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國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從財政包干體制變為分稅制，將同經濟發展直接相關的主要稅種劃為中央和地方共享稅，將適合地方征管的稅種劃為地方稅。作為第一大稅種，增值稅按七五、二五比例中央和地方共享（《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國務院93國發85號頒布日期： 1993.12.15實施日期：1994.01.01].而正是這部分地方稅款，對于地方的財政開支來說，是舉足輕重的。如果爭取到更多的投資項目或上級財政下撥的各種資金，當地稅收增加財源自然擴大，使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能得到較大的改觀，同時也突現出地方政府的政績。

　　現有的財政轉移支付分為一般轉移支付（無條件撥款）和專項轉移支付（有條件撥款）兩類。“一般轉移支付”主要體現為中央對地方的財力補助，地方政府可以自主安排支出，增加地方財政實力，解決中央與地方財力分配縱向不平衡問題。這包括稅收返還、原體制補助以及1995年開始實施的過渡期轉移支付辦法等。“專項轉移支付”則主要服務于中央的特定政策目標，地方政府應當按照中央政府規定的用途使用資金，包括中央對地方實行的工資、社會保障、環保、抗災救災、扶貧幫困等方面的轉移支付。由于“僧多粥少”，因此，這些無償劃撥和專項劃撥資金當然也是“稀缺資源”，成為各地垂涎的蛋糕，爭先恐后“創造條件”來“跑部錢進”。

　　一些地方裝窮去“跑部”，目的是使自己更有條件爭取扶貧資金和優惠政策；一些地方冒富去“跑部”，目的是令人相信自己有財力有條件可以上某些項目并爭取上級資金支持。總之是“會哭的孩子多吃奶”，“會哭”就代表“會跑”。但是“跑部”如何“跑”才能“錢進”？這個“跑”字里面究竟有多少“貓膩”呢？要支出多少的“成本”呢？哪些個人從中得到什么好處呢？跑回來的錢是否真正用于實處呢？

　　每次人大會議期間，每到年終歲未，各大管錢、管投資、管項目的部委門前，就聚滿了前來“跑部”的地方官員，車水馬龍，甚是熱鬧。據有關媒體報道，此間有些部委中的某些官員下班后比上班時還忙，有時甚至出現同時接見不同省市進京“跑部”人員的場面，一些地方跑部的官員甚至能如數家珍地說出一些掌管項目審批權的官員的愛人癖好什么化妝品，孩子喜歡什么玩具。這真是一種怪現狀！有學者直指“這是在冠冕堂皇的搞腐敗，最起碼也是一種無序競爭”。

　　早在 2000年，審計署的一項審計報告稱，1997年至1999年上半年，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共向全國592個國定貧困縣投入扶貧資金488億元，經審計，查出扶貧資金被擠占挪用、虛列支出、轉移資金和私設“小金庫”達43.43億元，占被審計扶貧資金總額的20.43%.

　　各地方政府為了確保財源，自然是想方設法加大投資上項目，甚至想方設法爭取大項目，造成各地在招商引資方面引發競爭，如土地價格的優惠、稅收的優惠（在二五分賬之中和地方稅之中減免，但可以將蛋糕做大來彌補優惠的損失）等等。因為其他方有項目而自己沒有，或有項目而自己競爭不過其他地方，最終損失的還是自己當地的財源。例如，當地增加了一年納稅一千萬的企業，當地就增加250萬的財政收入（要按地方級別從中央稅收中財政返還而定），還有屬于地方稅的收入和帶動當地的其它產業和就業等間接的地方收益。所以有些政府官員說，“不講GDP的就是傻瓜”，這是最好的寫照。

　　在現有的財政稅收體制下，地方必然著迷于追求GDP的增長，也就必然導致重復建設（其它地方上馬的項目他們也要上）、地方保護主義（不讓其它地方的商品進入當地參與競爭以保護當地企業）、農民在土地上的利益受損（降低征用土地價格來降低投資者的投資成本）、政績工程的泛濫（也可以增加GDP）、銀行壞帳的增多（用行政干預等方法取得貸款來進行政府的投資或當地企業的投資，但投資效果并不理想）等一系列的問題。而更嚴重的還是導致地方政府的權力與資本（包括境外的資本）結合在一起，導致腐敗現象的不斷發生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受損，影響政府和執政黨的執政聲譽。

　　我國連續多年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都超過兩位數，增幅明顯高于GDP的增長幅度。2003年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達到55118億元，是GDP增長率的近三倍，占116694億元GDP的 47.2%；但中央項目只占14.2%/，增幅-2.7%，地方項目卻占85.3%，增幅為36.2%.2004年頭兩個月固定資產投資甚至增長53% [資料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并計算].這實質上都是用加大固定資產投資方式來拉動GDP增長，更是以地方主導為主的投資。而這種以加大固定投資來拉動 GDP增長的方式，使中國的宏觀經濟和社會發展出現嚴重問題，如能源資源供應不足、環境污染嚴重、農業耕地減少、失地農民增多、金融（包括匯率）出現隱患、社會物價上升等等，這也正是中央出臺宏觀調控政策的主要原因。

　　不知道各地那么多的漂亮工程（包括有貶義意思的“形象工程”）是否全部屬于民生建設，那么為什么我國連續二十多年的GDP增長速度接近兩位數，而社會保障仍然未能覆蓋到農村？為什么我國人均GDP已超過1000美元，而貧困人口反而增加80萬？為什么我國的整體經濟實力大幅度提升，而《教育法》和《義務教育法》仍未得到全面落實？總的來說，就是為什么各地固定資產投資增幅一直高于GDP增幅，但于民生項目的投入增長幅度是否有同步增長呢？

　　這些過于片面地追求經濟發展而忽視民生的結果，是與目前的財政稅收體制和政績考核制度有極大的關系。因為只有GDP的快速增長，才能凸顯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而導致過度追求GDP的增長；也只有GDP的增長才能使地方得到更多的財政收入，才有財源投入到那些民生項目中；但將有限的財源投入到民生項目中，短期對GDP增長起不到多大的作用，還可能會影響到 GDP的增長而影響政績。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簡單的本應不是“怪圈”的“怪圈”，最終形成了我國經濟發展與民生發展的不平衡現象，暴露出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各地方過于片面地追求GDP增長的沖動，造成我國幾次的因地方政府主導型的投資過熱，需要中央出臺宏觀調控政策，但均是以行政性的調控為主而非市場或市場杠桿性的調控，市場經濟建設和經濟發展中的行政色彩一直未能淡去，這也是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中多次出現一“收”就“死”、一 “放”就“亂”的兩難問題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我國就在這多次的“收”與“放”、“死”與“亂”中造成極大的資源浪費和經濟損失。

　　因此，現有的稅收、財政支付轉移制度及官員政績考核制度必須改革。