度不完善”的問題。
遺產稅是一個有力的政策導向，它告訴富人：財富越多對社會的責任也就越大；有利于促進富人在選擇被動交稅之前，通過主動捐贈的方式實現自身財富的最大價值，從而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使窮人與富人在同一方天空下生活得更和諧。舒圣祥
老板學“國學”重建個體良知
日前，北京大學哲學系專門為老板們開辦的“乾元國學教室”開班，來自全國各地的40多名企業老板來此“聞道”，學習的書目有《四書》、《道德經》、《莊子》等。
近年來，中國社會財富一族的許多行為方式超越了社會容忍的底線，包括制販假冒偽劣、偷稅漏稅、揮霍浪費、虐待勞工、荒淫無恥等等。這些行為不僅使他們無法獲得與其財富地位相稱的社會尊重，而且也誘發了所謂“仇富”心理，使他們自己也喪失了安全感。
老板們為什么會如此肆無忌憚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如果單從社會文化心理的角度來看，他們基本不受個體良知的制約，應該是一個重要原因。
近代以來，隨著西風東漸及其他復雜的原因，中國良知的傳統漸漸被遺失了。老板們的種種惡劣行為，也可以說是這種遺失的一種后果。當然，我們不能指望他們在北大聽幾天課就能重建這種傳統，但他們至少表現出了愿意親近這種傳統的愿望，這總比他們熱衷于去鉆研“厚黑學”要好吧？
有人也許會說，真正制約老板的行為還是要靠法律和制度。這個結論我是承認的。但要知道，再完善制度，也會存在縫隙和灰色地帶，在這些地方，就需要靠良知來發揮作用。更何況良知還決定了人對制度的態度：一個人愿意自覺遵守制度，那是一回事；如果他一心想和制度博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正確的態度也許應該是：我們盡可能地完善制度，使他們不敢做壞事；同時也要在他們心底重建良知，使他們不愿意做壞事。
報道中說，老板們為這次學習付出了不菲的學費，許多人還要做飛機來聽課。既然付出了如此的代價，我就希望他們在學習中能夠真正有所覺悟，而不要把它作為一種新花樣的炫耀性消費，更重要的是要在今后的為人處世當中表現出來。
因為個人信息制度不完善，所以不準備開征遺產稅-從這樣的因果關系表達中，我們看到，有關方面顯然是將前者作為后者的前提條件來考慮的。可是我們不禁要問，我們的個人信息制度為何到現在還不完善？我們的個人信息制度到什么時候才能夠“自動”完善？而世界上那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當初開征遺產稅時，個人信息制度是否一定就非常完善呢？
我們知道，近代意義上的遺產稅始于1598年的荷蘭，繼荷蘭之后，英國于1694年，法國于 1703年，意大利于1862年，日本于1905年，德國于1906年，美國于1916年都相繼開征了遺產稅。我不認為，這些國家當初在開征遺產稅時，相關信息制度已經非常完善了，恰恰相反，正是因為遺產稅的開征，有力地推動了相關信息的完善進程。而我們由于一直缺乏完善個人信息制度的“迫切需要”，所以完善進程也一再放緩。
充其量，個人信息制度不完善只是開征遺產稅面臨的一個困難而已，應該盡快被克服和完善的一個困難，而不是先決條件。否則，如果上述因果關系成立，那么，似乎我們的個人所得稅也不應該這么早開征，因為它同樣面臨著“個人信息制度不完善”的問題。
遺產稅是一個有力的政策導向，它告訴富人：財富越多對社會的責任也就越大；有利于促進富人在選擇被動交稅之前，通過主動捐贈的方式實現自身財富的最大價值，從而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使窮人與富人在同一方天空下生活得更和諧。舒圣祥
老板學“國學”重建個體良知
日前，北京大學哲學系專門為老板們開辦的“乾元國學教室”開班，來自全國各地的40多名企業老板來此“聞道”，學習的書目有《四書》、《道德經》、《莊子》等。
近年來，中國社會財富一族的許多行為方式超越了社會容忍的底線，包括制販假冒偽劣、偷稅漏稅、揮霍浪費、虐待勞工、荒淫無恥等等。這些行為不僅使他們無法獲得與其財富地位相稱的社會尊重，而且也誘發了所謂“仇富”心理，使他們自己也喪失了安全感。
老板們為什么會如此肆無忌憚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如果單從社會文化心理的角度來看，他們基本不受個體良知的制約，應該是一個重要原因。
近代以來，隨著西風東漸及其他復雜的原因，中國良知的傳統漸漸被遺失了。老板們的種種惡劣行為，也可以說是這種遺失的一種后果。當然，我們不能指望他們在北大聽幾天課就能重建這種傳統，但他們至少表現出了愿意親近這種傳統的愿望，這總比他們熱衷于去鉆研“厚黑學”要好吧？
有人也許會說，真正制約老板的行為還是要靠法律和制度。這個結論我是承認的。但要知道，再完善制度，也會存在縫隙和灰色地帶，在這些地方，就需要靠良知來發揮作用。更何況良知還決定了人對制度的態度：一個人愿意自覺遵守制度，那是一回事；如果他一心想和制度博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正確的態度也許應該是：我們盡可能地完善制度，使他們不敢做壞事；同時也要在他們心底重建良知，使他們不愿意做壞事。
報道中說，老板們為這次學習付出了不菲的學費，許多人還要做飛機來聽課。既然付出了如此的代價，我就希望他們在學習中能夠真正有所覺悟，而不要把它作為一種新花樣的炫耀性消費，更重要的是要在今后的為人處世當中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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