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一方面政府加大了在基本建設、教育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財政支出，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1997年的o.78％增至2003年預算的3％左右；另一方面‘我國城鄉整體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已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兩極分化現象相當嚴重。有鑒于此，對現行的個人所得稅應加以改革和完善。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筆者認為，改革的主要思路應是簡化稅制、擴大稅基和體現中性原則。

　　一、由分類稅制向綜合稅制轉型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課征模式是“分類所得課稅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一方面征收不公平。扣除不合理，同等收入的人稅負不同；另一方面征收效率較低，易形成合法避稅。而分類稅制的主要特點，即對勤勞所得與非勤勞所得實行差別稅率，也由于經濟的發展和現行稅率結構欠合理等原因未能很好地體現出來。因此，個人所得稅課稅模式的改革勢在必行，應當盡快向“綜合所得課稅模式”轉型。

　　由于“綜合所得課稅模式”具有能夠較好體現量能負擔的公平原則，有利于增加稅收收入，以及培養公民納稅意識等優勢，已被世界各國普遍采用，這其中既包括歐美發達國家。也包括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具體到我國而言，從分類稅制向綜合稅制轉型對當前我國個人所得稅收入的影響不會很大。這是因為我國個人所得稅收入主要來源于工薪所得和利息所得等易于掌控。又可通過代扣代繳制度進行征管的項目。在綜合稅制下，仍可對這些收入銨一定比例征收預提稅，同時還可要求納稅人分期預繳一定數目的基礎稅額。以保證稅收收入的連續和穩定，如曰本規定預繳基礎稅額為上年應納稅額減去上年通過源泉扣繳方式征收的所得稅額后的余額。

　　一旦實行綜合所得課稅模式，原則上多種稅率并存的局面也將隨之結束。代之以單一的稅率。但在實際操作中，考慮到監控的困難。利息、股息、紅利所得和偶然所得等收入可以獨立于綜合稅制之外繼續按29／o的比例征收。在這方面，很多國家采取分離的辦法，如韓國即于1997年后暫時將利息和紅利所得稅排除在綜合稅制之外，分別征收20%和22％的比例稅。

　　二、開征附加福利稅擴大稅基

　　目前國外對于附加福利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一般認為其應該包括雇主給予雇員的所有非貨幣化的利益，但一些補償津貼、獎金、家庭補助及其他現金支付形式有時也應歸入此類。附加福利一般能享受優惠的稅收待遇，導致對稅基的侵蝕，在以擴大所得稅稅基為目的的稅改政策環境下，對附加福利征稅是增加稅收收入的重要舉措之一。開征附加福利稅的另一原因是，如果只對一般所得征稅而對附加福利實行稅收優惠，那么將會超越市場而影響資源配置，從而違反了稅收中性的原則。易形成合法避稅。此外，有跡象表明高收入者更有可能獲得附加福利。這意味著未對附加福利綜合課稅將使整個稅收負擔具有了“累退性”。

　　基于上述考慮，世界各國普遍對附加福利征收所得稅。然而具體的征管方式有所不同。通常將附加福利稅納入綜合稅制中對個人征收，但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家選擇對公司征稅，由于存在稅負轉嫁，實質上都是由雇主和雇員共同承擔稅負。現今我國企業向雇員提供的附加福利主要有交通福利、電話福利、娛樂津貼、住房福利和低息貸款等。若對個人征稅則困難較大，應按收入來源向企業征收單一比例稅，其稅率應盡可能與一般人獲取等值現金收入的工薪所得稅率相等，以保證稅收中性，堵住避稅的缺口。

　　三、在綜臺稅制基礎上改革費用扣除標準

　　個人所得稅的費用扣除主要由為取得收入必須支付的有關費用（以經營費用為主）和有關活動所必需的生活費用（即基本扣除）兩部分組成。國外一般提供兩種基本扣除模式以供選擇：標準扣除模式是從總收入中一次性扣除一個固定額；分項扣除模式則對各項開支分別規定扣除額。考慮到我國目前的征管能力和實際扣除情況，應維持目前的標準扣除模式，而這一標準在綜合所得課稅模式下應是統一的，并以年為單位扣除。

　　現行的基本扣除標準有三種，一是工薪所得，采取銨月扣除辦法；二是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和財產租賃所得，采取按次扣除辦法，費用扣除受到收入來源多寡的影響較大；三是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和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現行稅法只規定了成本、費用以及損失等經營費用的扣除，并未規定基本扣除。顯然，新的基本扣除標準應以現行的工薪所得扣除標準為基礎。但扣除額可以適當提高，以12000元／年 （1000元／月）為宜。

　　四、調整和簡化稅率結構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減少稅率檔次已成為全球范圍內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共同趨勢之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霍爾‘拉布什卡單一稅（又稱阿梅。沙爾被單一稅）思想，它最初的設計目的是取代美國現行的公司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和遺產稅。盡管單一稅率的思想因“累進性小于多檔稅率，特別是把一些稅收負擔從宣人身上轉移到中產階級身上”而招致批評，但是其簡化稅制的構想和高起征點的特點都是值得借鑒的。在此基礎上。對少數高收入者設計至少一個高稅率不但彌補了單一稅率調節高收入不力的缺陷，而且也增加了稅收收入，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都采取這種辦法。我國現行工薪所得稅稅率為9級超額累進稅率。如果算上標準扣除（零稅率），實際是10檔稅率。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其中適用于超高收入（5000元以上）的稅率過多。

　　現今我國的國情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很大，個人所得稅的收入基本源自極少數的超高薪收入者。排除地域對收入的影響，僅以北京市為例。上表反映的是2D1年北京市1000戶城鎮居民家庭基本情況，如果僅按就業人口計算月平均收入，減除1000元／月，則5 個收入等級每月的平均應稅所得分別為：14元，303元，525元，777元和1446元。因為位于中等偏下和中等收入戶的收入低于平均收入。所以可以得出以下結論：至少20%的人基本無須納稅，30%的人適用第1檔稅率。40%以上的人適用第1、2檔稅率。換言之，其余的7檔稅率都是為占人口比重不足 10%的高收入者設計的。

　　從收入情況來看，2001年北京市個人所得稅收入達到79.5億元，而年底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為3536.3 億元，由此計算的利息稅收入加上上述5個收入等級平均收入應繳納的稅款，總量只有十幾億元（其中對利息的征稅也主要由高收入者繳納），也就是說，稅款的絕大部分仍是由剩余的不足10%的高收入者繳納的。

　　與現行稅法相比，該方案具有以下特點：

　　1.前三擋稅率與現行稅法相同，不作改動。

　　2.維持現行稅法第4檔的級距不變，但稅率適當調高。從這一檔開始的各檔級距都是稅收收入的主要來源。由于前三檔的稅負低于現行稅法，因此這一檔的稅率將決定從哪個收入水平開始稅負會高于現行稅法，故稅率應根據政府照顧特定收入群體的原則在20%一25％之間選擇。

　　3.將現行稅法的第5、6檔級距合并，按第5檔稅率征收；將現行稅法的第7、8、9檔級距合并，按第8檔稅率征收。即對于“超過20000元至 60O00元的部分”按30%的稅率征收；對于“超過60000元的部分”按40%的稅率征收。在保證對極少數高收入者設計了兩個高稅率并以此取代了現行稅法中的后5檔稅率，這樣，一方面降低了邊際稅率，鼓勵多勞多得，同時對于月收入在1萬元一1.5萬元之間的納稅人而言，其稅負將高于現行稅法規定的稅負。

　　五、維持以個人為單位的納和稅模式

　　家庭是以婚姻或血統關系為基礎的社會基本單位，個人所得稅原則上應以家庭為納稅單位，因為區分納稅人的家屬、撫養人口的有無和多少來確定給予稅收優惠的程度。更符合量能負擔的原則。然而在具體實施中各國卻普遍采取以個人為單位的納稅模式，究其原因，主要是以家庭為單位納稅將給稅收征管工作帶來很大困難。

　　一套改革方案必須盡可能照顧所有人的利益，否則便有失公平。在納稅單位的選擇上首先要考慮家庭的規模效應：

　　第一，如果家庭成員的邊際稅率不同，那么邊際稅率高者可以通過聯合申報享受邊際稅率低者未使用完的低稅率優惠。

　　第二，因為家庭中存在公共品，所以人均生活費用往往隨著家庭規模的擴大而減少。

　　上述效應決定“將全家人的收入合并申報納稅”并不是一個理想的申報模式。部分國家允許夫妻兩人將收入加總以照顧夫妻間收入差距較大的家庭，但其計算標準不是普通標準的兩倍，而是為夫妻聯合申報單獨設計一套稅率。如果照顧了夫妻家庭，那么也應給予單身戶主額外的優惠以示公平，即扣除其在家庭公共品方面的支出，換句話說。還要設計一套稅率和費用扣除額。現階段我國大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還很低，納稅單位引發的公平問題并不十分突出，以目前的征管能力實行區別對待方案將得不償失，因此維持原有簡單的納稅模式符合我國目前的國情。

　　綜上所述。綜合所得稅制是未來我國課稅模式的最佳選擇，也是與國際接軌的必然趨勢。在此基礎上應擴大稅基并調整和簡化稅率結構，同時繼續把重點放在加大稅收宣傳和對非工薪所得的征管力度上，盡可能把“跑、冒、滴、漏”的部分追回來。此外，全社會還應當加大參與力度‘包括實現貨幣電子化，盡可能減少現金交易，統一身份證號碼等，為最終建立一套完善的稅收機制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