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發生在2003年的中國稅收大事，最為搶眼的可能是兩件。一是稅收收入在經歷了非典的強烈沖擊之后，仍然延續了高速增長的勢頭，而且增勢更猛。目前，全年增收額超過3000億元已在囊中。甚至可能沖上3400億元高臺，增長率將在20％左右。另一件事是，與現行稅制相伴十年之久的出口退稅矛盾，終于有了一個至少目前看來比較適當的解決方案——出口退稅機制改革。作為稅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它于去年9月底公布并從今年1月1日起實施。

    前一件事，應當說有點出人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記得去年四、五月間非典肆虐的時候，為數不少的經濟學家曾經預言，2003年的稅收收入將隨著GDP增速的下降而大幅減少。然而，早在幾個月之前，人們就已經發現，稅收情勢并非像許多人預言的那樣糟糕，反而成為歷年增收規模最大的一年。之所以如此，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中國是一個有著特殊國情的國家。將外來的、在許多國家應驗的分析方法不加篩選地用來判定中國的事情，肯定要有出入甚至有較大的出入。這啟示我們，把握好國情是對中國經濟問題進行恰當分析的前提條件。在引用國外的很多分析工具的時候，要注意它們同其所植根的經濟社會環境之間的相關性。

    后一件事，可以說是人們翹首以待、謀劃已久的新一輪稅制改革正式啟動的信號和標志性成果。從現行稅制實施的那一天起，就伴生了圍繞出口退稅而產生的諸多方面矛盾。以出口退稅率為代表的出口退稅機制幾經調整，仍不能適應形勢變化。矛盾越積越深，最終使得決策層痛下決心，實施包括下述幾項內容在內的一攬子方案的改革。（1）對出口退稅率進行結構性調整，適當降低出口退稅率。（2）加大中央財政對出口退稅的支持力度。（3）建立中央和地方財政共同負擔出口退稅的新機制。（4）結合出口退稅機制改革推進外貿體制改革，調整出口產品結構。（5）累積欠退稅由中央財政負擔。且不論這一重大改革將對宏觀經濟的運行產生怎樣的積極效應，它至少表明，現行稅制同國情之間的矛盾已經成為催生新一輪稅制改革的重要因素。出口退稅機制改革事實上已經寫入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文件，這亦表明，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新一輪稅制改革已經走入中國人的生活之中。

    前后兩件事——稅收高增長與新一輪稅制改革，一旦聯系起來，還會使我們看到更多、更富有啟發意義的東西。比如，持續多年的稅收高增長，在迅速提升了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同時，也迅速提升了企業和居民的實際稅負水平。對此，我們雖然可以用政府并未采取增設稅種、提高稅率或擴大稅基等方面的行動來論證稅收增長不屬于增稅，但不管怎樣，在既定的GDP規模內，政府拿的多了，留給企業和居民的就少了，這總是一個基本常識。問題只是，除了GDP的增長之外，支撐稅收持續高增長的原因似乎只能歸結于稅收實際征收率的迅速提升。這幾年，計算機技術應用于稅收征管，金稅工程一期、二期、三期相繼上馬，“一窗式”服務普及全國，技術手段的推陳出新和不斷躍升將稅收征管水平帶上了高層次。征管水平上去了，并且同隊伍素質的提升和征管機制的創新結合起來，稅收的實際征收率自然要在以往不那么高的基礎上以一個不同尋常的速率提高。初步的估計數字在過去的10年間，其提升幅度至少要以10個百分點計算。

    然而，在任何時期、任何情況下，大到一個國家的整體稅制設計，小至整體稅制中某一單個稅種的稅制安排，總是以取得既定規模的稅收收入為基本著眼點的。不過，既定規模的收入并非稅基和稅率兩個因素的乘積。由于現實生活中的稅收實際征收率永遠不會達到100％，故在設計稅制時，無論是稅基的選擇，還是稅率的安排，都要“寬打窄用”——將當時實際征收率的因素放入其中，將稅基定得寬一些，把稅率調得高一點。我國的現行稅制，無論稅基還是稅率，都是根據1994年稅收征管狀況所能達到的稅收實際征收率而確定的。如果當時的實際征收率能夠達到目前的水平，稅制安排特別是其中的稅基和稅率，很可能不是現在這樣。比如增值稅，我們可能并不需要如此寬的生產型稅基，也不需要如此高的17％的稅率。注意到稅收實際征收率迅速提升這一事實，重新審視企業和居民的稅負水平，并對現行稅制進行相應變革，也就成為不言而喻的事。

    再如，重新審視企業和居民稅負水平并相應變革稅收制度的必要性，早在幾年前就被人們所認同，甚至早已有了比較成熟的方案。之所以久拖不決，惟恐稅收收入因此減少或增幅下降，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稅務部門雖曾提出過“有增有減的結構性調整”設想，但有增有減——稅收總體規模基本不變——畢竟要達到稅制優化的目的，從實施調整到目標到位，要經歷一個過渡期。稅收收入在此期間可能出現的波動亦不免使決策困難。也就是，搞稅制改革要花錢，要花錢就得有錢的來源。能否找到錢，為新一輪稅制改革的啟動鋪平道路，是我們一直在苦苦追尋的事情。注意到2003年的稅收收入增幅創歷年新高，有望實現的3400億元增收額中的一半為超預算增收，超預算增收的部分并未許下婆家———對應的支出項目。因此，這筆錢及今后幾年的類似款項，首先可以用來支持擬議進行或亟待進行的新一輪稅制改革。

    又如，在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稅制改革曾作為一項重要內容并為整體改革的推進發揮了“鋪路搭橋”的作用。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龐大的系統工程中，稅制改革不僅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事項，而且還必須充當突擊隊，為改革向縱深地帶挺進“鋪路搭橋”。出口退稅機制的改革可以作為一個例子。在今天的形勢下，出口退稅機制不改革，就不能適應加入WTO后的國際經濟環境，就難以協調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財政關系，亦不利于調整出口退稅結構、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故而，當矛盾積攢到一定程度、到了不實施改革便難以為繼的地步，出口退稅機制改革的大幕便非拉開不可了。

    由出口退稅機制改革想到增值稅、消費稅、企業所得稅的改革，再想到個人所得稅、城鎮建設稅費改革以及城鄉稅制一體化的建設目標，可以認定，形成于10年之前、運行了10年之久的中國現行稅制，在10年之后的今天，已不能適應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的確到了必須啟動新一輪改革的時候了。當然，由于各稅種的特點各異，其表現出來的同現實環境之間的矛盾沖突不盡相同，因而改革可以分步實施，不必一攬子推出。可以成熟一個推出一個，有多少錢辦多少事。但是，不管怎樣，在當前的中國，啟動新一輪稅制改革的良機已經到來。

  作者：高培勇（中國稅務報專家指導會成員，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